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高老头-缅怀高名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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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永远的“高老头”——缅怀高名凯先生北大中文系49级周绍昌从1911到2011，一百年，此时此刻，重回燕园，缅怀我们的“高老头”。高山仰止。（一）1949年秋，我考入燕京大学国文系，系主任是高名凯先生。从高班传承下来的对他的称呼，“高老头”。其实那年他才38岁，正当盛年。因为他翻译巴尔扎克小说中的经典人物叫“高老头”，自然而然被学生“嫁接”到先生头上，是昵称，亲切又轻松。若在冬烘者流眼中，是目无尊长，没大没小。而在当年的燕园，确乎是师生融融的写照。我进入燕园认识的第一位师长就是高先生。其时，每个学生都要把一个学期的选课送请系主任审定签字

2、，而后再送文学院院长（齐思和）和教务长（严仁赓）先生审批。高先生的办公室在贝公楼（今北大办公楼）二楼紧贴礼堂一侧的一间狭长房间，旁边大间是系图书馆，把楼梯口的另一侧是赫赫有名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晋见大学系主任，是我求学生涯中的一个大节点。一切都与中学不同，别是一番情境的心情，仿佛一夜之间就长大成人，不再是毛毛头了。那年代，能进入大学在平民社会是光彩的事。而当第一天走进燕园，就有步入学术殿堂的神圣感，心一下子沉静下来，在欣欣然的激动中平添了深的敬畏。第一面的高先生，面容苍老而疲惫，若五十许人。几分钟的初次接触，从他和蔼的目光和简短

3、的问话，让我隐然产生了一种回到家里的亲切。批签了选课单，问清了我的宿舍伙食安排，指点院长和教务长的办公地点，目送我离去。第二次见高先生是在全系师生的迎新会上。在张伯驹先生承泽园小楼底层的大客厅里少长咸集，众多师长和高班同学列座，只为欢迎我班一年级的七名新生和二、三年级的六名插班生。高先生操福州口音的简短讲话，首先代表陆志韦校长表示欢迎：“陆先生有事来不了，要我代表他想新同学致歉！好在今后你们都会得到他的亲炙的。„„”记下来他一位位介绍在座的老师。他讲话中把“亲炙”读为“亲哲”，我既不懂“亲炙”的词义，更无从分辨南音“炙”“哲”之变，但

4、整句话的大意还是可以明白的。至于“亲炙”，是会后请教的一位学长才长了知识的。那时国文系四哥年级本科生加研究生总不过二十多人，是小系，与历史系、哲学系、音乐系合称小文学院，在后来的学习和运动中常常合并活动，便于掌控。学生会也以系为单元。尽管国文系的学生不多，1949—1951（朝鲜战争前），一贯遵循着“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理念有序进行，未曾稍有疏怠。高先生在学期伊始就分别邀约了新生（包括插班生、研究生）单独到他在燕东园（俗呼东大地）的家里做客谈心。他要一个一个地了解学生的志趣以及对未来的理想或是朦胧的憧憬，乃至约略家世概况等等

5、。为此后的课堂内外生活奠定相知互动的基础。那时，老师们的家是向所有学生随时敞开的，师生如家人父子，至今是燕京人永世的怀念。高班同学告诉我，高先生子女多，而且师母陈幼兰先生患有痼疾，听说感染了非洲的皮肤传染病，很难治。所以家庭负担很重，应当尽量少去打扰。而高先生还是不辞劳苦关注着每一位教师同仁和学生的教学和生活，同时坚持着自己的科研、教学和翻译工作。难怪我们经常在他热情而憔悴的面庞和目光中看到极力掩盖着的焦虑和不安。最明显的是他的嘴唇，总是干的像是蒙一层皮屑，从来没有正常滋润过。这在中医医生的眼里肯定能辨识出什么生理征候的。因为他明确知

6、道我的兴趣是志在文学，所以每当选课的时候，就在必修课之外，指点侧重历代文学选读和小说、戏曲方面的课程。他还有意识的启蒙说：“国文系的同学除了要打牢固中国文学的基础，也要有外国文学的素养与博识，能兼容、比较，才能有借鉴，我们的文学创作才能前进。冰心、许地山、熊佛西的文学成就是很好的范例。”于是，我课余认真拜读了高先生和吴小如先生合译的《巴尔扎克传》，进入被同班挚友徐保厘说的“走火入魔”的另一个艺术世界。高先生给我开的小灶是从《驴皮记》为始的。自兹尔后，每由新文艺出版一本他译的人间喜剧，必赠我一卷。我也就从巴尔扎克走进了福楼拜、左拉、大仲

7、马、雨果、莫泊桑，也走进了德国和英国文学，而后又沉醉在俄罗斯、苏联文学„„之中。至今，六十余年已过，回顾来时路径，约略比较，于中国文学，至1949年鼎华之前为节点，诗歌艺术在全世界独标一帜，历史最悠久，成就最辉煌。中国汉语诗的美学传承，其神韵、气场、风骨、精魂，已浸润融为中华民族艺术个性的不朽灵魂。而以叙事体裁为主流的小说（尤其长篇）创作，除了一部《红楼梦》，堪与西方经典比肩的著作，却是太少了。在东西方文学艺术大交融的一个半世纪依赖，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迄今未见突破性成就。高先生一代学者瞩望见到的学术与创作高潮，还没有出现。特殊而非常

8、的几十年岁月被虚掷了。“人间喜剧巴扎克/南渚泊舟倪云林”是沈尹默先生（师祖）题赠弟子高名凯先生的对联，我亲见曾挂在燕东园高宅客厅的正西墙壁上，中间是署名元代大画家倪瓒的《南渚泊舟》图。依稀记得那幅画裱在立轴上，长宽呈横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