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的责任与法官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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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官员的责任与法官的理想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是官员与人民约定共守的合同，关于双方诚信的程度与违约后果，则由法官来评判与阐释。由此引出这样一个当今中国社会不得不面对的命题：官员的责任与法官的理想。　　当今中国法官最大的期待莫过于此：在独立与权威下行使权力并生存。这也可以说是时下中国法官的追求与理想。这样一种理想在西方人眼里，特别是西方法官眼里，也许是一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事情，他们甚至会为中国法官的如此追求备感惊奇。然而，在中国法官看来，这个平凡理想的实现却已是经历过和仍需经历的一个漫长岁月的过程。一方

2、面，法院的判决实在是承载了太多的国家机关和各种官员的评判、监督与压力，法官微弱的肩头颇有不堪重负之感;另一方面，少数的不合格法官正用他们腐败劣迹，侵蚀着神圣的天平与国人对法官的殷切厚望。因而要实现中国法官的理想，就必须剔除这两方面的绊脚石。首要的问题是应在宪法中明确赋予法院享有解决一切法律争议的终局权力，这是对一个法治国家最起码的要求。试想，法院的判决如果接受其他国家机关和行政官员的评判，其他国家机关可对法官如何审案、判案下达指标、命令，法官在判案时还要考虑如何下判才能免除自己日后承担法律责任，法院的独

3、立审判权还如何保障?法院、法官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权威还何以维护?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法院的判决如不接受其他国家机关和行政官员的评判、监督，法院办冤、假、错案怎么办?法院、法官不是神，他们办案难免出错，但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司法程序是人类设计的保证冤、假、错案最少发生可能的制度，这种制度虽然不能绝对避免错误发生，却是人类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如果我们试图在这种制度之外去寻找另一种纠错机制，那只能是饮鸩止渴。有人可能会说，外国法官素质相对较高，可以赋予他们这种权力，在我们现有这种法官素质条件下，能这样做吗?3

4、　　目前，我国法官素质的确不尽如人意，但法官素质是可以改变的，通过法官选拔、任用、培训和待遇制度的改革，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完全可以提高。如果我们因法官队伍现在的素质尚有一定的问题而不赋予法官理解和选择适用法律规范的权力，我们的司法就可能会处于半停滞状态。最重要的是，整个国家法制将无法正常运转。　　再说官员的责任。强调官员对法治的责任，首先是基于法治的合理性，法治的合理性在于其优于人治，主要原因包括：一是人治具有比法治更少的正确性。法治不是不犯错误，而是，法治以民主为基础，有了民主的基础，人们就可能少犯错

5、误。法治使民主的实现具有了客观而有效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二是人治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人治的“人”不管是个人或是少数人，这些“人”都可能因主观认识的改变而随意改变自己的意志。社会大众就会生活在不确定之中，也就会缺乏起码的安全感，甚至缺乏安全。在这方面，中国有着沉痛的教训。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早在1978年就明确地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改变而改变。”三是“人治”的可信度较低。人治中的决策，既不必经过民主的程序与过程，也不具有法治所具有的确定性与公开性，因此社会对人治的

6、信赖就缺乏客观的根据。人治也难以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当然就不可能具有足够的号召力。3　　强调官员对法治的责任，就是要求官员做到循规蹈矩也即严格守法。其直接的理由不外乎两点：一是“法之不行，自上坏之”，官员在私人方面的表率作用，古今一理。“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官员守法守纪、奉公去私，立即像春风化雨，激励民众守法向上;官员违法乱纪，以权谋私，立即像毒药投进了水源和空气里，率导民众昏聩堕落。二是官员不尊重法治，百姓就不会尊重法治。这是就官员执行公务的活动而言，法律制度一旦制定出来，总是希望

7、人民把它“当真的”。想要人民大众“当真”，官员首先就得“当真”。在一切执行法律的活动中，官员的职责只能是“照章办事”，不能动辄“变通处理”。你一“变通处理”，百姓就感到成文法条不可信，久之就会把法律看得很轻。真正的法治社会应该是“上上下下均有对法律的虔诚信仰，都有点‘法呆子’精神!”　　两晋法学家刘颂主张，官员应该谨守法律条文，“死生以之，不敢措思于成制以外”。即使依法处理好像不合众心不合人情，也要毫不犹豫地依法办理。这一真言对我们今天的事业尤有指导意义。法治常常毁于以权谋私的贪官污吏，也常常毁于“上有

8、政策(法律)，下有对策”即玩弄法律的官员。如果真如笔者所言那样，法官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而官员则充分履行了自身对法治的责任，那么，中国的法治就真的到了一个纯粹的高度。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网）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