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蜀王建墓内石刻伎乐考》文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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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水编校前蜀王建墓内石刻伎乐考-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内石刻伎乐考王建墓中室内置棺槨的石座东南西三面雕刻有伎乐二十四人，计舞者二人，奏乐器者二十二人。此一群雕刻，不只在艺术上表现出极高度的技术水平和现实主义的作风，而且是一部极完整的、及乐器最多的音声队，为考见唐五代音乐和乐队组织的极重要的资料。国内石刻中刻伎乐的，亦往往有之，如云岗、龙门、麦积等石窟内佛座及头光上所雕的伎乐天即是一例。敦煌壁画中亦多有之。不过此类材料，到现在尚未经过学者们的整理，且多剥蚀不全，整理亦不易。又云岗等处石刻中和敦煌壁画中的伎乐天，在服装上及乐器上尚保持纯粹胡乐的风格，而王建墓

2、内的伎乐，则完全是中国的音乐，是中国古代艺人精心的创造，所以它在研究民族音乐的发展上，更是珍贵的材料。为了说明王建墓内伎乐的性质，先将唐代音乐的大概情况予以简略的叙述，我想是有一些帮助的。隋唐结束了自东晋以后当时南北对峙的情况，造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局面，因之，社会、文化各方面都呈现一种新的面貌，音乐亦进入了一新的综合创造时期。在隋及唐初时，音乐上显然有三种流别。一种即一般复古者所称为“先王之乐”的雅乐；再一种为清乐，即自汉魏以来所创造的“新声”，第三种为燕乐，即北朝以来结合外来的音乐所发展的一种新乐。燕乐特为唐人所重，它是中国音乐发展史中的一种承前启

3、后的音乐，故特为重要①。所谓清乐、燕乐，对雅乐而言，都是俗乐。此外尚有“胡部”，即胡乐。如唐初承隋之旧于宫廷燕享中奏九部乐，九部乐中除清乐，西凉(即国伎)和礼毕而外②，其他如扶南、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等均为胡乐，而太宗(李世民)平高昌后又加入高昌乐为十部。其他如散乐③、凯乐④，因其非“部伍之正声”，均不在此三种主要流别之内。不过这些音乐，在当时都是互相影响的，如《旧唐书·祖孝孙传》说：“陈梁旧乐(即清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即燕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大唐雅乐。”由此可以知道当时各种音乐互相影响的情况了。若水编校

4、前蜀王建墓内石刻伎乐考-冯汉骥现在我们可将唐代的这三种主要音乐流别略为论列，借以明其发展及互相影响之迹。所谓雅乐，即是中国所固有的(或者是最早的)一种原始的音乐，其乐器及音调是极其简单的，其中虽包括了金(钟)石(磬)丝(琴、瑟)竹(箫)匏(笙、竽)土(埙、缶)革(鼓)木(柷、敔)等八种质料所制成的乐器的“八音”，但限于当时生产技术水平，乐器自然是相当简陋的，这从所出土的殷周的钟磬，历代复古者所制的“乐悬”(即雅乐乐器的总名，天子称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以及史籍中所记载者，即可知之。这种音乐，到了西周时期已经发展到了顶点，这也是历代复

5、古的儒家所向往及所欲恢复的标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当然不能满足于这样一种的原始音乐了，故在当时音乐上就有了新的发展。在当时大概各国都有新兴的音乐，如《礼记·乐记》载魏文侯问乐于子夏，“子夏对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当时各国的这些音乐，总谓之为“郑卫之音”或“郑声”。《论语》说“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又说“郑声淫”，所谓“淫”，大概系指其悠扬悦耳，易于感人，不若原始的雅乐之单调朴野而言⑤。如《乐记》载：“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

6、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这当然不难索解，以简单的乐器奏出简单的音调，与当时新兴的音乐相较，听之当然唯恐其卧了。实际上，雅乐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渐被淘汰，至秦汉时则已成了死的音乐。“秦始皇平天下，六代庙乐，唯韶武存焉”。“二世尤以(郑卫之音)为娱。”⑥汉初竟以“风起”之什，歌舞于宗庙⑦，而世世在大乐官、以雅乐世其家的制氏，对于雅乐亦仅“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了。雅乐的衰亡自可想见。在当时亦有想恢复雅乐的，如《汉书·礼乐志》言：“是时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雅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

7、及郊庙皆非雅声。”⑧是知在西汉时，虽有雅乐，亦不过用之“以备数”，而“不常御”，所常御及在郊庙所奏的，均非雅声⑨。封建天子在郊庙中尚如此，民间更可想见一斑了。若水编校前蜀王建墓内石刻伎乐考-冯汉骥历来的封建统治者，往往借复古之名，来维持他们的封建特权，所以在音乐的发展上也不是例外，也表现了这种新旧的斗争。欲恢复古代制度的儒家自孔子起，都反对新兴的音乐，斥之为“郑声”，为“乱世之音”，而尊他们所谓“先王之乐”的古代原始音乐为“雅乐”。自汉至隋，各代皆曾制作雅乐，大抵皆置而少用，所用者皆为“俗乐”。到隋文(杨坚)时始正式把“雅”“俗”分开，《新唐书·礼

8、乐志》说：“自周陈以上，雅郑淆杂而无別，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唐初亦曾大创其“雅乐”，此时所作的雅乐，亦非完全“先王”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