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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刑法目的对刑法解释方向的制约(1)1专 论刑法目的对刑法解释方向的制约———基于同刑事诉讼法目的比较的分析胡东飞摘 要 刑事诉讼法的目的主要在于保障人权,而并非打击犯罪:一方面,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被告可能事实上并没有犯罪;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是力量悬殊的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冲突。因此,当对事实和证据存有疑问时,应当做出有利于被告的选择。但是,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因此,有利于被告不可能成为刑法的立法原则。对刑法的解释应当有助于实现刑法所追求的规范目的,所以,当对刑法存有疑问时,不能适用该原则,而应当根据解释目标与规
2、则进行解释,即应以尽可能实现“规范内的处罚正义”为基本解释方向。关键词 疑罪从无 人权保障 法益保护 刑法解释 解释方向一、引 言疑罪从无是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同时也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它是现代法治国家在处理刑事疑案时所普遍采用的一项基本司法制度。其基本内容是:(一)有关机关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对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所涉及的犯罪事实,如果无法证明到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时,应当基于法律安定性的考虑,作出有利于被告的无罪判决;(二)当所涉及的犯罪事实可能横跨重罪与轻罪之间,轻罪事实已经获得证实,而重罪事实仍
3、存疑问时,也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的选择,即只能以轻罪论处;(三)当犯罪事实可能涉及到数罪与一罪,如果已有的证据只能证明一罪的存在,而对数罪尚有疑问,仍然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之选择,即必须以一罪论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项对疑罪从无原则也作了明确规定,即“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现在的问题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对刑法解释的方向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具体而言,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的实现是否意味着,当对刑法存有疑问时,也应当贯彻有利于被告之疑罪从无原则?表面
4、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因为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史上的出现本来就是基于限制国家刑罚权的过分扩张以保障人权的需要,或者如学者所言:“罪刑法定原则产生的前提是公众对国家司法机关罪刑擅断的憎恨超过对犯罪的憎恨。”①所以,当对刑法条文含义存有疑问时,似乎(当然)应往有利于被告的方向解释。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看法目前在我国刑法理论界乃至司法实务界较为时兴,不少学者从各个角度对此展开了论证。如有学者指出,实体法意义上的有利于被告,作为罪刑法定与刑法明确性原则的一条派①付立庆:“善待罪刑法定”,载《法学评论》2005
5、年第3期。·3·©1994-2009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1)2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1期生与补足原则,是指当刑法适用上遇有暂时“解释不清”的疑难时,应该做出有利于被告的选择。其立论根据主要有:第一,国家责任根据。刑法适用上产生的疑问,无论是因为刑法没有明文规定还是因为刑法规定矛盾抑或模棱两可,归根到底都是立法不完善的结果———而立法的不完善当然导源于立法者的疏漏或
6、过失。因此,刑法适用上遇到的任何疑问,理应由国家来承担责任,而不得由公民来担当立法不完善的后果。第二,人权保障根据。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主要是通过罪刑法定得以实现的,因为罪刑法定要求对被告的任何不利选择都于法有据。但是,当刑法模糊不清时,实际上都是由立法上未能满足罪刑法定对刑法的明确性要求。由此决定了,大凡刑法适用上发生疑问的场合,都潜在着因背离罪刑法定而侵犯被告人人权的可能。在此情况下,如果做出不利于被告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就是认可了法外处罚。第三,立法精神根据。一方面,刑法本身存在不少有利于被告的规定,比如在溯及
7、力问题上,采取的是从旧兼从轻原则;另一方面,从程序法的角度来看,由于刑诉法规定了无罪推定、排除合理怀疑等有利于被告的规则,与此相适应,当刑法存在疑问时,也应当贯彻有利于被告的精神。第四,刑罚目的根据。刑罚的目的或者正当根据,在于公正地惩罚犯罪人和有效地预防犯罪,亦即报应和功利两方面。从刑罚目的对刑法适用的制约性出发,刑法的适用既要考虑公正地惩罚犯罪人的需要,也要考虑有效地预防犯罪的需要,更要考虑二者之间的协调。如果在解决刑法适用上的疑问时采取不利于被告的选择,实际上是让被告人承受了原本不该承受的刑罚,这直接与公正
8、地处罚犯罪人的目的相冲突。而这对于预防犯罪也产生不了预期的效果,因为这是在刑法不明确的情况下强加给被告人的。第五,刑事政策根据。有利于被告原则与我国传统的“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判可不判的不判,可杀可不杀的不杀”的刑事政策不谋而合。而当刑法存有疑问时,如果做出不利于被告人的选择,则违背了这一良好的刑事政策。①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学者对该论点展开了论述,但由于论据大多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