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教下》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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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书教下》翻译《周易》说：“蓍草的品格圆活象神明，卦象的品格固定象智慧。”我近来曾采用它们的含义，来概括古今的书籍，撰述应当圆活象神明，记注应当固定象智慧。智慧用以收藏往事，神明用以预知未来，记注应当使往事不被忘记，撰述应当能预测未来，因此记注收藏往事象人的智慧，撰述预知未来象神明。收藏往事应当完备无遗，因此体例是固定的，其品格表现为方；预知未来，应当有选择有取舍，其体例不能一成不变，其品格表现为圆。《周礼}记述周代官职有三百六十种，能够说已经相当完备。然而诸位史官都掌管记注，还未曾有专门进行撰述的史官，那么，流传后代流行久远的功业，不能拘泥于职务，不一定要等待专门史官设立以后才

2、进行撰述；但如果不是具有很高智慧，深刻了解二帝三王治国精髓的人，不能进行撰述。这就是(尚书}没有固定体例的原因。《尚书》、《春秋)，都是圣人著成的典籍。《尚书》没有固定的体例，《春秋》有固定的体例。因此，《尚书》这一流派转变归到《春秋》中，而《尚书》著书宗旨与编纂方法却没能流传下来。有固定体例的容易效法，无固定体例的难以继承，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然而撰述与记注两类史书，自从有史书以来，二者不偏废。(后来史学家)不能探究六经深意，(但)没有不受其遗留宗旨影响的。史学家继《春秋》以后而写作的史书，没有谁赶得上司马迁和班固，司马迁的《史记》与撰述极为接近，班固的《汉书》则与记注相似。从

3、《尚书》发展到《左传》，《尚书》没有固定体例而《左传》有固定的体例，是为解释经书。从《左传》发展到司马迁的《史记》，《左传》按年月顺序记事，《史记》则分类记事，以搜集记述(编年体)不能包罗的内容。从《史记》发展到《汉书》，《史记》贯通古今变化，而《汉书》则墨守成规，以显示记述内容已完备无遗。就表面而言，《史记》与《左传》差异很大，而《汉书》与《史记》极为相似。(原因是)《左传》体例直接(按时间顺序记事)，自然是编年体开山作，《史记》与《汉书》记事详细完备，都是纪传体的鼻祖。推究作史方法来说，那么《史记》体例灵活，在许多地方受到《尚书》著书宗旨影响，《汉书》体例详备固定，在许多地方

4、受到《周礼》著书方法的影响。《史记》的纪传体例，依据《左传》编年体而简要地进行区别，并不过份拘泥干题目。《伯夷列传》是七十篇列传的序言，不是专为伯夷而作。《屈原贾生列传》用以痛斥绛侯、灌英的谗言，文中记录屈原的部分，不是为表达屈原的忠诚，实是哀悼贾谊。《仓公列传》记录医案，《货殖列传》兼记物产，《龟策列传》只记占卜方法，仍有根据事类命名篇目的宗旨，并不局限于记述某人的事迹。《张耳陈馀列传》，记一人同时反映另一人。《孟子荀卿列传》全面概括游学士人的著述。名称与标题，往往不拘泥于体例，仅仅用来命名篇目，象《关睢》、《鹿鸣》，实际是指高贵的宾客和贞淑的女子。但是有的人却因此批评《史记》

5、分类不当，又有的人批评《史记》前后重复缺乏检查，(这些人)不懂得古人著书的方法，用后代墨守成规的固定体例，反过来批评古人对史书体例的变通，(由此)也知道《史记》体例灵活，仍有(尚书》的遗风。《史记》体例不能看成固定的法式，《汉书》继承〈史记〉体例，把这种体例固定下来，成为后代史学家永远固守的著书方法。夏商周三代以后，史学家不是每个时代都有，只能墨守成规，要等到真正史学家产生才能有创新，这是客观形势造成的。然而《汉书》本来属干撰述而不是记注，那么它在整体上与记注相近的同时，仍注意用圆活变通的宗旨来规划该书的体例，因此能成一家，能流传后世，流行久远。后来史学家失去了班固著史的宗旨，把

6、纪传体体例，等同于科举程式、官府文书，那么(这些人写成的史书)既不象撰述，也不象记注，而古人著书的宗旨，不能再见到了。著史不能自成一家，史事与文辞都没有成就，却仍然墨守成规，认为自己的史书本来是效法了司马迁和班固，而史学原则失传已很久了。历法应用久了必然会产生误差，而推算天文历法的学问越到后代越严密，这是前人对天文历法的评论。而史学也与此类似。从《尚书》到《春秋》，根据史事命名篇目，不制定固定体例的记事方法，能够因为排比史事联属文辞而逐渐严密起来。从《左传》、《国语》到纪传体，编年体以年为经，以事为纬不能沟通各类事件及制度间相互关系的缺陷，能够因为分类记事而更加严密。纪传体流行一

7、千余年，学者互相沿袭，几乎象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衣，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一样，没有任何变化。然而没有独到的见解，没有用来流传后世流行久远的体例，小心谨慎象固守科举程式，不敢逐渐加以变通；象主管文书的官员管理的文书一样，繁杂无法删减。（后代史家所写史书）说它是记注，则重复错乱，很难当作可靠的史料；说它是撰述，则芜杂繁多，难以记颂。其原因是一般史书只知道在体例方面求得完备，而史书却被体例所束缚；只想在表面上求得相似，却不知道纪传体来源于《春秋》，《春秋)原是符合《尚书》最初著述的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