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西亦东，亦雌亦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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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西亦东，亦雌亦雄亦西亦东，亦雌亦雄　　摘要本文通过解读《女勇士》处于种族、性别双重边缘化他者地位的美国华裔女性的真实状况，探究华裔作家汤亭亭如何通过杂糅方法，模糊西方/东方、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平和两者矛盾，构建华裔女性新身份。　　关键词：二元对立他者华裔女性杂糅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　　当代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被称为“当今在世的美国作家之中，作品被各种文选收录率最高、大学讲坛讲授最多、大学生阅读得最多的作家之一”。她本人1997年获得的美国人文科学金牌奖和1998年的终生成就奖，更是荣膺美国克林顿总统夫妇颁发的1997年“国家人文奖”、2004年度全美优秀妇女荣誉奖。其处女作《女勇士》一经发表边好评如潮，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批评界小说奖，安士菲尔德?伍尔夫种族关系奖和女教师杂志奖。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在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文化误读、叙事技巧等方面。本文尝试从后殖民主义批评视角对《女勇士》进行解读，探索作者如何打破固有二元对立，确立华裔女性新身份的。　　《女勇士》以一个出生在美国的华裔小女孩的叙述为线索，讲述了她在第一代华裔移民家庭与美国现实社会碰撞中的成长历程。小说通过后殖民主义视角，颠覆了原本不可调和的男/女，西方/东方的二元对立，为受到男权主义和东方主义双重压迫的华裔女性身份的确立提供了新的思路。张子清认为汤亭亭“不单为消音了的无名女子争得发言权，而且使女子成为道德的楷模、冲锋陷阵、无往而不胜的勇士和英雄”（张子清，11）。 　　作品刻画了母亲勇兰、无名姑姑、姨母月兰、“我”等华裔女性形象，记录了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华裔女性如何在中国传统父权社会和美国白人主流社会里承受压迫，打破沉默，寻求新的文化身份：相对于男性，女性子在以“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为突出特点的传统中国文化氛围笼罩下的唐人街，受到男权社会的性别歧视；作为华裔，黄皮肤、黑头发的她们又受到种族身份的压迫，无法融入美国社会，作为“他者”处于美国社会的边缘，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并遭受严重的贬低和歧视。然而，汤亭亭虽刻画了华裔女性受到的性别和种族的压迫，但并没有刻意夸大和激化男/女性别差异和西/东种族差异，而是采用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杂糅法，刻画了花木兰、母亲勇兰、蔡姬等女性新形象，并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和平地化解了原本无法调和的二元对立矛盾。　　一男权主义压迫下的中国女性　　在中国传统男权社会，男尊女卑、女子三从四德是基本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朱立元说：“在男权中心社会中，男女的二元对立意味着男性代表着正面价值，女性是被排除在中心之外的他者，只能充当证明男性存在及其价值的工具和符号”（朱立元，352）。在传统的父权社会，女性被视为为低劣、从属的客体，她们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无法享受与男性平等的自由和权力。一直以来，女性被灌输了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思想，她们被要求顺从一切男性以及男性的一切。中国人即使远赴重洋来到美国，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观念却也一直如影随形。唐人街便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华人移民对中国文化念念不忘，通过讲故事的方法，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传承。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已经积淀为集体无意识渗透在男性心理中。 　　小说开篇讲述了无名姑姑的悲惨遭遇。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孩，姑姑尽管备受宠爱，但仍然无法摆脱包办婚姻的命运，和从未谋面的男人结婚。在男人们纷纷漂洋过海到美国淘金的年代，她和其他女人一样，只能独守空房，遥遥无期地等待丈夫回来。新婚第二天，丈夫就和同伴去美国淘金了，形影孤单的姑姑甚至还没有记清丈夫的模样，只能守着男人们出发前照的一张集体照聊以自慰。数年后，姑姑被发现怀孕了。在贞洁胜过一切的年代，通奸堪为奇耻大辱。在分娩当晚，内心充满极度不安和恐惧的无名姑姑抱着初生的婴儿投井自尽。家人、村民不关心她为什么怀孕，只在乎“她本不应该怀孕，因为她的丈夫已离家多年”。整个事件，由始至终都没有人问及那个与姑姑通奸的男人是谁？没有人指责那个男人？没有人聆听姑姑的述说，也没有人允许她说。在其死后家人甚至禁止任何人再提及此事，她的名字也从家谱中、从家族人的记忆中被抹去了。　　姨妈月兰也是深受“三从四德”思想影响的中国传统女子。新婚不久，她的丈夫也漂洋过海去了美国。月兰独守空房，几十年如一日，守着徒有虚名的婚姻生活。虽然丈夫去美国多年，她从来没有提出要到美国，“他给我寄了那么多钱，吃的，穿的，丫鬟，我应有尽有，他还供养了女儿，……他送她上大学”（113），她对此非常满足。在姐姐勇兰的鼓励和说服下，她到美国寻夫。而原本以为能让夫妻团聚的美国之行却让她美梦破碎，客死他乡。月兰的丈夫在美国另娶妻室，在他眼里，月兰仿佛是“很久以前在书里读到的人物”（140）。面对被自己抛弃的妻子，另有新欢的他毫无愧疚，“她有吃，有佣人，女儿上了大学。她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我尽到了丈夫的职责“（139）。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的压抑、边缘化被所有人视为理所当然。作为丈夫，他认为只要为妻子提供了满足生存必需的物质条件，让她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就已经尽职了。更为可悲的是，一直被灌输了男尊女卑思想的女性也欣然接受这种观点。　　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唐人街，女孩子同样不受重视，《女勇士》中列举了大量带有性别歧视的民谚，例如：“女娃好比饭里蛆”、“宁养呆鹅不养女仔”（39）、“养女等于白填”、“女大必为别人妻”（42）。大伯每次问孩子们谁去逛街，“我”和妹妹就会兴高采烈地回应，可大伯却生气地说“不行”（42），丢下我们带着弟弟去玩，还给他们买很多的东西；洪家也以生女孩为耻，唐人街的乡邻讥笑他们“一个女孩还不够，又一个女孩”（42），这种状态直到弟弟的出生才得以改变。　　二东方主义压迫下的华裔女性 　　在后殖民批评经典著作《东方主义》中，赛义德将东方主义视为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位置而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西方始终认为西方文化是先进优秀文化的代表，并以此文化标准衡量一切非西方文化，东方主义中形成了“作为东方主义之核心的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等级区分：西方/东方、优越/低劣、先进/落后、文明/野蛮、富有/贫穷……等等。用二元对立理论看待问题，东方永远代表着“落后、退化、未开化的和智力低下的民族”。在美国主流文化语境下，中国文化、中国人一直处于二元对立的后者，永远是一个落后、迷信、愚蠢、幼稚的“他者”，处于社会的边缘。　　在小说中，原本是学者和医生的“我”的父母，来到美国后，和大多数第一代中国移民一样，从事着服务型行业。他们根本无法获得与白人同样的工作机会，只能从事对方不愿意从事的工作。洪家经营着一家洗衣房维持生计。无论天气多么炎热，夫妻俩都得坚持在蒸笼一样的洗衣房里整日工作，孩子们放了学也得去帮忙。　　作为处于东西方文化夹缝中的第二代华裔“我”，在白人学校，即便门门功课都得A，也从来没有得到老师的称赞。工作后，境况依旧如此。她在一家艺术用品店工作，老板总是轻蔑地称她为“Niggeryellow”（黄奴），对此还洋洋自得。尽管对此心怀不满，她也不敢对老板的这个称呼提出任何的抗议。在后来工作的土地开发商协会，她受到的待遇依旧如此。公司要举办一次宴会，老板故意选在一家周围标有NAACP（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CORE（种族平等大会）的餐厅。“我”只是咕哝说，不愿意打印邀请函，老板马上以此为由将“我”辞退。在华裔女性努力挣扎祈求生存的美国社会，在浓厚的种族主义强压下，以“我”为代表的华裔女性简直都要窒息了。　　三亦雌亦雄的华裔女性新身份　　王松建，在“张松建殖民主义与西方汉学：一些有待探讨的看法”中说，后殖民主义理论中，被征服者在被殖民后不断地对殖民话语进行模拟，在此过程中不断从内部对其进行改造，在殖民意识中发现、撕开裂缝，打破二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在其中制造含混与杂糅，生成第三个空间，以抵抗本质主义、整体性的西方文化霸权话语。被殖民者通过带有差异的重复模拟殖民话语，使之变得不纯，从而进一步解构、颠覆殖民话语。霍米?巴巴也提出通过拉康式的精神分析角度，描述强迫的外在权力，突出强调心理因素对人性的扭曲，指出利用杂糅性表现殖民文化和被殖民文化的混合，而不是简单地罗列突出两者的对立。 　　在《女勇士》中，作为在种族、性别上均处于劣势的华裔女性，汤亭亭从崭新的视角为华裔美国女性发出呐喊，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杂糅”，和平地化解了原本不可融合的二元对立，重塑花木兰、蔡文姬、母亲勇兰等形象，试图消解的这种使性别、种族对立成为可能的二元对立。　　《女勇士》中，汤亭亭塑造了雌雄同体的新女性，化解了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所谓雌雄同体，即保持女性特点，同时兼有男性的品质特征。历史中的花木兰是一位替父从军，征战十年立下汗马功劳，辞去皇帝的册封，荣归故里的巾帼英雄。她主要宣扬的是儒家的孝道，以及淡漠功名利禄，自强不息的精神。而《女勇士》中的花木兰只保留了原有的替父从军、战后还乡的故事情节。在汤亭亭的笔下，花木兰虽为女儿身，经历了受孕、怀孕、分娩，实现了女性的性别价值，但她同时拥有男性的力量：敢于反抗压迫，敢于造反，革命，报仇，建功立业。作者结合了岳母刺字的情节，将家仇刻在了花木兰的背上。这些描写完全体现了汤亭亭对理想女性形象的向往：女人也能像花木兰一样承担家里的重任；女人也能像花木兰那样为国而战，像男人一样驰骋战场。　　“杂糅”手法还体现在另一个改写历史人物蔡文姬，表达出汤亭亭融合中西文化的需要。据史书记载，蔡文姬是著名文人的女儿，被匈奴掳走十余载，身处异乡，她十分想念故乡，后来曹操将其赎回，并改嫁董祀。蔡文姬回故乡后写了大量有关匈奴人野蛮生活和屠杀的文章，来描述自己在那里受到的非人待遇。而汤亭亭笔下的蔡文姬是一个汉族和匈奴人的文化使者，她虽然身处异国他乡，无法认同异族的文化，却又没有全盘否定，而是欣赏着他们的音乐，在异域生活多年后，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在匈奴人的乐器伴奏下，唱出匈奴人的心声。这表明了作者身处东西方文化夹缝中，渴望东西文化融合的愿望，希望消除“他者”与“自我”的对立，达到民族和文化融合而不是种族对抗和文化冲突。 　　作为美籍华人女作家，汤亭亭运用独特的视角解读了华裔女性这个被双重边缘化的特殊群体，理性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男/女二元对立，和东方主义形成的西方/东方二元对立，通过杂糅的方法，平和地缓解了两者之间的矛盾，重塑了作为一个美籍华裔女性的身份与自我，为处于弱势群体的华裔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鼓励华裔女性勇敢地向种族和性别歧视发出挑战，为她们积极争取华裔女性新身份指明了方向，树立了典范。　　注：本文系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计划资助项目（PHR）“英语学习者多元文化认知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策略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主持人：赵雪，项目编号为：PHR201108405。　　参考文献：　　[1]张子清：《与亚裔美国文学共生共荣的华裔美国文学》（总序），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巴特?穆尔、吉尔伯特，陈仲丹译：《后殖民理论语境实践政治》，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王宁、薛晓源：《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国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5]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6]王宁：《霍米巴巴和他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南方文坛》，2002年第6期。　　[7]张松建：《殖民主义与西方汉学：一些有待探讨的看法》，《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　　作者简介：　　赵雪，女，1979―，天津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英语教学，工作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　　李冠廷，男，1983―，沈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英语教学、工作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