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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普法25年之后再启航发布:2011-05-0311:00:57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作者:□本报记者刘炜浏览:17293次【大中小】2011年是“六五”普法起始之年,吴邦国委员长在讲话中强调“首先要提高公职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回溯中国25年的普法历程,普法对象、普法方式的选择可谓层次递进,与时代法制大背景密切融合。自“一五”普法至今,中国全国性普法教育活动已延续25年,而今再次启航。4月22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草案(即
2、“六五”普法)获表决通过,这意味着未来五年,中国全国性普法教育活动将得到持续开展。本报记者了解到,中国的普法进程,25年来有步骤推进:“一五”侧重“十法一条例”的法律常识的普及,“二五”以宪法为核心、以专业法为重点,到“三五”普法时,重点宣传市场经济法律知识,再到“四五”、“五五”,开始侧重全面提高全体公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25年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取得巨大成绩。根据新华网4月20日的报道,中国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五五”普法工作情况时介绍,到2010年底,全国已有26个省(
3、自治区、直辖市)、241个市(地、州、盟)、1856个县(市、区、旗)全面开展了法制创建活动。中国的全民普法性质活动,也引来西方国家同行赞叹不已。据报道,德国司法部长汉斯来华访问时就曾惊叹于中国的普法运动,“我第一个印象就是中国搞普法,这是西方国家做不到的。”汉斯说。而今,“六五”普法已然启航。今年4月22日,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草案)》说明时强调,要重点加强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事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的法制宣传教育,把领导干部和青少年作为重中之重。同
4、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发表重要讲话时亦称,(“六五”普法)首先要提高公职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真正做到严格依法办事,只有这样,才能让老百姓服气,才能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吴邦国表示,老百姓反映强烈的食品安全、征地拆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并不是无法可依,也不能说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完全不知法,关键是在实际工作中,(部分领导干部)不按法律办事、另搞一套,使得本来可以预防和化解的矛盾,酿成了大问题。回溯中国25年的普法历程,普法对象、普法方式的选择可谓层次递进
5、,与时代法制大背景密切融合。“把法律交给十亿人民”中国小范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始于1950年4月,当时正值婚姻法刚刚通过。与对婚姻法所做的法制宣传一致,1954年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也是通过全民上下讨论的形式得到宣传普及。据报道,这次关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大讨论,历时3个月,参加讨论者有1.5亿人之众。学界普遍认为,这种全民讨论的形式,开启了中国最早的法制宣传普及途径。这一阶段的普法方式,也引起过中央高度关注,但终究因为“文革”等原因,最终并未扩展至全国,甚至中途还有过长时间中断。法制宣传教育重新被提出,是
6、在改革开放之后。当时,邓小平最先提出,既要加快立法,又要严格执法,还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1980年12月,邓小平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同一时期,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主要奠基人彭真也一再强调,要把法律交给十亿人民。彭真在几次接见新闻界人士时都提到,要对全体人民进行法制教育,增强法治观念,使人人知法、守法。中央高度重视法制,与“文革”期间公检法机关受重创有关,也与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法治观念的淡薄有关。根据时任司法部部长邹瑜回忆,在当时,不懂法而
7、犯罪的情形不少。邹瑜在多个场合提及1982年的一个真实案例:吉林医学院有个女大学生,因妹妹患有精神病,经常给她添麻烦,就用绳子把妹妹勒死。案发后,公安人员拘留她时,这个大学生居然说,这是我的家务事,你们管不着。相比之下,民事领域的法制及法治观念缺失,尤为严重:多数地方由于不懂经济合同法,乱签合同,合同条款混乱,无法执行;有的即使合同符合法律要求,也随意撕毁;有的则受骗上当,遭受严重损失。在此背景下,在中国搞一次全民普法宣传教育,逐渐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方面的共识。1985年6月,在彭真的倡议下,中央宣传部和司法
8、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邹瑜回忆称,此后,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司法部提交了普法“一五规划”草案。不过,草案的通过并非一帆风顺。邹瑜回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草案进行审议时,多数常委会组成人员表示赞成,但也有少数人认为“难以实现”。为此事,彭真此前还特意找过邹瑜,询问他的看法。彭真说,中国有80%的农民,文化程度很低,很多都是文盲,要在五年之内普及法律知识,不容易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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