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绍良先生所藏元王氏直说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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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跋绍良先生所藏元王氏《直说素书》辛德勇周绍良先生哲嗣启晋先生，汇集绍良先生有关古本旧籍的题识序跋，编为《绍良书话》一书，即将交付中华书局印行，以飨艳羡绍良先生藏书与仰慕绍良先生学识品行的读者。因《直说素书》一书为绍良先生素所珍爱而谢世前未能顾及题写识语，特出示此书，嘱我略缀数言，以誌寓目之幸。绍良先生生前，屡有教诲施及于我，且赐予罕见善本典籍，以之鼓励我研习流略版本之学。因蒙受恩惠殊多，不敢以无学寡闻为辞，谨检读相关史籍，勉强铺叙成文，记述观赏这一罕见秘本后的肤浅感想。此《直说素书》线装一册，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鱼尾下刻“素书”书名，版心通常镌下鱼尾处刻作双横线，横线上记页码，每

2、半页6行，满行16字，小字双行夹注同，字形刻作赵体而亦颇带有颜体风格；卷首篇末，钤有“蠹斋”、“周绍良藏”、“至德周绍良”、“至德周绍良所珍爱书”、“周绍良印”诸印记。绍良先生在世时，尝延请冀淑英女士一同鉴赏，卷尾留有冀氏题记云：“丙寅春初，参加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成立大会，获观绍良先生携示所藏善本三种，皆稀见珍品。《黄石公素书》，诸家书目著录，未见有宋元旧本，明刻亦颇罕觏，不揣谫陋，书此誌眼福。冀淑英谨识。”时属西元1986年，转瞬之间，复又历经二十馀寒暑，当时同观此书两位老人，俱已升徦道山，所幸尚遗留有印鉴手泽，共此珍本长存。辨识古籍版本与赏鉴所有古物一样，往往见识愈广、所知愈深，

3、而判断愈为审慎，冀淑英女士对此书版刻避而不下断语，即是缘自于此。惟揣摩冀氏旨意，似以为属于明版的可能性要较大一些。冀淑英女士所撰题识，直语“黄石公素书”，并谓诸家书目未有宋元旧刻著录，此语自是针对《素书》本文所发。然而，绍良先生庋藏此本，乃元人王某所著《直说素书》，固无宋本可言。至于元刻，观绍良先生此本卷首王氏自撰《直说素书序》，所署时日系“元至正十四年岁在甲午孟春上旬之吉日”，若在此时开板雕印，也已迟至有元一朝之末。前此三年，红巾军已经起事，各地响应风从，干戈扰攘不息，直至元朝覆亡。审此书字迹，当属元末明初之际，或即其最初刻本。惟书中第三十九、四十两页，字体松散板滞，且书口失镌“素

4、书”书名，均与全书不类，应属明代正德、嘉靖以后补刻，故此本刷印亦当在明朝中期以后。绍良先生蓄藏古籍，不从流俗，所得皆稀僻之本，于学术研究往往具有无以替代的史料价值；且屡屡捐赠转让之后，晚年留以自娱者数量有限，更多属独家秘籍。观冀淑英女士题跋，知当年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成立之际，绍良先生竟赍持这部《直说素书》，赴会赛宝，其于此书珍爱尤深，亦显而易见。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国内有两家公立图书馆收1藏有明刻本《黄石公素书》；又《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该馆尚收藏有一部明万2历刻本《素书》、三部明刻本《直说素书》，故明刻本《素书》，对于绍良先生来说，并算不上特别稀见。从而可以推测，这

5、部《直说素书》，或是在版刻上，或是在内容上，总应该具有某些不同于寻常明代刻本的地方，才会引得绍良先生这般珍重。就版刻时代而言，若是妄自贸然加以判断，这部《直说素书》，或许还是刊刻于元末的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之《兵家类》，页115，页1134。2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之《子部·兵家类》，页1218。1可能性要略大一些；至少绍良先生更有可能是将其视作元代刻本藏弆斋中。此书刻作白口，与明初普遍通行的大黑口有明显区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支持这一判断的佐证。此本更为具有独特

6、价值的地方，恐怕还不在于它是不是一定会属于元刻，而是它在《直说素书》一书版本的演变谱系之中，应当高居于源头的位置。《素书》传世的最早注本，出自宋人张商英；这部元朝人解说的《直说素书》，乃是随继其后的第二部传世注本，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没有收录。前述北京图书馆亦即今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三部明刻本《直说素书》，据书名判断，与绍良先生此本理应是同一种书籍。《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依例要著录作者姓名，而没有著录作此“直说”者姓氏；其行款系“十行十八字黑口四周双边”，与此绍良先生藏本判然有别，这些特征，说明它应当是晚出重刻的版本，刊刻者可能是有意删除掩去了原来的作者。绍良先生这部藏本，不

7、仅卷端清楚题有“广陵寡学王氏直说”字样，而且卷首还几乎一字不缺地存有王氏题作“直说素书序”的序文，从中得以知晓作者的身世王氏《直说素书》书影和撰著原委，对于理解此书，具有很大价值。清初黄虞稷编纂的《千顷堂书目》，著录有“王1氏《素书直说》一卷”，应即此书。《千顷堂书目》著录的这部书虽然尚存有王某姓氏，却依然不能确定与绍良先生所藏是否为同一版本。在清代中期的藏书家当中，常熟瞿氏曾经收藏有此书。《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记云：“其注释未题名。案序作于至正十四年，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