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代王昭君形象的生成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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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历史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王昭君形象”的生成及其影响乔琛内容提要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以“昭君出塞”的历史事件为引子，提出了用文学表现民族团结与融合的任务，王昭君形象因此引起了史学家、文学家的关注。此后，在官方号召、史家印证、文学助力的格局中，王昭君形象有了统一的意义：她“自请出塞”，成为促进汉匈50年和平友好历史的“使者”。这个在空前政治化语境下得出来的结论，明显存在杜撰“历史”细节、“以论代史”，夸大个人历史作用，简化民族关系等诸多问题，其影响延续至今。因此，只有回到史籍记载的文本，廓清昭君出塞的历史线索，才能走出影响，触摸到客观真实的历史。关键词

2、王昭君形象民族团结昭君出塞乔琛，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235000王昭君出塞的故事最早源自《汉书》，其记载虽简略，然而其中包含了汉朝与匈奴关系的大势、包含了王昭君作为待诏宫女出塞“和亲”的清楚的时间与地点、包含了她赴匈奴之后按照匈奴收继婚习俗，成为父子两代单于王阏氏的经历，以及她与两代单于所生子女，一直到她的孙辈，皆有确凿有据的记载。照理说，王昭君的历史并未为后人提供多少想象空间。然而，后世却带着各自时代的价值观和情感，借王昭君“说事”，塑造出五花八门的王昭君来。累朝历代不断产生有关王昭君的笔记小说、敦煌变文、诗词戏曲等多种多样的形式，使得王昭君的话题从来不曾冷落过。自古至今，形成一部

3、流动的“昭君文化史”，其影响力远远超过“昭君出塞”历史事实的本身。考察这些不同时代的“王昭君”，可以发现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即所谓的“贞节”意义上的标杆越悬越高。在据称是出自蔡邕（133-192）的《琴操》中，昭君在面对收继婚、必须继续嫁给儿子的时候,“乃吞药而死。”到元代马致远（约1250-1321至1324）的《汉宫秋》道德的标杆达到了极致：王昭君根本不曾到匈奴去，而是在汉、匈交界处就已经投江自尽了。与此相反，只要稍微接近历史的真实，就会受到严厉的道德批判。例如宋代诗人王安石的诗歌《明妃曲》中，因有“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的句子，为此就受到了无情的挞伐：“此所谓坏-219-2

4、0世纪60年代“王昭君形象”的生成及其影响[1]天下人心术。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以胡虏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兽而何？”进入20世纪，伴随着“五四”反封建主题的拓展，王昭君形象的贞节意义不再受关注，但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报刊、论文、著作都试图揭示昭君出塞的“真相”，赋予多样化的昭君形象以惊人一致的意义——她不是“悲怨”的形象，是笑嘻嘻地“自请出塞”，换来了汉匈50年和平友好的局面。结果是，所谓的“真相”导致了另一种假相，其产生的背景，发掘历史的现实教育意义的指导思想，寓于其中的研究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方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思维方式的影响，都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一

5、、一项任务的提出1978年，曹禺的五幕话剧《王昭君》上演，次年在接受《解放日报》采访时，他两次强调，“这是周总[2]理生前交给我的任务。”曹禺回忆六十年代初，内蒙的一位领导同志向周总理反映，汉族姑娘一般不愿意嫁给蒙族的小伙子，周总理说：“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不要大汉族主义；古时候就有一个王昭君是这样做的！……‘曹禺，你就写王昭君吧！’总理还提议大家举杯，预祝《王昭君》早日写[3]成。”除了直接对曹禺提出要求外，周恩来总理还曾多次提到过“王昭君”。例如，建国初期，内蒙性病流行，导致了不孕和孕而不育的后遗症。后来经各方努力，陆续将2000余名江南孤儿、弃婴，送入蒙族家庭，一定程度上解

6、决了牧区缺少儿童的问题，提振了牧区的人气。1959年，在一次庆祝包钢出铁的宴会上，周总理端着一杯酒来到支持往内蒙送儿童的康克清跟前与她碰杯说：“希望你多送些王昭[4]君来！”原来，这些孩子就是周恩来说的“王昭君”。“文革”期间，周恩来坚决支持侄女周秉建去内蒙古插队，热情鼓励她“在内蒙古安家立业，为汉[5]蒙和睦再传一个佳话”，做一个“现代的王昭君”，周秉建后来果然与蒙族歌唱家拉苏结为伴侣。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1957年8月4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他强调指出，为了在平等友爱的民族大家庭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祖国，“我

7、们要把历史上的痕迹消除掉，要把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事实上的不[6]平等状况逐步消除掉”。周恩来赞赏王昭君，显然是与上述目标一致的。他要求曹禺写王昭君，包含着要求文艺体现时代需求的期望。其实，带着“任务”写作，在毛泽东提出为曹操“翻案”时就已经开始。1958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召开的座谈会上又谈到曹操，“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现在我们要[7]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