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传统史学中认识论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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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析中国传统史学中的认识论及其成因（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颜娜武汉430079）摘要：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在其纷繁广阔的史学思想中闪烁着史学认识论的光芒。史家对“书法不隐”、“秉笔直书”的执着追求和与之相对应的史家自身素养的规范，都显示出中国传统史学中蕴含的丰富的史学认识论思想。然而，不可否认，这种史学认识论思想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它是在以主体性思维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之下形成的，带有强烈的儒家内在道德性的内涵。关键词：书法不隐直书史家三长史德主体性内在道德性上个世纪史学研究的一大变化和特点，就是从主要关心和研究历史问题，转移到在关心和研究历史问题的同时，也关心和研究史学自身的问题，

2、由此产生了史学认识论的研究新领域。狭义地说史学认识论就是史学家即史学认识的主体如何通过史学认识的客体即史料来认识历史的。有人说史学认识论是西方史学中特有的，中国的传统史学中不存在史学认识论的问题。对于这种看法，笔者实在不敢苟同。徜徉在巍巍为观的中国史学长河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在中国的传统史学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史学认识论思想，它所涉及到的问题主要是：对史学认识的主体即史家所作的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的要求和对“书法不隐”和“秉笔直书”的崇高追求。这实际上就是在史学活动中对史学认识主体进行的规范以求达到史学认识的真实。但是这种真实，是以封建道德和礼法为标准的，它没有超出传统的“名教”观念的束缚。

3、这种对主客体的认识恰恰是和中国哲学的重“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的特质相吻合的。一“书法不隐”的首创者，可由孔子说起。《左传》宣公二年载：晋大史董狐书“赵盾弑其君”并宣示于朝，孔子对此评价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从此，“书法不隐”成为传统史学中的评价“良史”的一个标准。其实，所谓的“书法不隐”贯彻的是以“礼”为原则的“书法”，它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维护“礼法”。因为赵盾“弑君”的做法违背了孔子所定的“臣为君纲”的礼法，而董狐的“书法不隐”是依据“礼”对赵盾作出的善恶功过的评价，所以孔子称赞它、颂扬它，使它成为“良史”的准则。孟子曰：“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1）之，

4、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孔子作《春秋》是因为世间的伦理道德沦丧，他要作《春秋》以正世风。《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论教导太子，有一条是：“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在这里1申叔时就把《春秋》看作是惩恶扬善、能劝诫人的心灵的工具。自此以后，伴随着封建统治的建立，“书法不隐”发展成为“实录”。“实录”是班氏父子在评价司马迁及其《史记》时提出来的，“然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2）可见，“实录”的标准只不过是“文直”、“事核”、不虚浮华丽、不

5、隐瞒恶劣败坏之事。南北朝时期梁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提出了“直笔”与“直”的观念，他说：“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子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辞宗丘明，直归南董。”紧随其后，《周书》卷三十八《柳虬传》中也提出了“直笔”的观念，文中说：“故南史抗节，表崔柕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从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勰、柳虬提出来的“直”或“直笔”其主要含义就是“书法不隐”，所谓“秉笔直书”就是董狐精神，它所张扬的就是史家要刚正不阿、如（3）实记录并公正褒贬，以实现“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这也是旨在强调史家应该秉承刚直公

6、正的道德良知。直至唐朝中叶刘知己撰《史通》专辟章节在理论上论述了“直书”和与之相对的“曲笔”，他认为“直书”是“君子之德”而“曲笔”是“小人之道”，对那些不畏权贵、敢于直书的史家给与了高度的赞扬，也痛斥了那些阿意奉承、捏造事实、篡改历史的丑恶行径。《史通》中的思想，典型地反映出“秉笔直书”的内涵与特征，即“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的“直书实录”，这不仅是指史家对史事要如实记录，更指出了史家在“褒贬义例”上的“直道”。他说“盖烈士循名，壮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4）之

7、。”在此，刘知己极力推崇“直书实录”，但在实际上他首先考虑到的仍然是史家的道德品质，是要求史家具有“不畏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的无私无畏的道德风尚。其后的史家如郑樵、清代的考据学家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无不继承“据事直书”的传统，对“曲笔”修史展开批评，把史家的道德心术是否公正当作他们批评的标准，将善恶是非看作是史实的内在因素。王鸣盛说：“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如所谓横生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