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交叉路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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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历史的交叉路口上孙歌进入二○○五年，围绕着日本申请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历史教科书等问题，韩国与中国社会先后出现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由于日本政府在第一时间错过了外交解决的机会，并对中国采取了很不明智的态度，使得事态一度变得十分紧张，中日关系也由此成为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在不断发生变化，在谋求外交解决的共识之下，小泉首相在亚非首脑峰会上援引村山前首相的立场，就日本的侵略战争历史表示了道歉，日本内部也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要求缓和局势的呼声，而中国市民也表现出了相应的克制态度。当然，这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最后解决。如何使事态在两国民众的

2、关注之下得到良性发展，将是一个持续性的课题。中国的游行是一个突发事件。在我们这个充满危机却缺少危机感受力的时代里，它似乎并没有带来新的信息，而是很快就被整合到旧有的认知模式里面去了：长时间以来，中国大陆被某些人视为政治与言论不自由的“极权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发生的所有突发事件最终都会被解释成“政府授意”的结果。从这次中日关系紧张之后日本朝野的反应中，也可以找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形态。尽管随着事态的变化，日本舆论的说法也在不断地调整，但是占主导位置的基本认识模式并未发生变化。这个模式，就是所谓“中国政府掌控”。作为游行主体的中国市民，在日本社会的想像里，经常被视为受到政府利用或者被压制的被

3、动对象。因此，对于日本朝野的主流舆论来说，游行过程中的失控状态，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材料。游行，特别是游行中出现的失控状态，变成了一个游离于其他现实要素之外的符号。它潜台词是：中国政府无视国际法准则，默许暴45民的暴力，并且不加阻止，也不对日本政府道歉。这种符号化的意象，一直与日本保守传媒近年来反复报道的诸如中日之间领土问题等相关联，并且在遇到各种突发事件的时候被重复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或许首先需要关注的，是人们在谈论当下事件时明显的偏重倾向。这种偏重倾向不仅存在于日本，而且存在于整个西方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的主流舆论代表着西方的思维框架。姑且不提日本极端分子对中国驻日机构的暴力性

4、骚扰，即使仅就中国的游行而言，渲染游行中的失控并且把它孤立于其他要素之外的做法，也是偏离现实的简单意识形态。比如，由于过分渲染游行中的暴力，人们很自然地忽略了这样的问题：这次陆续发生的大范围反日游行，为什么仅仅发生在周末？它为什么没有发展为对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为什么这些游行的主体并不是大学生，也并不是社会的贫困阶层，而主要是那些被视为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年轻白领群体？在中国社会内部是否存在着对于游行和抵制日货的不同意见？各种意见是否有平等争论的局面？等等。事实上，伴随着游行的出现，中国的市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中间一直在进行着各种争论。关于游行是不是民族主义，关于游行的有效性，关于抵制日

5、货的限度，关于日本入常之后会出现什么局面等等，都存在着多种意见。值得注意的是，极端的反日派和极端的亲日派看上去都缺少拥戴。毋宁说争论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进行的。例如，呼吁抵制日货的人们同时会承认是否抵制日货是个人的自由；而关于抵制日货的论争，也并不是在原理的层面上展开的，更多的是对于状况的分析。比如日本的品牌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是否应该列入抵制的范围？如果抵制，对于中国的从业人员与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这些讨论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否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而在于它成为了促使人们深入认识现状的契机。因此，它进而深化为对于中国经济改革道路的分析。相比之下，反倒是对于游行中发生的暴力很少产

6、生争论，因为对于多数人46而言，除了谴责之外，很少能够从中找到可以深入分析的要素，这不是一个可以引起讨论兴趣的话题。尽管官方传媒一直采取低调态度，但是在互联网上，在社会生活的各种空间里，争论仍然一直在持续。这些争论呈现了一个基本事实：相当多的市民并不满足于游行这个形式本身，而暴力性的事件对于多数人来说也不是关注的重点。相比之下，无论是否参与了游行，中国人开始表现出更多的追问兴趣：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么分析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模式？普通日本人究竟如何看待中国等等。这次游行的真正效果，其实不是造成了暂时性混乱，而是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公共性话题空间，那就是“日本”。中国社会历

7、来对于日本缺少关注，改革开放带来的各种难题比中日关系更急切和直接。但是，当游行发生并且彼此呼应之后，它的真正意义似乎在于引发了一连串的讨论，从而把“日本”这样一个既近又远的对象真正带入了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对于日本表现出如此广泛的关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普遍存在的对日反感由于这种关注将会渐渐变得不再单纯），似乎并不能理解为对于“五四”运动的简单复制。随着局势的缓和，有一些要素暗示着当下的“反日”具有某些新的结构关系；比如，在激烈的情绪化的反日风潮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