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前期电影中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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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和国前期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以《红色娘子军》、《青春之歌》、《李双双》三部影片为例摘要：本文以《红色娘子军》、《青春之歌》、《李双双》三部影片为例，探讨共和国前期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本文认为，共和国前期电影中的女性，在身份上经历了从妇女而战士再到党员的转变；其外在形象体现了男性化的特点；其情欲无一例外地被遮蔽，被删除；所有这些，体现出了新生的民族国家的一种自我认同。关键词：共和国前期；女性；形象一　身份：妇女——战士——党员   中国传统文化以独有的“阴阳”结构喻示男/女、父/子、君/臣的支配/从属的权

2、力关系，支配序列与从属序列中的诸元素具有某种同质性，所以，大臣在君王面前的既可以作“臣子”，又可以为“女人”（“香草美人”），同样，灾难深重受尽剥削的劳动人民自应归入从属序列，其所处地位与男/女文化结构中的女性是相对应的，因此，在革命文艺的叙事中，女性翻身得解放的个人救赎之路也就必然隐喻了劳动人民的得救之途。   《红色娘子军》依据发生在海南的史实改编而成。影片中的女主角吴琼花，最开始的身份是琼涯民团总指挥、恶霸地主南霸天家的丫环，是处于社会最低层毫无人身自由的女奴，是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她父母皆被南霸

3、天迫害至死，与南霸天有着血海深仇。自然，吴琼花身上体现出了最为鲜明的阶级意识和反抗精神。她有着明确的阶级敌人与斗争指向，那就是南霸天及其所代表的黑暗的旧社会（在此，我们似乎可以把南霸天所在的“椰林镇”解读为“夜临（黑夜降临）镇”，而娘子军所在的“红石村”可以理解为“红始（红色开始）村”）。   如上所示，吴琼花“苦大仇深”的身世背景，不仅使她具体化为旧社会受压迫受奴役的妇女之典型一员，更使她成为旧中国灾难深重的劳动人民的一个化身。于是，吴琼花个人的救赎之路也就具有了典型性与代表性。   其救赎之路就是，投入

4、到党的怀抱，参加革命军队，成为一名革命战士。在吴琼花和符红莲强行挤进娘子军队伍并因其无产阶级身份而迅速获得认可之后，党代表洪常青有这样一段讲话：“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你们一百二十个人，不，是一百二十二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士！”这段鼓动人心的讲话，言说了过去/今天的妇女/战士的身份转换所带来的意义空间的巨大变更，过去的妇女身份，“受到重重压迫”，“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而一肆成为战士，则意味着摆脱了旧社会的重重压迫，意味着成为革命大集体中的

5、一员，意味着拥有强大的“父亲”——中国共产党，意味着肩负起与反动力量进行斗争的重任……总之，由妇女而战士的身份转换，成为旧日女性走向新生的必然之旅。   如果说作为无产阶级的吴琼花的成长历程还算“一帆风顺”，那么背负知识分子身份的林道静的救赎之路就“好事多磨”了。   《青春之歌》根据女作家杨沫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成，是共和国前期电影史上绝无仅有的以知识分子为主角而获得高度赞誉的影片。在权威意识形态的指认中，知识分子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被认为既具有革命性，又带着妥协性，基于此，意识形态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

6、也如同这一阶级的身份一样摇摆不定、暧昧不明。知识分子的这种性质很自然地可以归入从属序列，于是，知识分子与女性之间又有了共通关系，女性的革命道路便可以成为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隐喻。身为知识分子的林道静出身于地主家庭，高中学历，以教书为业。不过，其悲苦身世同样表明了她的“人民性”：生母是佃户的女儿，被父亲霸占作了姨太太，生下她后被赶出家门而投河自尽，她在家里过着丫头的生活长大。父亲因破产一人逃跑，继母把她当成摇钱树，逼她退学，并嫁给国民党党部委员、黑恶势力的代表胡梦安。正是她“人民性”的一面决定了她必将经行的革命

7、道路，（影片之中，同样出身于地主家庭的余永泽与戴瑜，前者做了反动文人，后者成了革命的叛徒，可见革命文艺中对“出身”的重视，而这正是契合于意识形态的。）而她的知识分子身份又使这一历程变得摇曳曲折。她不甘心作一名传统女性，满富激情地追求着独立自由，却又常为个人的“出路”问题处于无所适从的困境，这种迷茫的心意状态正是与她的尴尬身份相对应的。   具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倾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寻找自己的救赎之道？那就是将自己融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成为一名革命战士。[1]正如影片所示，当一群苦闷的青年知识分子在除

8、夕之夜为国家的前途与命运问题彷徨无计悲情作歌时，地下党员卢嘉川适时出现帮他们指明了方向：“出路在于反抗，在于斗争”，面对林道静的困惑：“我斗争过，我反抗过，可还是没有出路”，卢嘉川开导说：“一个人孤军奋斗那怎么成”，“只有投身到集体斗争中去，把你个人的命运跟大众的命运联系起来，那才有出路”。这时，林道静的内心豁然敞亮，“投身到集体斗争中去”，由一名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变成集体主义者，便是她的也是整个知识分子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