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霸权下国民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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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5台灣社會學會年會美國霸權下的國民飲食劉志偉cliu4@binghamton.edu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校區社會系博士班摘要本文考察戰後由美國所支配的國際農糧體制對其他國家農業貿易與國民飲食的影響。戰後迄今東亞地區人民飲食習慣的改變，不僅表現在米食的大幅減少與動物性蛋白質攝取量的提高。此外，麵食消費量的增加及其躍升為主食的一部份，更是不能忽視的重點。本文以歷史社會學的視角，重新審視1950、60年代發生於日本與臺灣的麵食推廣運動，並考察飲食習慣的變遷過程。戰後美國所主導的國際農糧體制創造出鼓勵他國進口小麥作為糧食之誘因，其他國家因此願與美方

2、合作推展麵食，消化美國的剩餘農產品。麵食推廣運動除以傳統宣傳方式推銷麵食外，美國小麥協會同時提供他國業者相關技術，進而導致其對美國小麥之依賴。此外，學童營養午餐計畫與營養學知識的建構，一方面改變了人們的飲食習慣，另一方面則創造出對麵食的迷思。最後關於美援對臺灣農業經濟之影響部分，本研究顯示，臺灣雜糧作物生產的衰退，並非單純肇因於美援或美國農產品的傾銷。相反的，臺灣既有農業生產結構之弊病促使國府糧食政策放棄推廣雜糧作物，轉而倚賴進口小麥。2二次世界大戰後迄今臺灣民眾飲食習慣最顯著的改變莫過於米飯攝取量的減少與肉品食用量的大幅提高。1951-60年間臺

3、灣人均食米消費量為每年132.89公斤糙米，1991-2000年則下降至58.60公斤糙米。與此同時，肉類與水產海鮮1類的年平均消費量則從35.33公斤增加至114.76公斤。動物性蛋白質的攝取量早已超過米食甚多。食米消費量的減少間接導致稻米生產過剩問題的惡化。政府辦理稻穀收購之經費與日遽增，而難以消耗的存糧又增加倉儲成本。1974年設立的糧食平準基金，截至1983年已虧損281億元（臺灣省政府糧食處1997a:14-1）。1980年代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與臺灣省政府糧食局（以下簡稱「糧食局」）開始將增加稻米銷路、鼓勵國人多吃米

4、飯列為施政重點（聯合報1981）。農經學者呼籲，希望國人飲食習慣不要轉變得太快，以免傷害固有的米食文化（何凡1983）。糧食局則提供公糧協助中小學辦理營養午餐計畫（臺灣省政府糧食處1997a:14-13）；軍隊配合國家政策，早餐減少饅頭數量，增加稀飯供應（聯合報1986）。農委會同時積極輔導食品加工業者，製造米菓與各類以食米為原料的加工食品。食米推廣運動未曾停頓，然相關單位的努力似乎無法抵擋國人飲食習慣蛻變的趨勢。1980年臺灣人均食米消費量尚有100.82公斤，1990年下降至65.94公2斤，2001年僅剩50.10公斤。截至2000年底，糧食

5、平準基金連本帶利虧損共達1,150億元（農委會2001）。飲食顯然不是單純的營養學課題。面對國人飲食習慣的改變，農糧單位被迫調整農業發展計畫（如縮減稻米種植面積）。而為配合既有的農業生產結構，相關單位又試圖逆向恢復國人舊有的飲食習慣。飲食一方面是對食物的消費行為，另一方面又與食物的生產與流通息息相關。三者環環相扣，牽一髮而動全身。換言之，飲食習慣的改變亦非單純的特定食物攝取量的增減問題。一方面，它可能是導致農業生產結構變化的主因。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配合相對應之農業生產供給變化的結果。因此，飲食習慣的改變正反映了外在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Beards

6、worth&Keil1997:1-3）。更重要的是，臺灣做為國際農業生產分工體系的一環，自身的農業供給與需求亦與整個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相配合。國民飲食習慣的形塑與改變，除了在地生態與經濟因素之外，亦需考量其所身處的國際政經脈絡。本文將以歷史社會學的角度重新討論戰後國人飲食習慣變遷之議題。透過「國際農糧體制理論」（internationalfoodregimetheory）之研究視角，考察戰後臺灣所身處的國際政經脈絡對農業生產與國民飲食習慣的影響，並釐清其影響的途徑與歷史過程。1計算自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FoodBalanceSheets歷年份。2同

7、前註。3一、飲食習慣的變遷一般多認為，經濟情況的改善將導致飲食習慣的改變。相關研究即指出，收入提高使人們希望吃得更多、更好、更多樣化。動物性蛋白質與蔬菜、水果的攝取量增加的同時，穀類與塊莖類食物等碳水化合物的需求量則大幅減少（McIntosh1996:111;Christensen1978:178-80）。另一項常被用來解釋臺灣民眾飲食習慣改變的因素則為西方速食文化的入侵。崔伊蘭與吳燕和的研究不約而同指出麥當勞漢堡及其他國外速食連鎖業者對臺灣民眾飲食習慣的衝擊。漢堡逐漸融入孩童的日常飲食，學童開始習慣以漢堡作為早餐與中餐。對諸多中、小學生而言，午餐

8、首選不再是傳統的米飯便當，而是麥當勞漢堡與薯條（Tsui2001;Wu1997）。上述兩種解釋似乎已成為廣泛公認且未曾被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