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探郭嵩焘洋务思想的形成及其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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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略探郭嵩焘洋务思想的形成及其转变摘要：本文从郭嵩焘的不同时期来剖析其洋务思想形成的时间、过程以及最终的转变。作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钦命常驻西方的出使大臣，郭嵩焘对中国外交史的推动具有开创意义。关键词：郭嵩焘；洋务思想郭嵩焘（1818—1891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政治家、外交家。郭嵩焘和曾国藩、李鸿章同一个时代的人，和曾国藩是同学、同乡又是好朋友。但是他的一生，从政经历非常坎坷，从他的遭遇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当时近代社会尤其是官场文化的一个缩影。近代中国是一个社会和文化的全面转型，在这样急迫而又深刻的全面转型中，社会和文化的震荡，社会的利益的冲突，社会结构的剧变，新与旧的冲突

2、，各种矛盾重重叠叠搅合在一起。在这个激烈起伏大起大落瞬息万变的的历史大潮中，郭嵩焘一直处于历史的风口浪尖之上。我们都知道，作为出使西方的第一人，郭嵩焘的主要思想便是他在当时及其先进的洋务思想。这促使了他后来出使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与文化，也造成了他晚年的悲惨落寞。然而在当时那个沉溺于“华夏中心论”的社会中，是什么使得他拥有超乎常人的先进思想呢？这些思想究竟是家庭培养的结果还是他自己后来所领悟出来的呢？实际上，郭嵩焘从小的教育与中国古代的传统家庭比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郭嵩焘曾说过，他的家族“自曾祖父母以来，本为巨富”[1]，然而到他父亲郭家彪这一代，由于“连年大潦，所受皆围业也，坐是益困于水”

3、[2]，加上他的父亲“尤喜济人之急”，经常主动帮助乡里，好善乐施，最终家道便日渐衰弱了。郭嵩焘祖上三代都是经商，因此郭家彪夫妇极为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希望郭嵩焘能够刻苦读书以求取功名。而郭嵩焘也是聪敏多思，小小年纪便写得一手好文章。郭嵩焘从小接受的也是传统的儒家教育，由此可见他之后洋务思想的形成并不在这一时期。在追求传统科举功名的道路上，郭嵩焘走的并不顺利。两次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之后，失意的郭嵩焘在友人的推荐下到杭州当幕僚。此时正值鸦片战争爆发，郭嵩焘目睹了“夷狄”的坚船利炮把清军打的大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郭嵩焘的洋务思想，是否是在这时形成的呢？显然也不是。郭嵩焘在浙江学证担任幕僚

4、之时，曾写过组诗一首，其中一句便是：“旅獒不入王都贡”。这句话的典故出自自《尚书•旅獒》，“旅”指的是西旅，为西部少数民族，“獒”是一种高达的犬，也就是藏獒。当时召公告诫武王，不应该接受西旅所贡之獒。郭嵩焘引此典故，意味着他认为中国不需要西方的“奇技淫巧”，这也恰恰说明他那时的洋务思想还没有形成，依旧对西方的先进技术不以为然，看作是“奇技淫巧”。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郭嵩焘在浙江学政期间对西方的看法，并没有超出一般士大夫的眼界，还是用“夷狄”的眼光去看待西方人。真正导致他思想转变的契机，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湖南沅陵教书时与张晓峰的一番谈话，在他的《〈罪言存略〉小引》中可以略见端

5、倪：“癸卯馆辰州，见张晓峰太守，语禁烟事本末，恍然悟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理失宜，无可易者。嗣是读书观史，乃稍能窥知其节要而辩正其得失。”郭嵩焘在此用到“恍然悟”，可以看到他的洋务观已经发生了质变，同时也说明，郭嵩焘洋务思想的形成，从一开始就是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郭嵩焘第一次直接和西方人打交道并且接触西方事物，是在咸丰六年（1856年）。他受曾国藩所托，前往浙江、上海为湘军筹款。正月二十三日，他在杭州致友人书云：“弟来此无状，日内即一至沪城，观海并火船之奇，兼为涤公（曾国藩）觅洋器数事，且措路赀。”这封信表明，郭氏上海之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西方事物的情况。这也说明他的思想已经由对西

6、方事物的厌恶与排斥转变为逐渐的接受。在杭州时，郭嵩焘还拜访过浙江著名学者邵懿辰讨论过“西洋测天之略”。据郭嵩焘日记所记：“邵位西来谈，因及西洋测天之略。近见西洋书，言日不动而地动，颇以为疑。位西则言：地本静，而天以气鼓之……近日西洋畅发其说，以日为主，五星环之，地轮又环其外。”[3]这段日记所表明，郭嵩焘在此之前，不仅早已关心西方的事物，而且已经开始阅读有关西方科学知识的书籍。郭嵩焘与咸丰七年（1857年）至咸丰十年（1860年）任职于北京和天津。此时法、英两国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在继续。在北京期间，郭嵩焘充分利用京师文化中心的地位，广泛阅读有关夷物的书籍。通过研读西方科学技术与政治制

7、度的译著，郭嵩焘开始认识到西方列强远非“蛮夷之邦”，而是比清王朝更先进的文明国家。因此，他非常赞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认为其思想是“议论乃以卓绝天下”。但与之前仅仅对西方事物欣赏与赞美大相径庭的是，郭嵩焘的主张已经完全超出了魏源的师夷观，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是指学习西方各国先进的军事技术，而郭嵩焘则认为西方的军事技术虽先进但有本末之分，应当予以全面学习方为上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朝廷的一部分官僚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