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与陈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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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法治应该怎样向前走　　　　《经济观察报》2008-10-20　　“建设法治国家”早已写进宪法，但是如何建设法治国家，一直争论不休，尤其是近年来，在“反思改革”的社会思潮影响下，分歧越来越大。今年3月全国两会之上，本报记者采访了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教授，他对一个时期以来的司法职业化改革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强调法律不能偏离一个社会民众普遍认同的常识、常理、常情，认为司法体制的职业化必须与民主化相结合，民主化必须优于职业化，必须以民主化来促进职业化。他的观点在法学界、司法界引起诸多回应。7月14日，本报发表《贺卫方：不走回头路》一文。北京大学法学院

2、教授贺卫方在文中表达了他对中国司法改革的一些担忧，认为司法独立刚刚起步，却又有走回头路的趋势：一方面追求专业化，另一方面则强调“司法的民主性”、“大众司法”，相互矛盾，相互冲突，使得司法独立大打折扣。此后，众多法学界、司法界人士为本报撰文，参与讨论，针对中国法治现状、路径选择各抒己见，反响之广出乎我们的意料。法学家之间的分歧的确值得好好讨论，因为这不仅关乎司法改革如何取向，也关乎整个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为此，本报在重庆大学组织“观察家论坛”，邀请陈忠林教授与贺卫方教授就“中国法治应该怎样向前走”当面切磋，现场气氛极其热烈。现将对话内容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3、　　时间：2008年10月5日　　地点：重庆大学　　对话：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忠林(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　　整理：新望、马国川　　法治建设到了反思的时候　　贺卫方：我们国家的司法改革已经持续了十几年，我个人算是比较深入地介入到这个过程的一个学者。如何建立政府与人民之间对话的机制，建立可沟通的制度——一个司法的平台，通过法院来合理地、公正地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避免和平时代的混乱，这是我们期待并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　　这些年来中国的司法改革一直在朝职业化的方向努力。职业化包括司法机关的建构。法官要坐堂问案，而不能过于主动积极地去行使权力。

4、法官穿上了法袍，敲上了法槌，建立了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让这个国家的法律人群体——无论是法官、律师、检察官——都必须从一个门槛进去。　　在职业化的道路上走到今天，蓦然回首，突然发现好像有点问题，这问题体现在许多方面。首先，我们法院应该更好地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法律老在变，司法对于法律条文的解释老在变化，国家的法律不统一，司法地方化严重。这样一种司法环境，如何能够保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超越熟人社会、超越狭小的地域范围限制，保证商业活动的正常进行？　　第二个表现是，法院还不能充分保障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权利。近年来维权运动如

5、火如荼，但是打官司的时候人们都能感觉到，很多时候法院没有能够很好地维护公民的权利。　　最后的结果，就出现了第三个表现：人们对司法不信赖。上访最典型地体现了人们对司法的不信任，因为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司法体系，不能从最基层开始就妥贴地保障我们的权利。　　陈忠林：在中国必须搞法治，中国法治必须向前走，以及司法应当职业化等问题上，我与贺卫方老师并没有分歧。我们的分歧集中在于：一、中国的法治建设是否应该立足中国实际；二、中国的司法人员是否应当遵守社会公认的基本伦理，即司法人员的业务教育是否应当与良心教育相结合；三、我们的司法是否应当允许民众有序参与，即司

6、法职业化是否应当与民主化相结合。我认为，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使中国法治建设进程长期不能满足人民的期待。　　为什么要对法律人进行良心教育？首先是因为我国法律人的良心迷失。这里先谈两个典型事实：一是，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给全国人大的工作报告，在2003年前的五年中司法人员的犯罪率高达普通人的五倍！二是，无数法学家都在不同场合问我同一个问题：良心是什么，良心到哪去找？　　为什么会出现法律人群体的良心迷失？因为我们法学理论信奉这样一种信条：“合情合理不合法的，要依法办”。按照这个信条，在“法”本身合情合理时，应该讲“法”，没有必要讲理；而在“法”违情悖理时

7、，我们则必须讲“法”，不能讲理。总之，我们法律人只要学好“法”就行了，什么社会普遍认同的伦理规范，什么常识、常理、常情，什么天理良心，统统都可以丢之脑后。　　这种讲“法”不讲理的理论，不仅在事实上导致了很多法律人基本伦理的迷失，使法律人这个最应遵守法律的职业群体，长期成为我国犯罪率最高的一个职业群。更重要的是，由于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只可能按照常识、常理、常情行为，而坚持法律理解、适用可以明显悖离常识、常理、常情，可以不顾天理良心，无疑意味着我们法律人可以甚至必须站在普通民众的对立面！用这样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法治建设，法学家们不知良心为何物，司法人员犯

8、罪率长期高于普通民众的数倍，司法不公成为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就不是啧啧怪事了。　　值得庆幸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