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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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坚决反对腐败，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也是由我们的发展的性质决定的。我们的发展是廉洁发展。所谓廉洁发展是指我们进行的发展是有助于减少腐败机会发生的发展。这是一种防止既得利益集团获得巨额垄断利益的发展，是一种防止官商勾结的发展，是与不法企业主进行斗争的发展。廉洁发展是指发展不但是高效率的，而且是具有好的品质。一、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当前我们国家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资腐败”

2、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具体来讲，腐败现象具有的特点：其一，群体化。像湖南省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腐败案发后牵涉人员达160余人；“慕马腐败大案”中涉案人员达142人；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2009年8月原巢湖市委书记周光全被判处无期徒刑，随着周光全的被查处，安徽省巢湖市有14名党政官员受到免职处分或被判刑，这些被处理的官员都有着向周光全行贿以谋取利益的“不良记录”。可以说，一些腐败败露后，往往引起了所辖地区官场的“大面积塌方”。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

3、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其二，高官化。近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纪委、监察部查处了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一批高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公开资料统计，200

4、3年至2007年的5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7人。2009年8月27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通报了对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处理结果，决定给予陈绍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这是最近的一起省部级官员“落马”案。海外媒体对此评价道，2009年1—8月，“6名副省级以上官员被集中查处，彰显出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9月份后又相继查处了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李堂堂的问题。12月份查处了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的党组书记、副总裁张春江的问题。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  

5、 其三，巨额化。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则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2009年已经基本查明涉案的31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1.098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2009年7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做出一审判决，认定陈同海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6、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经审理查明，1999年至2007年6月，陈同海利用其担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牟取利益，收受他人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9573亿余元。   其四，期权化。“权力期权化”交易的是一种“权利”，其不直接涉及钱物，因而形式和过程隐蔽，相互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腐败分子进行权力操作可以用“扶持企业、促进发展”为借口，即使损害国家利益也可以用“改革代价”遮掩，过程隐蔽，其交易方不是在职干部，甚

7、至可能不是其本人，对象和内容上都较为隐蔽。“权力期权化”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它可以是权力享受权力回报，离职前在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为自己遥控权力作打算；可以是权力享受资本回报，在位时为企业牟利，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也可以是资本享受权力回报，利用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换取企业股权或创业资本。不仅可以为自己预留“出路”、“退路”，还可以“封妻荫子”，由受益方资助亲人子女出国留学或提供创业资本。如广东省原高级法院院长麦崇楷就为其子换取了数百万的企业股权。   其五，潜规则化。

8、从文化上看，我国乃是一个宗法伦理社会，血缘观念极强、法制观念薄弱，这种特定的文化观念也为腐败行为的发生孕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