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学理论研究的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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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犯罪学理论研究的现实困境坦言犯罪学研究的现实困境，一如福柯所言，当你从重重迷宫走出时所遇到的目光是你永远不想再见到的。但人类理性就是不断探问问题所在，因此，全面解读犯罪事实并寻求对策，可以减少因无知、轻慢而导致的错误。　　　　一、对国内犯罪学理论框架与研究状况的整体评价　　目前，国内犯罪学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从整体上说，以犯罪行为产生原因为主导的犯罪研究，以及以犯罪原因为基础的犯罪预防策略与措施的研究，构成了犯罪学的基本理论框架。”[1]1995年出版的《犯罪学大辞典》，以5400个条目、22个分类、370万字数的宏大规模，权威地反映了

2、这一框架特点。它以“犯罪是什么”为切入点，深入成因分析并合乎逻辑地引出了应付犯罪的策略研究[2]。　　　　（一）这一框架下的犯罪学研究视野开阔，并形成总体结论　　首先，国内犯罪学理论普遍重视对当前犯罪数量、种类、危害程度、犯罪人构成特点以及社会转型期间犯罪演变规律等做较为系统的分析，由此完成对犯罪趋势的宏观预测。其二，注重对犯罪成因的多维立体透视，进而揭示了政治经济状况、社区环境、文化传统与犯罪的关联；从人的需要或心理生理特性，解释理性人的犯罪渊薮或犯罪的原始冲动；从自然环境因素入手再现刺激犯罪发生的情景与条件。其三，在展开现象、成因与对策主线

3、时，国内犯罪学者普遍认同以下说法：犯罪概念是以刑法学的犯罪概念为基础，包括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违法行为在内的事实现象；犯罪是一种多因素的“综合病症”16；犯罪原因是一个多质多层次的、综合的、变化的、彼此互为作用的相关系统，它包含社会、心理、生理、自然环境及其文化等多种因素[3]。　　　　（二）“以承认犯罪不可避免为逻辑起点”[4]，犯罪学学者证伪制度预防的模式揭示了社会发展与犯罪共存的客观真实　　首先，人性作为犯罪之源表明犯罪无法根除。因为人性需要在成为社会发展动力的同时会成为理性人的犯罪之源。由于引发个人行为的终极动因是趋利避害，经济学家曾经坦

4、言：“我们并不能从屠夫、酿酒者或面包师的仁慈来祈盼我们的晚餐，而是从他们的自利考虑。我们不要诉诸他们的人道，而诉诸他们对自己的爱，永远别向他们提到我们的需要，而要向他们提到他们的利益。”[5]由此不难推知，除非是放弃发展，社会必须确认犯罪不可避免。此外，驱使个人行为的终极原动力是趋乐避苦，即感性人可能无视社会规范而只是追求满足刺激、冒险需要或高峰体验。可见犯罪之于社会犹如痛苦之于生命。难怪犯罪学家告诫人们：“任何刑法典，无论是和缓的还是严厉的，都不能改变人的自然的不可征服的倾向性。”[6]其二，由社会结构紧张和社会冲突直接诱发犯罪质疑制度本身的

5、合理性。由于“人们被迫要在日益扩大的活动空间和日益强大的客观强制之间，在自治和分裂之间，在继续存在的社会不平等和风险的民主化作用之间做出选择和决策”16[7]，个人越轨与社会变动的关联变得极为微妙。目前，国内学者从社会越轨行为中看到了深层问题：比如权力市场化导致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圈内转换[8]；随着经济体制转型，进入类似民营企业的工人失去了政府帮助而明显处于弱势；现阶段规模较大的困难群体存在，严重损伤了普遍受益的重要原则；农民负担加重和干群矛盾突出现象正在引发新的不稳定因素[9]；“机会与风险、成果与代价的分离，社会身份、起点不公正本身对社

6、会秩序造成冲击与破坏”[10]；等等，都在促使犯罪指数不断攀升。其三，从新旧价值碰撞和文化冲突，揭示犯罪成因。犯罪学者已经告诫人们，“个性彰扬”和“人是目的”的观点虽然表达的是进步的道德观，却无法阻止个人行为的极端化，它“折射出人们在社会方案上的二难选择”[11]。加上中国特殊背景下，世人惯于外力约束而缺乏自律，其从禁欲到纵欲的反弹，也在不断加大机会性、情绪性犯罪的风险系数。　　　　（三）犯罪学背靠社会学的发展，令其在法学领域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犯罪学者通过数据实证分析，根据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系统观察解释犯罪，他们不必像决策者那样受政治目标与统

7、筹政策的限制，也不像刑事法学者那样以尊重规则为前提。况且，有着社会学血统的犯罪学研究更多是运用实证分析的做法，这更有助于尽可能了解真相。可见，犯罪学者群体对行为学、心理学、精神卫生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致使该学科拥有极强的学术包容性和鲜活性。正因此，人们涉入犯罪学领域不只是见到直观生动的社会画面，清晰了解那种停留于罪刑均衡上的算计至多是一种简约化的公正，还能深刻理解这样的说法：“法律的第三维度就是社会学的维度。”[12]毕竟，了解真相才谈得上理性安排。16　　　　（四）三段式板块的固化可能抽空犯罪学的活性因素，令其走向庸俗化　

8、　比如，下列问题就值得思考：犯罪学所具有的吸纳力何以不能带来相应的成果产出？我们怎么做才不会迷失在成因与对策的混乱链接之中？一般性的理论合围会不会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