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俗生活与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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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汇报｜童世骏：以“敬”成就凡俗生活中的理想境界对未来社会和人生的美好想象有助我们反观当下缺点改善现有状态我今天要讲的“凡俗生活与理想境界”，包括三个含义：“凡俗时代”中的生活与理想境界，“凡俗人群”的生活与理想境界，“凡俗活动”时刻的生活与理想境界。我们的问题是：这三种意义上的凡俗生活，与理想境界有矛盾吗？凡俗生活当中，可以并且应当追求理想境界吗？凡俗时代能否有理想“凡俗时代”相对于“轴心时代”所描述的有神袛或天国存在的“神圣时代”，尼采说“上帝死了”，泰勒描述为“宗教信仰已不是唯一信仰”“凡俗”是“神圣”的反义词；说我们的时代是“凡俗的时代”，就是说

2、我们的时代不是“神圣的时代”。什么叫“神圣的时代”呢？就是“神圣者”或“神圣的力量”、“神圣的事物”在社会当中占无可怀疑的主导地位的时代。意识到在我们平凡的人们之上还有不可亵渎的神祗存在，在我们平凡的世界之上还有至高无上的天国存在，是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所说的公元前600年左右的“轴心时代”发生的事情。“轴心时代”所出现的这种世界“神圣化”，在现代遭遇了重大挑战。现时代被马克思称作“资产阶级的时代”，他指出“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有意思的是，

3、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恰恰是因为在它的精神文化中出现了一个反对“法术”、否定“魔法师”的变化。用《共产党宣言》的话来说，“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七十年以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用一个后来更流行的术语来形容这种变化：“祛魅”。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前几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对“凡俗时代”做了三种解释：政治生活与宗教信仰相分离，众多民众与宗教信仰相分离，宗教信仰与唯一信仰的确定性相分离。泰勒说他写《凡俗时代》就是为了讨论这第三种意义上的“凡俗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或许可以用斯蒂夫·乔布斯临终前说的“

4、我对上帝的信仰是一半一半”来描述：在凡俗时代依然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是真心信神的，但对这一点他们常常不仅要说服别人，而且要说服自己。对这种情况，德国哲学家尼采有一个不仅惊世而且骇俗的说法：“上帝死了！”他写于1882年到1886年的一本书中称：“‘上帝死了’，基督教的上帝不可信了，此乃最近发生的最大事件……有许多东西，比如整个欧洲的道德，原本是奠基、依附、植根于这一信仰的。”欧洲人用“理性”赶走了“上帝”，而理性仅仅作为一种批判的方法和实现目的的手段，它并不能代替上帝来支撑目的、支撑理想从思想史上来看，欧洲人用来“杀死”上帝的武器，叫理性。理性这个武器在康德

5、和在他之前的启蒙思想家那里，被用来批判基督教神学中为上帝存在所做的各种论证；在从达尔文到霍金的许多自然科学家那里，则被用来对有关上帝创世和上帝造人的宗教信条从科学上加以釜底抽薪。于是，在理性的法庭面前，大多数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上帝放弃他存在的权利。上帝放弃存在权利以后，用上帝来支撑宏大理想也就不再有效。接下来怎么办呢？我们能否把理性自己作为宏大理想的依据呢？在1516年出版《乌托邦》的托马斯·莫尔，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十九世纪上半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或“乌托邦社会主义”者，都是想要用“理性”来取代“上帝”作为社会的权威。但问题在于，理性自身也要受理性的批

6、判。理性精神的典型形式，是毛泽东在1942年对共产党员提出的那个要求——“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它会问出什么结果呢？最近十来年国外出版的这几本书的书名就是证明：《如果上帝死了，一切就都被允许吗？》，《为什么要努力成善？》，《为什么要有孩子？》，《吃人错在哪里？》。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虽然持鲜明的左翼政治立场，但却说他作为哲学家并不认为对“为什么不能残酷”这个问题有一个不自我循环的回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原因，是理性被视作只是一种批判的方法。作为一种批判的方法，理性只具有破坏作用，而没有建设作用，结果只能是“破而不立”。当然，理性不仅可

7、以是一种破坏的方法，它也可以是一种建设的工具，帮助我们达到既定的目标。但问题在于，这种意义上的理性，所谓“工具理性”，它至多能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目的是不能追求的，但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目标是应该追求的。我们的手机上大概都装了GPS，这可能是工具理性的最新最不可思议的成就了，但GPS虽然能准确告诉我们在哪里，却并不能告诉我们该去哪儿。工具理性不仅是不够的，还可能是过分的；它非但无法告诉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它如果被用于实现邪恶目的的话，还会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力量，被用来更高效地杀害无辜、破坏环境。因此，局面就是这样：上帝被理性赶下台了，而理性仅仅作为一种

8、批判的方法和实现目的的手段，它并不能代替上帝来支撑目的、支撑理想。面对“上帝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