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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社区中的规则及其服从_以天涯社区为例_郭茂灿》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行业资料-天天文库。
1、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虚拟社区中的规则及其服从———以天涯社区为例郭茂灿Abstract:Thereisadebatebetweentwodifferentperspectivestounderstandtheissue:“whypeopleshouldobeyrules”.Oneistheinstrumentalperspectivethatemphasizesbenefitsandcosts,andtheotheristhenormativeperspectivearguingthatmoralityandnor
2、msaremoreimportant.Totestandtosurpassbothargumentsfromthetwosides,thispaperdiscussestheruleobeisanceinvirtualcommunity,whichisanewandconcretesituation.Onbasisofstatisticanalysisofcollectedquantitativedata,thepaperconcludesthatinvirtualcommunity,normativefactorsco
3、ntributemorethaninstrumentalfactorstotheruleobeisance.ThisconclusionhighlightstheimportanceofmoralityinChinesesocietyandmayleadtomoreinterestingresearch.一、理论背景与问题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规则(rule)①和规则的建构、服从问题,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对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至少部分独立于行动者的规则,人们何以会服从?②基于各自的理论取向和分析角度,研究者对此问题大致分
4、为两种解释视角:一种是工具性视角(instrumentalperspective),一种是规范性视角(normativeperspective)。工具性视角认为,人们之所以会服从规则,乃是实际利益使然;人们在行动过程中对规则是否服从完全取决于由此所带来的收益和所付出的代价。社会交换论首先对这一视角做出了暗示。霍曼斯在论述他的“命题系统”时所说的“某次活动所得到的价值越高,就会越经常地履行这种活动”,实际上正是暗示了行动者对规则是否遵守,取决于人们会不会因之而取得报酬(沃特斯,2000:76)。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也是工具
5、性视角的代表。科尔曼明确指出,行动者“对规范的需求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行动本身对行动者的价值,一是行动对接受影响的其他行动者的价值”(洪小泉,1996);他还指出,对规范的服从可以由人们权利大小的变化得到解释(科尔曼,1989:356),从而赋予了行动者很强的功利取向。与工具性视角相对,规范性视角的观点认为,人们服从规则是伦理、道德等文化因素“价值内化”的结果;人们对规则的服从是因为内在的价值取向告诉他们这样做是“应该的”,而不在于他们认为这样做对自己有益。规范性视角的代表无疑仍取功能主义的立场。“规范取向”在帕森斯的行
6、动单元里一直有着优先地位,并且,在帕森斯那里,行动者对规则的服从“逻辑地被演绎为个体通过社会化在社会规范与社会期望的指引下的角色执行过程”(沃特斯,2000:47;杨善华主编,1999:143)。工具性视角和规范性视角之间的这种二元对立,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上升为理论预设和方法论上的争论,即A.亚历山大预设图式中的工具论和规范论之争。但是在理论层次上,理论预设和方法论本身是无法被证伪的。因此,虽然上述两种视角加深了人们对服从规则的动因的理解,然而如果要对这两种解释视角进行新的融合乃至检验,较好的策略应该是将其置于具体的情境中
7、,用对经验事实的研究来回①本文所使用的“规则”一词是一个比“规范”(norm)更宽泛的概念,后文的表述将体现出这一点。②规则是不是完全独立于行动者,在理论上曾经有所争论。但是,一般认为,现实中还是广泛地存在着能够被行动者服从的规则。103©1994-2010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答人们对规则的服从究竟是工具性的还是规范性的(冯仕政,2003)。在这方面,美国法社会学家T.泰勒做出
8、了先驱性的努力。泰勒在回答“人们为什么服从法律”这一问题的时候,将上述两种视角综合起来考虑,提出法律服从的动因可以分为基于工具性和基于规范性的:前者主要包括“受惩罚的风险”和“同侪的评价”;后者主要包括“个人的道德观”和“合法性观念”“,合法性观念”又可分为“意识到的责任”和“对法律权威的拥护”;并将其操作化为量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