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和保密工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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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弼时与保密工作的故事说起任弼时与党的保密工作，无论是他的战友，还是他的亲人，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在“五大书记”中，他既是分管此项工作的行政领导，又是精通业务的行家里手，更是一位在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出生入死屡建奇功的先行者。 帮助陈琮英做“交通” 1926年3月11日，风华正茂的任弼时挑起了团中央书记的重担。这时，一别6年远在湖南的“童养媳”陈琮英也由组织派人把她接到了上海，与任弼时幸福结合。上海是热闹繁华的大都市。置身十里洋场，绰号“小麻雀”的陈琮英常自感低人一等。她，又矮又瘦，一副乡村妇女的打扮，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与街头时髦的少男少女相

2、比，不免显得有些土气。对此，任弼时不但不嫌弃，反而觉得这是做秘密工作的有利条件。他征得组织的同意，根据陈琮英的条件，给她安排了一份合适的工作：“现在，党中央领导人都隐蔽在上海工作。我出去活动不方便，正需要人帮助哩！你这身打扮敌人不注意，正便于工作。你就帮我送信，担任交通员吧！”为了使陈琮英尽快进入角色，任弼时一面帮她补习文化课，一面给她传授保密工作技巧。他说，出门要沉着机智。遇有敌人盯梢，不要慌慌张张往家里跑，不然，会把敌人引上门来；要弯来绕去，跟敌人捉迷藏，设法甩掉“尾巴”；万一有人盘问，你就装迷糊，说自己是乡里人，什么也不知道！对一些

3、日常小事，任弼时也谨言慎行，从旁启发和培养她的保密意识。有次，陈琮英听说大妹培月到了上海，住在堂叔任理卿家里，急着想去看她。任弼时却不急，耐心开导她说，去看大妹、叔父是应该的，但现在去不得，要寻个机会。后来，组织上安排任弼时搬到别处居住。搬家前夕，任弼时对陈琮英说，现在机会来了，我们可以马上去见大妹。“为什么不等搬好家后再去呢？”陈琮英觉得奇怪。任弼时启发她说：“搬了家就不便去了。因为万一遇到有人盯梢，新的住址被人发现，就会发生麻烦。今天去，就是有人发现了，明天就找不到我们了！”在任弼时的帮助下，陈琮英渐渐由外行变成内行，直至晚年，仍战斗

4、在保密工作岗位上。 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 在战争年代做保密工作，除了骨头硬、不怕死外，还要机智灵活，随时做好应变的思想准备。在三十年革命生涯中，任弼时曾三次被捕，两次坐牢，之所以均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恐怕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1921年春，任弼时怀着建设“同天共乐”的“大福家世界”的伟大理想，毅然背井离乡，去俄国求学。在通过伊曼河检查站时，却遇到了麻烦。身患感冒、鼻涕双流的任弼时，被边境检查站的日军和俄国白匪当成“鼠疫”患者抓了起来。面对飞来横祸，任弼时镇定自若，暗思脱身之计。后来，他抓住医生给他量体温的机会，悄悄把体温计的

5、水银球露出胳肢窝外，使体温显得正常，这才顺利蒙混过关。1928年10月13日和1929年11月17日，任弼时先后在安徽南陵县城的香油寺公园和上海华德路竞业里不幸被捕，并遭受了压杠子、跪铁链、电刑等非人的折磨。尽管敌人心狠手辣，刑具用尽，仍无法撬开任弼时的铁齿铜牙，最终不得不将其无罪释放。 任弼时的平安脱险，既搭帮党组织和亲人及社会人士的及时营救，也靠自己机智英勇，沉着对敌，不露破绽，为党组织营救出狱铺平了道路。一是隐姓埋名，不留后患。在南陵巡视工作时，他化名胡少甫，职业是长沙伟伦纸庄的学徒，事由是到南陵催收货款，顺便到公园玩耍，身上唯一被

6、敌人搜出的证据就是80元现款。在上海被捕时，他化名彭德生，身份是从江西到上海投亲谋职的失业青年，理由是走错了路，记错了门牌，被误抓进来；身上唯一被敌人搜出的证据就是一张他乘坐电车的月票。上面的相片虽然相符，但填写的培德路培德里某号的住房却早已毁于火灾，无从查对。二是机智应变，化被动为主动。任弼时在南陵被捕后，旋即被押往安庆。在船上，他意外地碰到了常在安庆一带做小生意的同乡彭佑亭。于是，他悄悄写了一个纸条，拜托他把信转交给湖南长沙第一纱厂的任理卿。任理卿立即电告陈琮英，叫她立即从上海赶回长沙有急事商量。陈琮英获信，即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党组织

7、随即按任弼时的口供组织营救，终于使其释放出狱。在上海被捕的囚车上，任弼时乘机把暗藏在口袋里的材料咽进肚里，不留半点痕迹。三是教育难友，学会同敌人斗争。在安庆饮马塘监狱的“知”字号监房，任弼时悄悄帮难友柳三湜和戴映东分析案情，告诫他们克服急躁情绪，既要作好坐牢的思想准备，又要“善于同敌人辩论，进行说理斗争，争取不判死刑” 。“要保卫党。”“宁可牺牲自己，不可牵连同志”。在上海汇山路巡捕房拘留室，任弼时同样告诫难友周朴农，“要注意隐蔽，我们之间要装作互不相识”；“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经得住考验，随时准备用我们的生命去殉自己的事业

8、。” 决战空中战场 电台通信、侦察，是现代的“顺风耳”、“千里眼”，行军打仗，一刻也离不开它。1933年5月和12月，任弼时担任湘赣苏区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以后，即把此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