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艺术史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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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形式·艺术史·意识形态不同的视觉文化解读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化的世界中，视觉先于文字。孩子在能开口说话之前就已经会看了，视觉构筑了我们在世界上的领地。图像使我们对过去有了无上的洞察力，它们给了我们关于世界的直接的例证，比文字记载更为精确和丰富。下面这些民国老照片，带我们去看看当时的风景世情：新女性:TheNewWoman女性妇女女儿摩登女郎:TheModernGirl五四运动：1919新生活运动：1934摩登：Modernity20年代上海外滩民国乡村景色1936年的乡镇街道民国时期的公共汽车江边村

2、落水车汲水灌溉那时的人们一名吸烟的老者（1931年）劳动妇女打水的妇女（1949年），快解放了，这样的装束，瞬间已经改变，这些，俨然成了民国的标签。城垣民国时期的祭孔民国时济南老城墙，今已不复存在一夫一妻十二妾一张图传递出的信息或许比一座大教堂还多。那个时代，那个最上流社会里，旗袍、烫发就是美，西装领带就是美，甚至男人充当女子的守护者这种做派和风度，也是美，是时髦、可爱。辛亥革命的成功，不仅推翻了帝制，也颠覆了晚清时期的观念和审美。虽然这离真正的平等还相差十万八千里，但皇帝愿意站着，就证明了观念的

3、改变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婉容皇后与溥仪的合影民国男子黄埔时期的周恩来民国男子梅兰芳——纸醉金迷中的清澈纷繁乱世中的宁静宋氏家族——百年宋氏不朽传奇家族出了三位国家元首：中华民国开国大总统孙中山，中华民国委员长蒋介石，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出了两位政府首脑：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宋子文；出了两位“第一夫人”：“国母”宋庆龄、“第一夫人”宋美龄。蒋宋联姻——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一段见证之后中国近半个世纪风云变幻的婚姻自此而始。永远胡适之——“生为学术、死为

4、学术，自古大儒能有几？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至今国士已无双！”电影皇后胡蝶——胡蝶就是那些一张张发黄的胶片中最华丽的影象，而属于老上海的美人，就是那一朵花，虽有盛开的灿烂，也有凋落的凄凉。但无论如何，每走一步，都带起风，随风起舞。正所谓“蝴蝶纷飞花已尽，只留寒香落人间。”民国女子的言谈举止具有难以言传的风情。她们身上具有一种现代的矜持、内敛的性感、知性的感性以及得体的时髦等奇特的混合，这些矛盾的特征能最有分寸地统一在她们身上。江南第一美人:王映霞在20世纪，以图像证史似乎成了历史学家天经地义的责任。

5、赫伊津哈明确指出，视觉图像是历史灵感的唯一源泉。在他看来，历史意识是一种产生于图像的视像。在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应以图像为先，因为只有通过图像，我们才能真正“窥见”往昔；唯有通过图像，“我们才能更清晰、更敏锐、更富有色彩—一言以蔽之—更富有历史感地理解过去。”以个人的血肉之躯无法改变脱缰的历史轨迹，但手中的相机却可铭记下历史。上述引自英国十九世纪著名艺术史家拉斯金的话，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构成人类历史应该有三部书，行为之书、言词之书和艺术之书。三部书当中，言词之书的意义似乎是不用证明的，自有文字发

6、明以来，它就是人类记录自己历史的主要载体，或者主要工具。行为之书除了可以在过往的艺术品中一窥实情外，大部分也被纪录在文字里。只有艺术之书是漫长的，甚至比文字还要漫长。所以，拉斯金在这里强调历史的“三部书”，在我看来，是意义重大的。他并不仅仅在为艺术史辩护，他的眼光明智而独到，看到了视觉遗存对于人类重构历史的重要性，明白一部缺乏对视觉制品进行有效分析的历史，一定是残缺不全的。但是，我同时看到，拉斯金在这里所说的“艺术之书”，因为主要指艺术，没有包括1839年摄影术发明以来的图像之书，所以，历史仍然留

7、下了缺憾。在他生活的年代，摄影术正在为自己的独特地位而挣扎，更多时候像是行走在民间的流行法术，还没有机会进入他那精致的视野。今天，我们已经生活在数码成像的时代。这说明，在拉斯金所说的历史的三部书当中，还应该加上一部“图像之书”。这部书包括静止影像和活动影像两大部分，前者以摄影为媒介，终端产品是泛滥成灾的图片；后者存在于电视、电影院和各种不同用途的大小屏幕之中，同样数量庞大，产量惊人。如果说，1839年时还没有多少人意识到“图像之书”的存在，包括拉斯金，那么，到了今天，人类大概不敢把通过机器成像的视

8、觉制品不放在眼里了。现在，没有人会怀疑图像的力量。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们真的生活在一个视觉的时代，或者叫视觉文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图像之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今天，当我们有机会回溯几十年前的照片集时，尤其是这些照片是摄影家有意为之的结果时，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再停留在艺术层面，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部如此真切、如此富有意义同时又飘散着真实的历史烟云的图像之书。这说明，我们面对图像之书，就像我们面对历史。两者之间的对等，不是艺术形式与情感的对等，而是历史与图像之间的对等，有时甚至令我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