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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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三辑）200□年□□页□□－□□提高经典诠释中的定向意识刘笑敢第三辑稿件编好后，编后语却迟迟不能动笔，上课是要全力以赴的，计划中的以及意外的责任、义务都要尽可能按时履行，短短的编后语却无暇以顾。主事者曾问，为什么不写卷首语？我说压力太大。因为认真做很难，很费时间，不认真则于心不忍。那么何必写编后语？不是自找麻烦？因为仍然希望在作者、编者和读者之间搭一座桥，希望作为最早的读者为其他读者提供一点阅读的线索，增加一点阅读的兴趣，推动一下学术界同仁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也表达编者的一点惓惓之忱。自

2、由自在地读书、作文，是人生一大乐趣。但在“呆的赖阴”或“死期”（deadline）的压力下读书、写作则会产生压迫感和痛苦的感觉。但值得庆幸的是本刊的文章都是精品，常有名家睿智之言，高远之思，令人心动神往。读到精彩的文章，就感到目光可以变得更深邃，胸怀可以变得更宽广，思维可以变得更精密，无形中享受到精神升华的美感，这是幸运，是恩惠，除了暗自欣喜和庆幸，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本辑特稿是劳思光先生的《论非绝对主义的新基础主义》一文，是先生近年来少有的长文，是对20世纪世界哲学发展潮流的一个回顾、总结、回应与救治

3、，是“面对当代哲学及文化的危机，为哲学思维寻觅出路”。文章指出，旧基础主义的要害在于绝对主义，在于它预认“终极性、实体性及不可修改性”。在反省旧基础主义的基础上，劳先生提出“基础”仍然是需要的，但要破除旧基础主义的绝对性。此文虽非直接讨论中国哲学，但是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了解近代西方哲学的一种发展趋势是会有帮助的。研究中国哲学不一定要套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术语，但多了解一些西方哲学的内容和发展肯定是大有裨益的。该文很长，本刊分两期发表。本辑的另一篇特稿是来自于美国著名教授ThomasA.Metzger（墨子

4、刻）与劳思光先生商榷的文章。劳先生主张提倡在世界之中的中国哲学，而不是与世界相对立的中国哲学，而墨子刻认为应该讨论的是如何消除中国与西方的对立，实现中西会通，而不是中国哲学的位置问题。墨子刻同意中西冲突的可能性来源于当代西方思潮对理性的不信任，这与儒学强调理性意志构成了冲突。墨氏认为，中西会通的障碍在于中西双方各有其“封闭成素”（劳思光语），而中西双方的学者都将问题或障碍归结为对方认识论的错误或落后。墨氏强调，无论从什么思路去实现中西会通，都有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要会通的双方都要舍弃一些自己本来珍重而难

5、以动摇的观念和信仰。劳思光和墨子刻都是当代思想界的巨星，认真思考他们的辩论对我们会有难以估量的启迪。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三辑）本刊第二辑以王弼《老子注》和郭象《庄子注》为主要探讨对象，涉及注释、诠释与创构的关系问题，本期的专题论文大多以朱熹之《四书集注》的研究为中心，仍涉及注释、诠释与创构的关系问题。朱熹对于以程颐为代表的宋代理学思想与先秦语孟学庸之间的不同似有比较自觉的认识，并有意弥合二者的差异，这就是在诠释活动中的定向问题。是以忠实地诠释先秦的经典为目标，还是以创构宋代的儒学新体系为标的？朱熹对这两种

6、取向之间的冲突或不同似乎有一定的觉察，所以尽可能在四书字义与程颐等人的解释之间作调解。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的文章不多，本辑以“经典诠释之定向”为题，不一定是对全部文章内容最好的概括，而是希望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重要课题的进一步关注。刘述先先生是当代儒学研究的前驱巨擘，他的文章虽形薄而实厚，言简而意浓，将有宋以来乃至当代有关宋明理学及新儒家研究与辩驳中的许多复杂问题和争辩都梳理得清晰有致，专家和后学都可获益匪浅。他在结语中说，牟宗三头脑清楚，体证深入，把宋明儒学变成为一门概念清晰、不只是依赖主观联想的学问，展现

7、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视域；但牟先生纯粹用哲学的视域所作的判断有时过分斩截，未必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此说实揭示了文本的历史的定向与当代的理论的定向之不同。类似公允精辟之论在在皆是，读者自能见之。蒙培元先生是宋明理学的专家，他谈朱熹注释四书的方法可谓驾轻就熟。他也看到了《四书集注》中所体现的两种定向。一方面朱熹对四书有很深的认同感，以他所认为的四书的原意去注释四书，另一方面其思想综罗百代，其注释必然会打上个人的和时代的烙印。蒙文以文字解释为开端，以追求圣人境界为依归，展现了借注释和诠释来建构哲学体系的作法

8、所涉及的光谱式的区间。笔者的文章集中讨论朱熹如何在诠释的两种定向之间徘徊、游走和挣扎，尝试以跨文本诠释和融贯性诠释的概念解释朱熹是如何处理古今矛盾和两种定向之冲突的。文中列举了许多学者的睿见，说明经典诠释中的两种定向已经是某种共同见解，只是大家没有采用明确的共同的概念来指称之而已。笔者希望学界对这一点有更明确更自觉的共识。李存山的文章以儒学从先秦到宋明的宏观把握为背景，以人性本善到万物皆有善性的泛性善论的演变为线索，来解释朱熹《四书集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