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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代私家藏书楼命名的文化解读□衡大新欧明俊私家藏书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主体部分,它的源头可上溯到战国时期的诸子藏书,宋代以前,私家藏书已很盛行,然并没有专门的藏书楼名。宋代,随着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藏书风气大盛,开始涌现出大量的藏书家,而藏书家专门为自己的藏书处所即藏书楼命名,也始于这一时期,并随着私人藏书的发展而形成风气,到明清两代鼎盛一时,直至现代不衰,成为中国藏书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作为这种文化景观载体的符号形式——藏书楼名,往往典出有自,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它们或体现藏书家的志趣、雅尚,或展示藏书家的收藏特色,或反
2、映藏书家的治学态度和藏书观念,等等。因此,解读藏书楼命名的由来,有助于我们了解历代藏书家的藏书活动及心态,加深我们对中国藏书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促进整个藏书文化史研究的深入。一藏书家往往是学者,嗜书如命,为了心爱的书,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因这些珍藏在他们的心目中高于一切,所以在藏书楼命名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以其藏品直接命名。从这些命名,可以窥见藏书家珍爱图书的种种心态。(一)以数字冠于书名或刊本名之前,显示藏书的珍贵、丰富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酷嗜宋版书,苦心搜求,得宋版书一百二十二种之多,为此特辟专室贮藏,命名曰“百宋一廛”。
3、方功惠钟爱《文选》,注重61收藏不同版本的《文选》,所收自宋元刻本以下十种版本之多,故名其室曰“十文选斋”。邓邦述所藏明嘉靖刊本书籍一百五十部,遂将其藏书处命名“百靖斋”;陶湘的“百嘉斋”,亦以藏明嘉靖本百馀种而命名。袁克文收得宋巾箱本白文“八经”(即《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八书字体细如发丝,精丽异常,乃宋建本之至精者,袁氏爱惜备至,特辟“八经阁”贮之。(二)以“奇”、“宝”等字冠于书名或刊本名前,表达对某种藏书的特别珍爱之情明代张应文、张丑父子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得到
4、宋代米芾《宝章待访录》墨迹,倍加宝惜,故为其藏室命名曰“宝米轩”。陈继儒有“宝颜堂”,据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记载,“以得颜鲁公书巨川告身,而名其室曰宝颜”。清代周春曾收得宋刻本《礼书》和南宋本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注》二书,因以“礼陶斋”名之;后因贫困被迫出让《礼书》,遂改名为“宝陶斋”;后《陶靖节先生诗注》又售出,再易名为“梦陶斋”。翁方纲于乾隆戊子(1768)冬得苏轼书《嵩阳帖》,癸巳(1773)冬复得宋刊《施注苏诗》残本,喜不自胜,于是名其楼为“宝苏斋”。陆烜收有王羲之《二谢帖》和《感怀帖》,其斋中有楹联曰:“门栽彭泽五株柳,案
5、有山阴《二谢书》”,遂额曰“奇晋斋”。袁克文因困窘将所藏宋刻《礼记正义》和《公羊经传解诂》售让给潘宗周,潘得书时正值新居落成,遂以“宝礼堂”命名。(三)直接取自所藏书名,或概括所藏书特色,以展示自己有代表性的藏书王芑孙《陶陶室记》载,黄丕烈“得毛藏北宋本陶诗,又得南宋汤氏注陶诗,喜,题其居曰‘陶陶室’”。黄丕烈又有“士礼居”,他藏有宋严州本和景德官本《仪礼》两种,因《仪礼》又名《士礼》,故名。陈揆在吴兴书舶偶得唐刘赓《稽瑞》一卷,此书除宋王应麟《玉海》祥瑞类中涉及外,未见著录,为绝无仅有之书,故以“稽瑞楼”为名。杜煦因藏汉建初六年刻
6、《大吉买山记》而以“大吉楼”名其室。杨以增将所藏宋元版本和名抄精校本处名为“宋存书室”,又因收到宋刻《毛诗》、《仪礼》、《礼记》、《春秋》四部经书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部史书,故题斋名“四经四史之斋”。马瀛“汉晋斋”,以收宋本《后汉书》、《晋书》而命名。缪荃孙以得宋刻窦氏《联吟集》而以“联珠楼”颜其居。邓邦述藏有宋刻《群玉》、《碧云》两种唐人集子,因命其62文化史知识居曰“群碧楼”;他又得到唐人孟郊、贾岛两人诗集的明刊本,因此又把“郊寒岛瘦”作他的斋名曰“寒瘦山房”。陶湘以收藏宋版《百川学海》颜其藏书处“百川
7、书屋”。傅增湘以其祖父得元刊《资治通鉴》及自购宋百衲本《资治通鉴》,故将藏书处命名为“双鉴楼”;后又得南宋内府写本《洪范政鉴》,以之取代元刊《资治通鉴》,仍为“双鉴”。刘世珩藏宋王应麟《玉海》二部,遂取“玉海堂”名。任凤苞得到原抄本《康熙大清一统志》、清刻本《方舆路程考略》和《皇舆全览》三残本,故名其室曰“三残书屋”。蒋汝藻1916年从曹元忠手上购得经明俞琰、张雯、都穆、朱承爵、朱存理、华夏等人递藏的宋刊孤本周密《草窗韵语》,遂以“密韵楼”名其居。朱希祖的“郦亭”,因所藏明抄本郦道元《水经注》被王国维推当世所存郦书版本之首,故名。朱
8、文钧以藏六唐人集而名其居曰“六唐人斋”。周叔弢“自庄严堪”以藏《楞严经》而命名,“寒在堂”以获清宫藏宋刻本《寒山子诗》而命名,“双南华馆”以藏宋刻本《南华经》两部而命名,“孝经一卷堂”以得清宫旧藏元刻本《孝经注》一卷而命名,“东稼草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