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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晋阳学刊》1997年第6期论东汉道德教化网的形成李小树东汉王朝是在长期动乱之后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王莽时期的天下大乱,数十年兵连祸结,留给这个新兴王朝的不仅是“城郭皆空,白骨蔽野”的极端残败凋敝的经济,还有“群雄竞逐,四海鼎沸”的剧烈动荡着的政局。然而,建国不久,这种状况便迅速改变并逐步出现了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统治巩固的“中兴”局面。明帝后期“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虽不无封建史家夸饰之辞,但局势的显著好转,却是不容置疑的。从和帝开
2、始,东汉王朝进入它的后期。由于天子皆幼年即位,最高统治权从尚不具备治国能力的幼主手中游离出来,朝廷内出现长期反复的激烈而残酷的权力争夺,给政权的巩固以极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即便在这种状况下,东汉王朝的统治仍然继续维持了一百三十二年之久。上述情况的出现,原因何在呢?如果细加探究,就会发现,东汉前期社会迅速走向稳定;东汉后期交替往复的争权斗争迟迟没有引发社会动乱;乃至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群雄割据,“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所有这一切,无不与东汉王朝强化儒家伦理道德的教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东汉王朝在其统
3、治的一百九十六年中,始终把加强儒家伦理道德的教化视作巩固政权和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重要手段,最终形成了一张自上而下由官方和民间交织在一起的严密的道德教化网,它在巩固东汉王朝和延缓这个封建政权的灭亡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起到了如此重要作用的东汉道德教化网是怎样形成的呢?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一、天子太后,力倡教化东汉王朝在建国的过程中和建国初期,曾十分热衷于宣扬和利用图谶,这种自西汉末开始流行的神学预言以其对民众特有的迷惑作用备受统治者青睐。但是,反复出现的社会矛盾与图谶预言的背离,使东汉统
4、治者对图谶的利用一开始便不十分顺利,发生了开国功臣们不满图谶的封赏预言而迫使刘秀违背谶文任用重臣的事件。朝臣中也不断出现反对图谶的观点。光武帝刘秀时,号称“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的名儒、给事中桓谭便“讥讪图谶”,且公开上奏,“极言谶之非经”;大中大夫郑兴也宣称“臣不为谶”;顺帝时任太史令的著名科学家张衡更直言上奏,认为图谶“皆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而采用的“欺罔”之·68·术,应一律“禁绝之”。更为严重的是,图谶作为一种神学预言常常被野心家利用为篡夺最高统治权的依据。刘秀即位仅一年,真定王
5、刘杨便“造作谶记”,“欲以惑众”,声言刘秀之后,他应运当作天子;明帝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楚王刘英试图“谋逆”,又“造作图谶”,为夺取帝位制造舆论;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淮阳王刘延企图夺权,也以“作图谶”为舆论上的准备。图谶所具有的这种在舆论上对现实统治既可“神助”也可“神弃”的双重功能,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对皇权的严重威胁。严酷的现实和传祚万世的强烈愿望,迫使东汉统治者在思想上寻求更为有效的统治手段,提倡和推行具有治国安邦功能的儒家伦理道德无疑是最为明智的选择,所谓“治身有黄帝之
6、术,治世有孔子之经”。于是,从建国之初起,东汉王朝的统治者便采取种种形式尊儒崇儒,以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教化臣民,调和社会矛盾,维护和巩固东汉王朝的统治。1.倡导仁孝。“仁”是儒家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为“爱人”,即所谓“仁者爱人”。而对于统治者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爱人”包括了对国君的爱,对国君的忠。“孝”在儒家伦理道德中同样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孔子曾说过:“孝慈,则忠。”孔子的弟子有若认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
7、经》更是明确提出“故以孝事君则忠。”可见,儒家伦理道德中的仁与孝,对于提倡忠君,防止犯上作乱,从而对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极为有利,由此而受到东汉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刘秀刚刚即位,即对以“仁爱”著称的“通儒”卓茂进行褒奖,封爵位、赐衣物、荫子孙,将其作为“宽仁恭爱”的楷模大加称扬,以此来教化官员和百姓。开国君主肇其端,继位诸帝踵其后,如明帝时沛人赵孝及其胞弟赵礼、楚郡人刘平;章帝时寿春人召驯、庐江人毛义以及被称为“江巨孝”的临淄人江革;和帝时刘恺;安帝时汝南人薛包、故洛阳令王涣;顺帝时东海王刘
8、臻及其弟刘俭等等,都受到统治者的大力褒奖。褒奖的常用方式有拜官、赏钱、赐物、荫子孙等。桓帝时,对大臣们举荐的仁人孝子,一律“以安车、玄纟熏备礼征之,”对不愿应征的人,竟“使画工图其形状”,宣示朝野。东汉统治者的上述举措,是对仁孝的官方认可与倡导,在道德教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如章帝对江革的褒奖,就使“‘巨孝’之称,行于天下”,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2.加强对皇室和贵族子弟的教化。皇室和贵族的子弟是东汉政权最可靠也是最为重要的后备力量,使他们幼不失教,自小就懂得用儒家伦理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