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碎片化的历史学_理解与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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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下)能力的枯竭和理论抽象思维能力的退化。以蓬勃发展的中国近代史而言，这些年的进步不少是由海外输入的理论模式来推动的，如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萧公权与周锡瑞等的“士绅社会”理论、罗威廉的“市民社会”理论、黄宗智的“经济过密化”分析、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及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的研究、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理论、艾尔曼的“文化资本”解释方法等。抽掉这些来自海外的理论建构，中国近代史研究立刻会显露它在理论创新方面的贫乏。没有理论，中国史学只能拘泥于考证，而无

2、法对中国历史做出宏观性的解释。正是因为缺乏理论，史学才会在当今世界一些重大问题上沦为看客。如果要枚举最近20年来社会科学领域最著名的著作，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及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肯定名列其中。两部著作都是建立在对人类历史的高度理论概括之上的，都是在对历史深湛的解读之后展开现实和未来想象的，因此它们既是政治学著作，也可算作历史学著作。亨廷顿通过考察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来推演历史发展的道路，福山则通过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的假设得出“历史的终结

3、”这一石破天惊的结论。两部著作在宏观的理论修养和宽阔的历史视野方面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亨廷顿和福山的工作，本可由历史学家来完成，但在“碎片化”的历史研究中，却是绝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两部著作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说明，貌似被后现代思想所颠覆的宏大叙事仍然是人们展开历史想象的重要工具。历史学家如果只满足于在小块的田畦上耕耘，其历史想象将无法超越他的作业边界，也难以逃避由一个政治学家来为其示范如何从整体上研究历史的尴尬。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重返宏大叙事并不是要重蹈已被推倒的宏大叙事的覆辙。这里提倡的宏大叙事

4、不再以西方为蓝本，不再以西方为中心。它将着力于中国历史进程本身固有的结构和动力，搭建符合中国历史道路的新结构和新框架。它不把历史建立在启示录式的形象化描述中，更不把历史当成一出单维的人类戏剧。它也不排斥微观历史，相反，它将牢固地依托于那些差异化的历史主体。在它看来，微观历史能给新的历史模式提供更广阔的语境。“碎片化的历史学”:理解与反省章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碎片化”在今日已成历史研究热议的话题，而且，明显是批评的声音居多。问题的存在，或许谁都难以否认，关键是成因为何?又如何面对?依拙见，“理解”

5、问题之由来，或是对此进行“反省”的必要前提。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想略加说明的是，史学研究中所谓的“碎片化”问题，并非今日才发生，说“古已有之”，并不为过;晚清以降史学成长为“现代学科”的过程中，类似的问题更是使史家产生不小的困惑。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问题尤为突出，则与当下史学的学科评估机制有着密切关联，如对“新材料”的迷信即是表现之一。相应的，值得检讨的重点当是史学的学科制度。今日对史学研究“碎片化”倾向的批评，皆热衷引述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撰写的《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

6、》。多斯指出其“最重要的断裂表现是对历史知识的解构，对整体观念的放弃，从而使历史从单数变成了复数”。甚至认为由此导致了史学学科“内部的重大裂72012年第5期痕”:“一些人主张细碎的历史和照搬各种社会科学的方法;另一些人则主张全面的历史和在吸取社会科学成果的同时保持史学的根基，即追求总括的雄心。”①“年鉴学派”作为20世纪史学发展的“权势集团”，其经历的转向，确呈现当下史学发展的趋向，自值得加以检讨。不过可稍加补充的是，所谓“碎片化”，端赖如何去看，如果不是取狭义的标准，可以说类似的问题早已存在。不

7、仅“年鉴学派”所标举的“整体史”或“总体史”的目标，难以为该学派的第二、第三代继承;作为中国史家楷模的司马迁所立下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难为后代史家所承继。“一部廿四史，从何说起?”这一困惑中国史家的问题，究其实质，正揭示出读史、治史不免遭遇如何选择的难题。梁启超曾表示:“历史范围极其广博，凡过去人类一切活动的记载都是历史。古人说:‘一部十七史，何从说起?’十七史已经没有法子读通，何况由十七史而二十二而二十四呢?何况正史之外，更有浩如烟海的其他书籍呢?”他还以个人经验印证，“我年轻时曾经有

8、此种野心，直到现在，始终没有成功。此刻只想能够在某部的专史得有相当成绩，便踌躇满志了。”据此他也提出，“我们应该在全部学问中划出史学来，又在史学中划出一部分来，用特别兴趣及相当预备，专门去研究它。专门以外的东西，尽可以有许多不知。”②用不着特别指明，梁的“困惑”正是一般史家的共同感受，悠久的历史书写传统，无疑抬高了读史、治史的“门槛”，只有致力于通过新的书写样式化解所产生的“紧张”。熟悉中国史学发展史的，都不难了解其中所经历的曲折。过去是“通史”与“断代史”的争辩，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