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尼特-纽曼利奥塔与后现代崇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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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尼特-纽曼，利奥塔与后现代崇高感一、崇高与抽象表现主义尽管抽象表现主义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但关于这个复杂的流派一直缺乏某种有说服力的理论阐释。不仅对于公众来说，抽象表现主义的欣赏和接受是困难的，即使对于艺术史和评论界，抽象主义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也是含糊不清，而在抽象表现主义画派的画家内部，也存在不同的风格和观念。抽象表现主义大致诞生于1943年，终结于二十世纪60年代。从它诞生之日开始，它就一直伴随着冷战期间美国文化与意识形态在本土文化身份确认中带来的强烈焦虑感。这是抽象表现主义一直遭到普遍误解的地方。毕竟，抽象表现主义带给了美国现代艺术的第一份世界性的荣耀，这也是这个流派的理论缔

2、造者格林•伯格的主要目标，它成为公众对这个流派接受的起点和可能性。但抽象表现主义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接受和解读的各种可能性，而在于抽象表现主义本身具有的“事件”的性质。这个事件的性质，就是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纽曼（BarnettNewman1905-1970）称之为“崇高”的事物。它彻底从连续的欧洲美术史中抽身出来，打断传统艺术的对“美”的理解，标志着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探索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艺术从此与“优美”没有关系，“崇高”才是今后艺术最重要的赌注。纽曼用“崇高就是现在”这个赫然的标题概括了整个事件，在理论上将抽象表现主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甚至超出了抽象表现主义的框架。毕业于纽

3、约城市大学的哲学系，身兼评论家、辩论家和画家，纽曼的出色的理论素养和犀利的文笔让他在这个流派中最具实力去反思和总结抽象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复杂性。他不仅是这个艺术运动的观念和理论的塑造者，同时是超越这个流派的最出色的实践者之一。1948年开始，他的成熟风格的作品完美而准确地体现了他“崇高”的“绘画主题”。这启发了利奥塔对“后现代崇高”的艺术精神的发掘，他与利奥塔后期的对康德崇高理论在后现代语境中的重新解读产生了呼应。崇高概括了抽象表现主义这个事件的意义和影响，但这种崇高并非古希腊的或者德国古典哲学意义上的崇高，它实际上经过了美国本土经验对崇高体验的转化和重新阐释。而这种对崇高的新的解读

4、最终不是证明人的主体性和理性的伟大，恰恰是在崇高中体验到主体的有限性，从而对未知与到来的事物保持着敞开与敏感。纽曼的作品本身就是这种现代的对古典崇高的转化方式。纽曼对崇高的探索伴随着整个抽象表现主义的诞生和消褪，它与纽曼的绘画思考构成了一种相互影响的共生关系。抽高不仅提供了一种理解抽象表现主义的方式，同样，抽象表现主义的绘画实践也提供给纽曼一种“绘画是什么”的不断追问。利奥塔在《力比多经济学》《关于康德崇高的分析课程》以及《非人》等作品中系统而深刻地挖掘出崇高和先锋的姿态之于现代和后现代的意义。抽象表现主义对崇高的重新激活具有一系列深远的意味：首先，抽象表现主义的“崇高”和犹太教禁止偶

5、像崇拜及圣像画[1]有着内在的深刻的联系，它和二战后法国当代哲学有着内在呼应。这主要体现在犹太资源在二十世纪的哲学和艺术中转换。抽象表现主义阵营中两大主要的艺术家纽曼、罗斯科（Rothko）都为美国籍犹太后裔，实际上他们的作品从早期到成熟期，都体现出对形象/具象的抗拒，这无疑与希伯来传统的禁止表象有着内在的深刻联系。维希留（Virilio）谈到二十世纪纳粹的实验精神与现代艺术的实验精神的关系时，颇有用心地写道：“也许在这时，我们值得回忆起德国诗人保罗•策兰在1970年自杀身亡，和画家马克•罗斯科在纽约自杀是同一年”[2]。作为二十世纪两大重要的犹太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都表现出二战和现代文

6、明留下的创伤。罗斯科对人类的狂喜、悲剧与宿命的哀悼感笼罩着深厚的犹太情绪。宗教感实际上从未从罗斯科和纽曼的作品中消失，即使后期纽曼强调“崇高”与怀旧的史诗、传说没有关系，他们作品的题目，也多数以《亚伯拉罕》《阿克琉斯》《十字架之站》《太一》等命名。有趣的是抽象表现主义与稍后的法国当代哲学对犹太资源的发掘形成一个呼应关系。这包括犹太哲学家德里达对光、图像、暴力的谴责，犹太哲学家列维纳斯对不可表象的他者面容的强调；哲学家利奥塔从早期的《形象、话语》一书中就将不可表象的形象（figural）作为对西方理性的再现的暴力，它奠定了利奥塔毕生对抽象表现主义的浓厚兴趣。即使是抽象表现主义画派中的行动

7、画派波洛克（Pollock），也深受精神分析（弗洛伊德、荣格）的影响，用潜意识支配的行动作画。同样作为犹太人弗洛伊德，他的潜意识理论一开始就与犹太教的文字优于形象的传统相关。[3]我们可以说，抽象表现主义是犹太资源对西方视觉中心主义的表象暴力的批判。利奥塔在后期以抽象表现主义的“表象不可表象”批判了技术-图像时代的视觉暴力。对于纽曼的精神实质，利奥塔评价道：这是一种希伯来的受难的模式——在生存和没有发生的意义之间妥协。它回应被遗弃的问题不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