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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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梁启超与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石云艳[提要]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潜心学习和钻研日语,在译介西方思想文化的过程中,大量使用日语词汇,这些从日语借用过来的词汇不仅使汉语词汇更加丰富,同时也给我们在接受近代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通过日文报刊、书籍,借用日语词汇,进行思想启蒙,不仅加快了新思想的传播速度,而且也大大地丰富了祖国的语言文化。[关键词]梁启超日语外来词汉语词汇语言文化[中图分类号]K825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7)05-0133-07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着许多令人回味的事情。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中国在文化交流过

2、程中主要扮演施授者的角色,日本则主要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大量养分,融进自己的文化。作为各种文化的载体的语言文字对日本影响巨大。从《说文解字》的九千三百文,到《康熙字典》的四万九千多字,几乎全部行于日本。即使在今天,汉字与汉语仍占据日本语的60%以上。明治维新以后,则主要是中国学习日本。其他方面姑且不论,仅就语言文字方面来说,日本反倒成了输出国。日制“汉语词汇”,大量地进入中国的汉语中,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①维新以前,汉文行乎日本,自维新而后,日文行乎中土”。此话说得有些偏激。但是,近代中国从日本“借词汇”确是不争的事实。本文仅就梁启超在译介西方思想文化进行思想启蒙的过程中

3、,大量借用日语词汇,大大地丰富祖国语言文化的情况做一初步探讨。11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潜心学习和钻研日语梁启超与日本的关系之深,他本人并不讳言。自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至1912年回国,梁启超在日本度过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活。这在梁启超30余年的政治、学术生涯中约占一半,在他新思想的形成中起了决定作用。“戊戌政变”发生之日(1898年9月21日)梁启超逃到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时,因为不懂日语,只能和当时代理公使林权助笔谈,说明来意,并请求帮助。抵日之初,梁启超也完全是借助笔谈与日本人交流的。但是“见东人不能与谈论,又身无笔墨”时,便成为一件十分尴尬的事。于是到日本后不久,梁启超即开始

4、学习日语。133万木草堂时期的同学罗普比梁启超早一年到达日本,于是便成为梁启超的日语老师。在罗普的帮助下,梁启超用心钻研日语的读写方法,很快就能够顺利地阅读日语书籍。在学习时,梁启超用心将日语的字句结构、语法特点、阅读书写方法及自己的体会等记录下来,到日本才仅仅半年左右的时间,他不仅自己已经可以使用日语阅读日文书籍,如同“幽室见日、枯腹得酒”般地沾沾自喜,而且还把自己的学习经验加以总结,和罗普一起创造了一种阅读日语的方法,编写出版了学习日语语法书《和文汉读法》,号召留日学人有志新学者都来学日语。他在《论学日本文之益处》中说:“哀时客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

5、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②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梁启超之所以大声疾呼,号召同志学习日语,他给出的理由有三个方面:第一,通过日本著作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在各个方面都与中国存在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日本不断地向中国派“遣隋使”、“遣唐使”,全面地学习、模仿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思想和文化,包括文字都是借用中国汉文。一直到明治维新之前,书写仍然大多用汉文,会使用汉文被认为是身份的象征,而只有一般民众才使用日语口语。书写使用汉文,说话使用日语,是当时存在的

6、客观状况。明治维新前,由于清朝政府的闭关锁国和腐败无能,中国逐渐地沦为西方列强欺侮的对象,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一些日本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所谓“脱亚入欧”的国家战略,开始了全盘西化的过程。日本明治维新前后大量地翻译、编抄西方各个领域的著作。正象梁启超所说的那样,“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③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日本学者大量翻译介绍了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能够“开启民智”和“强国基”方面的书籍,这些正是中国所最紧要、最急需的。而中国当时办

7、洋务的一些人,也介绍了部分西学之书,但都偏重于兵学和艺学,而介绍西方社会制度的政治经济等“本原之学”,却无人关注和翻译。学习那些兵学等,专业性强,对普通民众没有用处。梁启超说,国人有必要急需学习西方的“资生学”、“智学”、“群学”等著作。“今者余日汲汲将译之,以饷我同人,然待译④而读之缓而少,不若学文而读之速而多也。此余所以普劝我国人之学日本文也”。虽然梁启超本人打算去翻译,但是如果等待翻译成中文再读,不仅读的很慢而且种类也太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