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思者与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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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者、思者与贩者——学术思想领域中的三种人倪梁康近年来因研究兴趣所使，常常习读一些佛学书刊。时间长了，历史上的一些高僧形象便铭刻在脑中，挥之不去。待到自己再读书或问学时，就会有意无意地拿自己抑或当今的学者、研究者与以往的佛学大师做比较。反复几次下来，就渐渐归纳出三种学术研究者的基本类型。【玄奘类】玄奘（600－664年）的名字在圈内人听来已是耳熟能详，似乎无须再作多余的说明。行家中没有人会怀疑他的学术地位。他二十八岁便弄通了佛教大小乘的理论，随后历经千辛万苦西行取经，参访名师，融通诸学，不仅得到了印度佛教的真传，而且他自己的成

2、就甚至远远超过了当时印度的一般学者的水平。但玄奘身上令人赞佩的远不只是他的学问，更还有他的道德人格。他的求学精神与他毕生的做人信念是一致的。鲁迅先生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玄奘在这里是舍身求法者的代表。为取真经，不惜将生死置之度外。而且从一定的角度看，在中外文化交通的历史上，玄奘几乎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外文化第一次交会的过程中，印度佛教文化总体上是以自

3、然融合的方式被中国文化所接纳并吸收。这个过程原则上不同于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第二次重大文化侵染，即近代西方思想的强制性突入。这种强制的性质使得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很难再以纯理性、超文化的宽宏心态来对历史进程作出客观、中立的评判。也就是说，我们事实上已经很难再像玄奘那样，能够撇开国度、民族、语言、文化的差异，坚定地执着于事物本身，达到一种可以说是惟有真伪之分，不论中外之别的境界。而另一方面，如果谈到社会层面，“玄奘”二字如果没有“唐僧”的注脚，其影响在佛教界内外都不能算大。如梁启超先生便早已抱怨过，“iv玄奘是中国第一流学者，决

4、不居第二流以下；但是几千年来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伟大，最知道的只有做《圣教序》的唐太宗，其次却轮到做《西游记》的人，说起来可气又可笑。士大夫不知玄奘，孺子妇人倒知道有唐三藏！”尽管如此，玄奘在中国思想史上自有其特殊的地位。吕澄先生便认为，“公正地说，印度的佛学从汉末传来中国，直到唐初的几百年间，种种能够传译印度学说的本来面目的，还要算玄奘这一家。”如今看来，“学者”二字，若玄奘不能当之，则天下实在便无学者可言了。玄奘类学者的基本特征据此而可以概括为，以道德文章服人，并不刻意追求和贪图社会层面的影响；崇仰真理，倘有必要，亦不惜舍身

5、求法。在如今的时代里，这样一种“人文精神”目前是越来越少见了。虽还有人时而主张之，但呼声最终往往都是被淹没在另一些声音中。今天的大多数学术人都把人文的真理看作是一些人造的理想，对真理的追求被有意无意地等同于猴子捞月的游戏。他们似乎觉得，与先人相比自己要聪慧得多，故而不再认为还需要去严肃地对待那些曾经有过的目的论主张。这样一种时代精神究竟属于人类的一时之机智，还是永恒之宿命，我自觉还不够成熟，不敢在此妄断。我只是钦佩玄奘的学识和精神，以及在这两者之间的一条贯通的脉络：真诚。对于玄奘，我虽自知永远无法望其项背，却仍不断以他为楷模而

6、自勉之。这或许是一个想当将军的士兵所能做的惟一事情。【惠能类】惠能（638－713年）与玄奘几乎是同时代人，只是略有长幼之分。但无论是从学与思的发生顺序来说，还是从佛教文化交往的逻辑顺序来说，都应当是先有玄奘，后有惠能。当然，若有人想比较玄奘和惠能两人中哪一个更伟大，大概许多严肃的研究者都会将此看作是荒唐的。这两人似乎代表了古人所说的“学”与“思”的两个方向，代表了“学者”与“思者”的差异。这两种类型的划分自然是理论抽象的产物。现实中我们既找不到纯粹学而不思的学者，也找不到完全思而不学的思者。纵使博学如玄奘、天赋如惠能也不能免

7、。所谓学者和思者，只是对一个研究者的基本精神素质方面所做的趋向性定义。iv但惠能的确代表了现实中的另一个活生生的极端，尤其是当我们将他与玄奘相比较时。惠能也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并且在很多方面构成与玄奘正相对立的一极。这种极端一方面表现在他特有的天赋悟性上：他目不识丁，很难说是学者型的人才，更不像玄奘年轻时便满腹经纶。当然，他还不能说是一个纯粹蜘蛛型的思想家。在见到弘忍之前，惠能便已经有了学佛的经历。只是他的所学加在一起或许还不足他的所思之万一。他是一个开创性的人物，无需拘泥于传统的道法本身。原本的佛教学说离他甚远，只是他行

8、走所依助的一根拐杖而已。这拐杖与他的关系很难说是必然的。他尽可以不去用它而去用其他的拐杖。但从现有的思想史来看，思想家们总要依助拐杖，这一点又是必然的。由此可以类推至所有惠能类的思想家。另一方面，惠能与玄奘之间的差异还表现在，原创性的取向使惠能有可能更切近社会现实、更附依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