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甘棠事志考释到送法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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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29卷第3期政法论坛Vol．29，No．32011年05月TribuneofPoliticalScienceandLawMay．2011*从《诗经·甘棠》事志考释到送法下乡徐忠明摘要:《诗经·甘棠》一诗，作于西周初年，原本只是一首召南百姓追念曾经施与他们恩泽的爱民官员———召公奭的抒情诗，与“甘棠听讼”并无必然关联。可是在汉儒的注疏中，原本形象抽象模糊的召公，却被建构成一个追慕王道政治理想的道德家，以及深入民间听讼决狱的苦行者。召公听讼断狱，乃是《甘棠》所述之“事”;召公爱恤百姓以及百姓因报恩而思念召公，则是《甘棠》所述之“志”。

2、但是这种具体的“事”与“志”，并非源自《甘棠》本身的记述，而是出于汉儒的刻意建构。汉儒之所以将二者联系起来，或许是因为这首反映周初“德教”政治兴起的抒情诗，恰好与汉代儒家政治的逐步兴起吻合，既昭示了儒家政治理念的复活，也预示了循吏政治实践的来临。然而从古典中国循吏的司法实践来看，虽然“送法下乡”有其自身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是同样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循吏“送法下乡”，实际上也不是一种常规化与制度化的安排，只是一种“因人而异”的非常举措。关键词:甘棠;听讼;汉儒;循吏;送法下乡在当下中国的司法话语与司法实践的语境中，围绕“送法下乡”

3、这个问题，近来学界颇有议论，相关①学术成果也很受关注。如今，可以说是上有官方推波，下有学者助澜，弄得很有一些声势。据我的初步观察，学者热衷研究“送法下乡”的旨趣有四:一是彰显和落实社会主义中国“司法为民”的政治目标，这与国家推行的意识形态有关，也是“送法下乡”的正当性依据;二是着眼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特殊格局，这与现实情势有关，乃是论证“送法下乡”必要性的理由;三是延续红色政权建设时期“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历史传统，这似乎与论证策略有关，也是借鉴和检验“送法下乡”的②历史性资源;其四，基于中国关怀的学术姿态，内

4、含中国学术研究本土化的追求。其中，导致“送法下乡”举措得以推行的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当下中国农村地区的特殊格局。在那里，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造成了交通和经济的滞后，也影响了资源和人才的流向，从而区隔了城市社会与乡土社会在法律制作者简介:徐忠明，法学博士，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是徐忠明所承担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明清时期中国司法构造及运作原理研究》(10AFX05)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明清时期法律知识的传播与接受》(GD10CFX02)的初步成果。①苏力可谓代表性的学者，他所出版的《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

5、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影响广泛。10年之后，该书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版。期间，苏力还发表了若干与这一课题相关的其他论文，“透视中国农村的司法需求”，载氏著《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119页;“崇山峻岭中的中国法治”，载《清华法学》2008年第3期，等等。另外，对当代中国农村基层司法实践，也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这里不便枚举。②正是在这种语境中，马锡五审判方式被重新激活了，也发表了几篇重要的论文。参见范愉:“简论马锡五审判方式———一种民事诉讼模式的形成及其命运”，载《清华法律评论》第2辑，

6、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强世功:“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中国法律的新传统”，载《北大法律评论》第3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页;曾益康:“从政治与司法双重视角看‘马锡五审判方式’”，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李娟:“马锡五审判方式产生的背景分析”，载《法律科学》2008年第2期。早期的研究成果则有，张希坡:《马锡五审判方式》，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3期徐忠明:从《诗经·甘棠》事志考释到送法下乡67度上的互动。就此而言，所谓“送法下乡”，不但是一种加强城乡之间法律互动

7、的举措，而且也是一场以现代法律来改造乡村礼俗的“移风易俗”的运动。实际上，我们可以将“送法下乡”视为这场“移风易俗”运动的一项日常活动。但问题是，从宽泛角度来看，所谓“送法下乡”云云，实际上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司法现象，在中外历史上都曾有过这样的例证。比如，在一定程度上，诺曼征服之后英国出现的巡回法庭，除了在政治上实现“法律统一”这个意图之外，同样具有方便民众诉讼的社会功效，可以说也是一种“送法下乡”的实践。再如，在“勤政爱民”的政治道德指引下，古典中国也有关于“送法下乡”的话语表达与司法实践，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必须说明的是，本文

8、重视与关注古典中国“送法下乡”的表达与实践，并非意欲从中借鉴什么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为当下中国司法实践的本土资源，而是希望藉此展现古典中国人们表彰与推行“送法下乡”的社会背景与内在机制。也就是说，本文的根本旨趣乃是理解古典中国的“送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