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思想中的民本思想

《孙子思想中的民本思想》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浅谈孙子思想中的民本精神一、孙子及《孙子兵法》的重要地位及其民本思想的来源春秋作为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其战争频繁程度远远超过了之前的夏、商、周时期，两百多年的时间里爆发的战争不少于四百次，残酷的战火在衡量各诸侯国的实力。以争求变，以变求强的新观念搅拌着那段墨守陈规的历史，在这一大动荡时期人们呼唤这新思想的产生，而孙子及《孙子兵法》的出现正是适应了这个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孙子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大师群——诸子百家的一员，是与孔子、老子这些理论巨人相并列的，由孙武编写的《孙子兵法》和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共同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而孙武也被后人尊称为孙子

2、、孙武子、兵圣、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人，详细生卒年月不详，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公元前五世纪初。最早记载孙武事迹的典籍是《史记》：孙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于是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孙子辅佐吴王阖闾开疆辟土，建立霸业，立下了显赫战功，充分证明了孙子是一位才能卓越的军事指挥家。尉缭子曾经称赞孙子：“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着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着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着谁？曰武子也。”而诸葛亮在评价

3、曹操时也间接称颂了孙子，他说：“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尉缭子和诸葛亮都是继孙武之后著名的军事家，他们都将孙子视作在军事领域里无出其右的人，可见孙子的造诣。而孙武编写的《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兵书，在中国和世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般研究者认为，《孙子兵法》成书于2500多年前的春秋末期，大约在公元前496——前453年间。《孙子兵法》共有13篇，分别为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势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全文7000余子。全文各个篇目既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形成了一个全面

4、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三国时曹操亲自为《孙子兵法》作注，并指出：“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唐太宗与李靖问对》中，“太宗曰：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想抵当，犹印圈模刻，一无差跌。”北宋何去非在《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中指出：“昔之以兵为书者，无若孙武。武之所可以教人者备矣，其所不可者，虽武矣无得而预言之，而唯人之所自求也。”明朝茅元仪在《武备论》中指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多次引用了《孙子兵法》的论述，并做出了高度的

5、评价，如“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道理”。同时，他还把《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灵活用运到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获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孙子是百代谈兵始祖，但他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军事领域，“自古知兵非好战”，研读《孙子兵法》的大多数都是非军事人员，它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竞相学习的经典。《孙子兵法》作为一部军事理论著作，很多人都会将它与攻伐杀戮结合在一起，但实际上孙子是反对战争的，他追求的最高理想状态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虽然这种反战思想和儒墨等学派的反战理论不同，但是作为一部指导战争的兵书，《

6、孙子兵法》同样表现出了他的民本思想，而孙武通过兵书的形式来阐发这种思想，既是由兵家兼容并包的特点决定的，也是他对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的妥协。民本思想既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促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所提倡的一种道德境界。它的特点是将人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人，天地之性最高者也”。从商代开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就已经成为我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孙子兵法》中的民本思想，既是对商周时期文化的继承同时也受到了齐国传统民本文化的浸染。周公曾说：“夫政不简不易；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在这里提出了施政的基本原则是“平易近人”，国政必须简单明了，使人民乐于接

7、受，那么人民就会心向往之。而姜太公正是这一思想的最早实践者。太公初到齐国就实施了“因其俗，简其礼”的施政纲领，充分尊重了齐人的自主权，尽量做到保持齐人原有的生活习惯和风俗形式，简化施政纲领，从而出现了“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0）的局面。继太公之后，管仲又发展了这种重民保民的思想，他曾经指出：“所谓天，非苍茫之天也，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倍之则亡。”（《韩诗外传》）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管仲在政治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