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与汪曾祺文化理想的异同_以_边城_与_受戒_为例_方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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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语言文学论沈从文与汪曾祺文化理想的异同———以《边城》与《受戒》为例方锦煌(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01)摘要:《边城》和《受戒》作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代表作，其蕴含的文化理想有明显的共同点，也有难能可贵的异质性。从时代背景、人生矛盾和精神内涵等方面，对《边城》和《受戒》的文化理想进行解读，从而更好地理解作品蕴藏的审美价值和沈从文与汪曾祺之间的诗学联系及差异。关键词:沈从文;汪曾祺;文化理想;《边城》;《受戒》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5645(2013)04－0089－05的反思，这些时代主题也在无形中透过纯粹的乡0引言村反映在作者的文化理想里。《受戒》诞生于20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汪曾祺小说的发表，世纪80年代，人们刚从十年文革的噩梦中醒来，评论界惊奇地发现汪曾祺小说与沈从文小说有着便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长期受压抑的人性、关颇多共同之处，如同样倾心于对民间风俗的描绘，于历史问题的追问与反思、如何继承和发扬民族强调对美好人性的挖掘，结构的随意和抒情的真传统、如何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净化人心，成为了社挚等等。评论者大都将方向转向对沈汪二人作品会和文学亟需解决的问题。由于时代文化背景的风格即艺术形式的比较，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相似性和时代问题探讨的延续性，我们在《边城》时代背景和个人文化理想对作品的影响。文化理和《受戒》中发现了其文化理想的相似之处和些想，作为作者在作品中蕴含的文化追求和理想寄许独特的地方。托，对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审美价值具1．1政治的疏离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试从时代与主题、矛盾与追20世纪30年代初无产阶级文学开始兴起，求两个方面，分析《边城》与《受戒》中所寄寓的文“文学革命论”、“文学工具论”甚嚣尘上，文学界化理想的异同。存在着否定五四传统，否定文学的自由主义倾向。不满无产阶级文学激进主张的自由主义作家逐渐1时代与主题从五四作家群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文学流派，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时代的风云变幻极大地京派代表作家、理论家梁实秋、朱光潜、沈从文公改变着人们的遭遇和心理，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开宣称文学应与政治保持距离，表现人性。为了作品的思想和主题。《边城》问世于中华民族灾艺术的健康与纯正，他们与“左联”摆出了对战的难深重的20世纪30年代，其时中国面对着帝国姿态。沈从文对牺牲文学审美价值把文学完全当主义的侵略、军阀的混战、封建残余势力的压迫，做政治宣传工具的现象更是深恶痛绝:“你们多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民族危机的激荡、现代文明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收稿日期:2013－04－19作者简介:方锦煌，男，福建漳州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89— 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2卷4期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语善良的农民品格，这种远离政治回归现实的写作言上，甚至于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我的作策略，在当时看来颇具勇气和创造力。也正因为品没有这样也没有那样。你们所要的‘思想’，我其独立的文学追求，成就了二者同为经典的魅力。［1］6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义”。《边1．2人性的张扬城》正是作者坚持独立思考远离简单政治评判的在摆脱了政治简单化的局限之后，沈汪二人产物。所以《边城》并没有像当时许多作品那样并没有放弃时代赋予文人的郑重嘱托，他们不约怀着愤怒的情感去揭露旧社会的黑暗，期待社会而同地把优秀品格的培养、美好人性的传承当成的变革，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原始、野蛮的湘西边拯救民族和国家的重要出路。社会现实对人性的陲，通过茶峒山城酉水小溪美好风光的描绘将读压抑与人们对美好人性的希冀形成强烈的对比，者带进了与世无争、美好纯洁的传奇世界。这里“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3］413作者有意隐藏了峻急的革命形势，描绘“在这小望”。对美好人性的礼赞是沈从文和汪曾祺城中生存的，各人自然也一定皆各在分定一份日作品的共同特质。［2］68子里，怀了对于人事爱憎必然的期待”，关注《边城》中天真可爱如“小兽物”一般的翠翠，湘西乡下的“常”与“变”，可以说是与当时宣传革吃苦耐劳、憨厚老实的老渡人，慷慨豪放的顺顺，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创作主流相悖的，所以“结实如老虎”却又和气亲人的天保、傩送兄弟，《边城》一问世就被指责为脱离时代、反对革命、都寄托了作者对于朴实善良人性的向往与追求。醉心田园牧歌的落后文学，这一论断直接导致20就算是在为生计不惜出卖身体的妓女身上，也具世纪40年代以后对沈从文的批判以及其文学生有难得的真性情:对心爱的男人有了疑心，“性格命的死亡。弱一点儿的，接着就在梦里投河吞鸦片烟，性格强［2］61－152《受戒》诞生于文革结束、文艺复苏的20世一点的，便手执菜刀，直向那水手奔去”。纪80年代，其时人们开始拿起文学的武器，批判《边城》里的人们重义轻利，如渡船人收了钱好像“四人帮”所犯下的恶行，反思历史的经验和教是受了侮辱一般，急忙把钱还给赶路人，里面的每训，倾诉自身的遭遇和苦难。“伤痕文学”、“反思个人物都有近乎完美的品格，让人无从指责，这与文学”、“改革文学”等蜂拥而起，作家们急切地以作者“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政治性眼光对国家、历史进行评判。然而汪曾祺‘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1］5却出人意外地把江南水乡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式’”的写作动机有直接的关系。一生以“乡将和尚明海与村姑小英子的世俗生活展现在人们下人”自诩的沈从文，用自己诗意的文字构筑了面前。作品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与歇斯底里的倾一个无论风景还是德行都堪称典范的“世外桃诉，而是用清新淡雅、细腻动人的笔触，展开了一源”，同时也满足他对完美人性、美好世界的幅充满民间气息的水乡风情画。汪曾祺的民间话想象。语无疑给当时纷繁热闹的政治话语带来了巨大冲《受戒》里的和尚也让人印象深刻。二师傅击，重新唤醒了沉默已久的生命活力和市民气息。仁海不仅有老婆，每年夏秋之间因为庙里凉快还由于《受戒》过浓的人情味，“描写和尚的情事”，可以在庙里住几个月。三师傅年轻漂亮，有唱歌其发表亦屡遭挫折，终在《北京文艺》得以付梓。“耍杂技”的特长，也能勾引小姑娘。二师傅和三与恩师沈从文所遭受的长期的冷遇不同，汪曾祺师傅不仅吃肉而且打牌，佛门的一切清规戒律仿迎来的是久放的鲜花与掌声。佛都不存在。“他凸显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合礼我们知道，《边城》和《受戒》都在一定程度上仪规矩的性爱，而在于那些越轨破戒的性爱。那偏离了当时关注政治的文化潮流，没有“传声筒”些小说人物之所以破戒求爱，乃是寄寓着对于美［4］276式对革命的宣传，也没有急功近利地表达对社会好人性的诗性向往”。因此破戒并不意味着低政治的看法，而是潜入到乡下的一隅，用抒情而清俗或沦落，而是象征了人性突破坚硬的社会伦理新的语言表达自己美好的想象和理想，刻画朴质外壳回归真实的努力。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中，—90— 方锦煌:论沈从文与汪曾祺文化理想的异同语言文学人们深受封建礼教的压迫，“文革”中所暴露出来陶冶下培养出了健全的人格，道德上保有无可替的人性缺点，正是在沉重历史文化负担中畸形人代的优势。他们充满野性、敢爱敢恨，在价值和行性的折射。《受戒》有意将“受戒”作为文章的中为上皆顺从自己天生的秉性，这点可在天保、傩送心，作者表达的并不是“受戒”的过程，而是“受兄弟关于谁娶翠翠的对话中可以看出。而汪曾祺戒”的最终目的，即美好人性的皈依。汪曾祺希借鉴的则是江南水乡特有的温婉脱俗的民间文望“受戒”的不是和尚明海一人，而是千千万万个化，这里是中原文化和吴楚文化的交汇之处，既有在沉重文化中丧失纯真人性的人民。无论是《边儒家的温和敦厚，又有道家的率性自然，加之和缓城》还是《受戒》，作者有意拔高和贬低现实中真的流水、静静的山丘，培养出了柔和而率性的性实的人生形态，在去“道德化”的过程中，驱除文格。然而无论是西南少数民族文化，还是南方特明制度的魔障，塑造心中理想的道德形象，还世界有的水乡文化，在沈汪笔下都是以展现中华民族以原始的人性的本真。这两部作品对于自由本真优秀品德为目的的，正如金介甫在《沈从文笔下人性的召唤，不仅沟通了道家道法自然、去除遮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中所说的“沈从文笔下的湘蔽、致虚守静的精神传统，更丰富了20世纪以来西人具有异乎寻常的气质，但我们在整个民族传［5］44拯救人类、摆脱生存困境的精神手段，体现了中国统大范围内能找到它的涵义”。他们作品中传统文化的自我救赎和崭新生命。的民族意识以及文化意义也终在20世纪80年代1．3民族的启蒙以后重新得到人们的认可。这两部作品在对自然人性的赞美背后，其实2矛盾与追求也隐含了重塑民族品德的目的。对政治性文学的遗弃，并不代表对民族前程的漠视和民族苦难的如果说在对政治的疏离、人性的张扬和民族回避。假如说沈从文在20世纪30年代重塑民族的启蒙等作品主题上，沈从文、汪曾祺由于相似的品德是对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回应，那么汪曾祺时代背景，其作品表现出大同小异的价值取向，那“回到民族传统”的呐喊则是对鲁迅、沈从文塑造么二者作品中体现的理想矛盾和现实思索，则表健康国民品格在新时期的继承。正如沈从文在现出难得的异质性。下面拟从生活想象、情感内《边城·题记》中所说的:“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蕴和诗性追求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二者各具特色的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文化理想追求。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2．1生活想象［2］59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关于《边城》和《受戒》，大多数人会注意到二汪曾祺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中也曾有过类似者的相似之处，即环境的优美、道德的完善和人性的表达，希望人们保持对朴实希望的坚守。依沈的坦诚，却往往忽视了二者的区别。在《边城》堪汪二人看来，在保持艺术独立性的同时，作品应该称经典的描述中“凡有桃花必有人家”，“永远那注重对时代民族性的刻画与批判，从而使民族真么妥帖”，“无一地无一时不是使人神往倾心”，这正走向复兴，这是他们所处时代的要求，也是他们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陶渊明的“桃源”仙境，似住在对自我的要求。他们所要完成的，就是为中华民边城的也仿佛都是世外高人。“凡……必”“永族树立一面镜子，让中国人看到自己的高尚处和远”“无……无”等持肯定用语的应用，更强调出粗鄙处，弃恶扬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翠翠和了“边城”犹如仙境般的永恒与美好。在这里可英子、傩送和明海的人物形象都那么完美，能够激看出作者特意美化的嫌疑，“边城”近乎仙境，仿发人们对民族优良品德的向往和追求。佛是神的居所。而汪曾祺在《受戒》中描述的景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借鉴民族文化资色则处处有世俗的影子:“荸荠庵的地势很好，在源这一点上，两者又有着各自的特点。沈从文吸一片高地上，这一带就数这片地势高，当初建庵的收的是湘西少数民族的刚猛、质朴、正直的原始活人很会选地方。门前是一条河。门外是一片很大力，他们位居边陲，未受文明的教化，却在自然的的打谷场……不知哪一位名士撰写了一幅对联—91— 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2卷4期［6］322－343……”。汪曾祺作品中的民间气息似乎更的人也在无可奈何的等待中听任命运的摆布。这浓厚些。不仅写景如此，两者写人也表现出了这种隐含在作品中的沉重悲痛感，不仅来源于沈从种差异。《边城》中的翠翠、老船夫以及杨马兵，文身上与生俱来被压迫着的遭受血腥镇压的苗族诚实守信善良敦厚，没有一点人格的缺陷，表现出血液，同时也有着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加剧极高的道德境界，有着近乎完美的品格;而《受而生成的危机感和漂泊感。他对民族的未来人格戒》里则有着把偷鸡人当成“正经人”的描写，甚的培养始终是悲观的，白塔的倒塌与重建似乎并至对偷鸡用的“铜蜻蜓”做了绘声绘色的描写。没有改变村民的命运，而这点微不足道的寄托在后者似乎更在意民间原生态的书写，更多地展现建筑和风水上的信仰，又能支持多久，作者显然没了生活中的常态。因此，可以说，在生活图景的想有足够的信心。相比之下，汪曾祺则表现出难得象上，沈从文重视景物和人性完美的表达，有着近的信心，他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民间的自我拯救和乎宗教的尽善尽美的倾向，而汪曾祺对市民生活自我净化的能力身上。《受戒》中的人物始终有并无神性的要求，允许小性情、小私心，对世俗抱着自我选择命运的机会，如山东和尚烧戒疤时略有欣赏和宽容的态度。显粗鲁的一骂:“俺日你奶奶!俺不烧了”，受戒对生活图景的不同描述，与二人的美学思想对人性的符号化、制度化的负面影响，顿时被消解有极大的关系。沈从文奉行“美在生命，美在自无余。人的性情又再次冲出了文明的包围，拯救然”的审美态度，他需要的是“绝对的皈依，从皈了自身。［7］94依中见到神”，他企图在作品中展现的是一种沈从文对于国家命运的痛心疾首，总是伴随坚定的人生信仰，对生命的圆满有一种宗教式的着他悲天悯人式的无奈。汪曾祺则始终是温情脉虔诚，因此其作品的生活图景中带有形而上的庄脉，含笑看过人世百态。“乡下人”的多愁善感，严和美感。而汪曾祺则主张回到生活，回到真实，“士大夫”的温和谦厚，悲痛与温情，同样都是出从平凡的生活中去挖掘普通人物人性的亮色，揭于对人民生活处境的深切关怀，他们展现的正是示生活的本真，因此在生活画卷的描绘中不自觉文学关怀众生的精神魅力。地带有形而下的宽容和活力。宗教升华与市井关2．3诗性追求照，其实都是来源于对人生的关怀，是对人类困境沈从文一直对时代抱有极大的期待，因此有不同角度的改善，这也许就是两者在生活想象上着极大的失望。他的努力和期待，近乎戈多似的各显魅力、相互补充的重要原因。等待，“这个人也许永远回不来了，也许‘明天’回2．2情感内蕴来”。他的顽强坚定的信仰，使他靠近上帝，但也由于人生态度和生活追求的差异，沈汪二人“简直是在同人类本来惰性争斗，同上帝争［7］21的作品体现出来的情感内蕴也有着根本的区别。斗”，因此他又是怀疑的，在他身上依然可以经常有人将《边城》理解为对原始自然生活的怀看到现代文明庇佑下人类共有的无奈感和流浪念和沉醉，对田园牧歌的憧憬和向往，其实这是不感。他的希望是拒绝失望后的希望，是置之死地全面的。与边城美好的生存图景形成强烈对比的而后生的坚贞，在这点上与鲁迅的反抗绝望几乎是被现代战争践踏的生命，是受现代文明腐蚀日一致。他的追求是崇高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趋堕落的人心。事实上，由于信仰和现实之间不之”的，是自我涅槃似的重生，因此也让人有了接可弥补的鸿沟，沈从文的内心是十分悲痛的，“你近完美神性的勇气。沈从文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以身殉道”的启蒙者形象，理想无法实现，追求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永不停止。［1］4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掉了”。这种悲痛的汪曾祺从沈从文身上继承了其关注世态人心情感在作品中则体现为很深的悲剧感，老船夫在的精神，不同的是他并没有穷其一生另造一个雷雨之夜怀着遗憾离开人世，天保年轻的生命被“边城”，他的信仰和皈依都指向民间，指向人类江水无情地夺去，美好生命无可挽留地消逝，活着与生俱来的纯洁与坦诚，他的审美始终与广大民—92— 方锦煌:论沈从文与汪曾祺文化理想的异同语言文学众的心灵需求相一致，他的“士大夫”意趣注定了性堡垒，也为文学史留下了平凡而又绚烂的一笔。他的温爱与宽容。因此他的“受戒”既没有鲁迅［参考文献］似的歇斯底里的呐喊，也没有沈从文似的进退维谷的处境。他的审美世界自成整体，似乎一切美［1］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9卷［M］．太原:北岳出版好都唾手可及，他用舒缓的语言在为我们构筑社，2002．“一个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2］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8卷［M］．太原:北岳出版社，2002．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这样一些抽象概念［8］2007［3］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7卷［M］．太原:北岳出版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的审美世界。但我社，2002．们不能不说，这种“随遇而安”的士大夫心态，给［4］卢军．汪曾祺小说创作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干涸的人心带来短暂滋润的同时，也暗藏着失去出版社，2007．崇高追求、甘于平庸的危险倾向。［5］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M］．上海:宗教与世俗，悲痛与温爱，神性与人性，沈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文和汪曾祺似乎都在用自己的作品去诠释或者挽［6］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1卷［M］．北京:北京师范留人世间最美好的那一部分，他们与同时期作家大学出版社，1998．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并没有把人性的好坏简单［7］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2卷［M］．太原:北岳出版地抛给政治和社会，而是在自己的艺术园地里去社，2002．［8］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细致地耕耘，他们或者并不代表主流，但却是对人版社，1997．性最为真诚地叩问。“乡下人”和“士大夫”的文(责任编辑陈红娟)化理想也在这种叩问中，为后人构筑了扎实的人Onthe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inCulturalIdealofShenCongwenandWangZengqi———TakingBianChengandShouJieforExampleFANGJinhuang(CollegeofLiterature，GuizhouNormalUniversity，Guiyang，Guizhou，550001，China)Abstract:AstherepresentativeworksofShenCongwenandWangZengqi，BianChengandShouJie(BorderTownandBeingInitiatedintoMonkhood)areobviouslysimilartoeachotherinpursuitoftheculturalideal，buttherearesomevaluabledifferencesbetweenthem．TheculturalidealofBianChengandShouJieareinterpretedfromtheaspectsoftimebackground，lifeconflictsandspiritualconnotation，inordertounderstandtheaestheticvalueofbooks，thepoeticslinksandthedifferencesofwritersShenCongwenandWangZengqi．Keywords:ShenCongwen:WangZengqi;culturalideal;BianCheng;ShouJie—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