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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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温州与东莞经济发展道路模式完全不同，东莞发展主要依赖外资推动，温州发展则主要依靠当地民营资本。对两地经济发展的研究表明，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增加居民收入､地方财政贡献率等方面，内资的作用明显大于外资。因此，温州虽然缺少外来投资，但当地民营资本的强劲投资，补充了资本的不足，实现了内源型经济增长，体现了经济发展主动性，其实际效果更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外来投资；发展模式；贡献率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5X(2006)05-0032-06　　　　一､引言　　　　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可以根据自身实际，采取多

2、种方式。虽然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有所不同，但作为落后地区要实现经济起飞，首先必须进行一定规模的资本投入，突破发展“瓶颈”，改变社会生产函数，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资本贫乏，解决资本投资不足问题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东莞､温州同属于东部沿海地区，较早实行开放政策，而且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都相对滞后，改革开放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启动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发展。东莞主要利用靠近港澳的地理优势，通过吸收外来资本弥补自身资本形成的不足;而温州则鼓励民间资本积累，促进内部资本形成，主要依靠当地民间私人资本投资，推动当地经济走出贫困

3、陷阱，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东莞､温州虽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但都取得明显成效，改变了当地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了经济的良性发展。　　落后地区如何突破贫困陷阱，实现经济发展，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根据拉格纳·纳克斯(RagnarNarkse，1953)“一国穷是因为它穷”的著名命题，产生“贫困的恶性循环”根本原因是资本缺乏，资本形成不足是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和约束条件[1]。纳尔逊(R．R．Nelson，1956)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发展中国家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他认为只有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才能冲出“低水平均衡

4、陷阱”[2]。哈维·莱宾斯坦(HarveyLeibenstein，1957)提出了经济发展“临界最小努力”理论，也是从资本投资入手。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实行大规模投资，使投资水平或投资率达到足以使国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的水平，从而产生一个“临界最小努力”，以巨大的投资力量“大力推动”经济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实现长期而稳定的增长[3]。罗丹(Paul．N．Rosenstein-Rodan)更认为，在贫困的恶性循环中，发展经济不仅需要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而且还需要同时有

5、许多部门进行投资以便相互创造市场并尽快形成一个工业综合体，所以，他主张经济发展的启动要通过大量投资的“大推动”才能实现[4]。从发展经济学家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他们在推动落后地区打破贫困陷阱的具体政策主张等方面存在不同的看法，还存在平衡和不平衡增长方面的区别，但是，他们都一致强调资本投资的重要性。　　资本投资作为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已经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明。对于缺乏资本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寻找资本投资成为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东莞和温州作为我国的广东和浙江的地级行政区域，在有关促进资本投资的宏观政策方面没有决定权，它们只

6、能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调整各自策略，以最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促进资本投资､加快经济发展。由于地理区位的差异，东莞和温州在经济发展方面采取了十分不同的道路模式。东莞利用紧邻深圳､靠近港澳的地理优势，在内部资本匮乏的情况下，主要依靠吸引港澳台投资，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迅速实现经济起飞，形成了以外来投资企业为主体的电子信息等产业集群。而温州缺乏大量吸引外来投资的有利条件，发展经济主要依赖内部资本投资推动，虽然起点较低，但在政府大力支持和鼓励下，当地民众激发起广泛的资本参与热情，通过持续不断的民营资本积累，推动专业村专业镇建设，结果形成了低压电器､

7、纺织､服装､鞋革等规模巨大的企业集群，有效地解决了发展过程资本积累不足的困难。经过二十几年的建设和持续不断的资本投资，东莞和温州传统产业已经发展成熟，经济面临转型。本文将主要通过比较两个地区采取的发展模式，检讨不同发展模式对地方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影响，推测不同发展模式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未来潜力。　　吸引外来投资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国策，其对我国经济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也促使各级政府都把吸引外来投资作为加快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加以积极利用。在我国，为了吸引外来投资，各级政府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出台优惠政策，如提供厂房､

8、免费使用土地､减免税收等。但是，并不是所有地区都具备吸引外来投资所需要的条件，各种优惠政策在有些地区作用十分有限，吸引外来投资也只是解决资本不足的一条途径。对东莞和温州地区有关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