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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范式创新一例刘巍内容提要作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骨架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是胡适的一大创见。此说的建立,缘于从“哲学方法的性质”角度探讨“中国之所以缺乏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借助了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晚清经今文家说,运用了杜威式的实用主义以及其他西学新知。胡适取“九流出于王官”之旧说而代之的,是一种根于“进化论”观念、以“历史的眼光”得来的全新的历史解释模式以及一种“疑古”的取向,意义重大。此说开创了关于诸子学起源的自由解释之风气,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中的“疑古”、“释古
2、”、“信古”各派均有影响;在使“经学”从属于“子学”、使“诸子学”成为“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源头的潮流中,胡适所作的决定性的论断,影响更远;通过严格考辨文献的著述年代来确定学术思想史的脉络,通过了解思想家的生活的“时代”来探讨思想学术发生发展的原因,乃是20世纪哲学史、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尤为重要而有影响力的范式更新。关键词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范式自从余英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借用库恩(ThomasS.Kuhn)的科学革命理论,解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上的中心意义时起,关于学术转型或范式更新的讨论逐渐蔚为风
3、气。所谓“典范”或“范式”,据余氏对库恩理论的概括,有广狭两义:前者涉及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后者指·38·©1994-2010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具体的研究成果所起的“示范”作用,即一方面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而另一方面又留下了许多待解决的问题。此书从学术思想史的广阔背景和内在理路清楚解释了胡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中心地位,其中自然包括《中国哲学史大纲》
4、的典范意义①,可谓纲举目张、点到为止。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与《中国哲学史大纲》密切相关而又独立成篇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一文中,论及胡适的“考据文字”对当时“上层文化”的冲击时,特举“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为例加以说明:他的“暴得大名”虽然是由于文学革命,但是他能进北京大学任教则主要还是靠考据文字(原文有注,此略──引者)。其中“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成于一九一七年四月,离他动身回国不过两个多月。这篇文笔是专为驳章炳麟而作的,也是他向国学界最高权威正面挑战的第一声。所以,就胡适对上层文化的冲击而言“,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5、的重要性决不在使他“暴得大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之下。②这段文字,旨在强调“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就胡适对上层文化的冲击而言”所具有的“重要性”,颇为有见。但余英时认为“这篇①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该书附录两篇文章《:〈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年谱学与现代的传记观念》。有关学术转型或范式更新的较近而又较有新意的讨论,可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吴展良对该书所作非常中肯且颇有理致的评论《重省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的建立———陈平
6、原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述评》(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台大历史学报》第27期,2001年6月,第187—211页);还有罗志田《大纲与史:民国学术观念的典范转移》《(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②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38页。·39·©1994-2010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文笔是专为驳章炳麟而作的”,此说不确。试比较胡适于1917年4月11日与16日所作
7、两则日记①可知:此文为推倒学术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见之于《汉书·艺文志》的刘、班旧说而作,所以拟文之初并未考虑要对章太炎有所批驳。因为对仍固执此说且系统发挥此说的学术权威章太炎不能置之不理,后来才特意安排了那一节,并在文章的开头就直点章太炎的大名。②胡适素以“国人导师”自期③,怀抱着新一代归国留学生那种“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①前则(标题为《九流出于王官之谬》)主要内容为:“此说出自班固,固盖得之刘歆。其说全无凭据,且有大害,故拟作文论其谬妄。今先揭吾文之大旨如下:(一)刘歆以前之论周末诸子皆不作如此说⋯⋯(二)学术无出于王官之理。(1)学术
8、者,应时势而生者也。《(淮南·要略》)(2)学术者,伟人哲士之产儿也。(三)以九流为出于王官,则不能明周末学术思想变迁之迹。(四)《艺术志》所分九流最无理,最不足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