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见：儒商思想在近代中国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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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见：儒商思想在近代中国与日本作者：周见来源：学习时报来源日期：2007-4-29本站发布时间：2007-4-2910:12:54阅读量：161次　　在近代的中国和日本，都曾出现过主张以儒家文化中所特有的道德观念为信条来规范企业经营活动的实业思想，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儒商思想。而论及儒商思想，有两位代表性的人物是非提不可的，那就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张謇(1853—1926)和日本近代产业之父涩泽荣一(1840—1931)。张謇的“言商向儒”和涩泽荣一的“论语算盘说”说来也许是近似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所使然，张謇和涩泽荣一不仅人生经历颇有相似之处，

2、而且他们的实业思想也如出一辙。他们都主张，创办企业应以儒家道德和伦理观念为精神支柱，辅以西方资本主义经营之道，以达到传统文化和工业近代化两者之间的融合。张謇的“言商向儒”张謇自幼饱受儒家思想熏陶，他常说，“吾之用世之心，犹之孔子也”。因此，他极力提倡“言商向儒”和以民为本的经济思想，他认为企业家从事工商实业，首先应该用儒家的道德观念去指导自己的行为，时刻不能忘记的是救民和富民这个宗旨，树立起“非私而私也、非利而利也”的经营哲学。也就是说,在张謇看来，创办企业的出发点首先应是为国为民,而不应当把追求私利放在第一位，但从最终结果上看，这样做对自

3、己也是有益的，能够收到不谋私利而得到私利的效果。正是因为如此，张謇十分重视道德自律，并把它看成是保证企业经营活动最终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而对那些不择手段发家致富的行为则深恶痛绝，他一再发出呼吁，号召商人千万不要重利轻义，杜绝不法行为,鄙视苟得不义之财。张謇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始终关切国计民生，倾其所能造福社会，从而赢得了国人的尊重。涩泽荣一的“论语算盘说”涩泽荣一一生直接或间接参与创办企业多达五百余个，而他提出的“论语算盘说”则使他成了近代日本工商界的精神领袖。涩泽荣一认为，企业家从事工商活动必须要处理好三个关系，即经济与道德的

4、关系、公益与私利的关系、义与利的关系。对此他主张的是：道德与经济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互为条件不可分离的，不存在脱离经济的道德，也不可设想背离道德的经济会给社会带来好处；所谓的利，有公益和私利之分，公益就是国家社会的利益，而私利则孕育在国家社会利益之中，私利的取得只能以国家社会利益的首先实现为条件；求利欲望是人的生存需要本身所决定的，但人取得利益的途径和方法并不一样，只有用正当的手段取得的利才是合理的利。因此，不应当反对人们的求富欲望，而应当提倡人们去学习和掌握用道德的方法去追求利益的本领。涩泽荣一认为要处理好这三个关系必须求教于儒家思想的经

5、典《论语》，因为企业家的经营活动离不开社会和人与人的交往，所以《论语》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处世哲学其精华之处并没有过时，仍可以为今所用，成为企业经营获得成功的思想武器。为此，涩泽荣一对《论语》中有关义利观念和殖货思想的字句做了新的解释，以正其说，并极力加以宣扬，号召工商业者都来做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新型企业家。儒商思想的不同境遇张謇和涩泽荣一都极力提倡儒商思想，但是从结果上看,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号召力却有很大的差别。在明治初期和中期的日本，涩泽荣一的“论语算盘说”在实业界十分流行,受其影响，所谓的“国事经营理念”成了企业家们从事企业活动

6、的精神支柱。而在近代中国，实业界的思想状态却显得混乱和复杂。一方面，人们可以看到，以“诚”、“信”这样一些儒家道德伦理意识为经营理念的企业家和商人并不罕见，但是另一方面，张謇“非私而私也、非利而利也”的思想却始终没有转化为大多数企业家普遍遵循的经营理念。那么,同样是面对西方列强的欺辱，又同样属于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日两国近代企业家的精神面貌为何存在如此明显的反差呢?我以为有以下几点值得考虑。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及国家意识形成条件上的差异在日本传统的儒家伦理中，君和国两者是相提并论的，忠君报国在理性上是一致的，只有忠君才能谈到报国被视为理

7、所当然。当然，由儒家伦理的忠君观念向近代国家观念的过渡以及近代国家观念的不断巩固是需要条件的，而明治维新后的社会变革和后来经济的腾飞都使得这种转化在条件上得到了满足。例如，君主立宪政治体制的确立、士族授产以及大量廉价处理官营企业政策的实行，使许多工商业者感受到了国家给他们的“恩情”，由此产生了一种报答国恩的愿望。特别是以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为后盾，明治政府要求欧美国家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态度日趋强硬，迫使他们不断地做出让步直至完全就范。不言而喻，日本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对企业家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精神鼓舞，国家观念和民族凝聚力随之得到巨大的提高，从而

8、使涩泽荣一的儒商思想论获得了广泛传播的社会条件。然而在近代中国，儒商思想的传播无论在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方面、还是在国家意识形成条件方面，都与日本存在一定的差别。首先，从传统伦理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