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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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制高点            许锡良高度决定影响力，这是现代社会经常使用的一句广告用语，然而，这句话也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奥秘。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占据制高点的文化。大致说来有三个制高点。一、法家文化占据权力的制高点法家以君主为至高无上的法律标准，强调君主帝王是法律的最高标准，即“朕即法”，代表最高权威，可以概括成为“法、术、势”三者。具体实施，则是由诸多人的思想合成的。比如，商鞅重“法”，申不害则重“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为了防备

2、大臣操纵权力、玩弄法柄，申不害建议最高统治者必须用术，君主应以“独视”、“独听”、“独断”的手段来实行统治。他认为，“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君主“方寸之机正而天下治，故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君主个人的言论和主张可以决定国家的兴亡，表明了专制独裁主义的思想。慎到是法家中强调“势”治的一派，主张君主可以“握法处势”，“无为而治天下”。他从“弃知去己”的观点出发，提出“大君法家，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他以法为最高准则，提倡“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君臣》），强调“法”必须和“势

3、”相结合，把君主的权势看作行法的力量，所谓“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缶贤者”，但他又认为国家的存亡并非全由君主一人的力量所决定。“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他承认“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提出“守法而不变则衰”。战国末期的韩非集秦晋法家思想之大成，将“法”、“术”、“势”三者糅合为一，又吸收道家思想，将法治理论系统化。他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以法为教”，厉行赏罚，奖励耕战。法家的核心目标，其实就是替帝王占据权力的制高点。韩非子认为“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君王如天，执法公正，这是“法”；君王驾驭人时，神出

4、鬼没，令人无法捉摸，这是“术”；君王拥有威严，令出如山，这是“势”。要落实的目标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法家虽然也讲权力制约，但是，帝王本身是没有权力制衡与约束的。这是中国的法家与西方的现代法治根本不同的地方，一句话概括，中国的法家就是占据权力的制高点。本质其实仍然是专制独裁。二、儒家文化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儒家文化自孔子出，推出一批圣贤君子典型，这些人在孔子口中，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其实大多只是传说中的人物，到周公真有其人，在历史上也离孔子时代500多年了，根本就没有多少信史可供考据，但是，孔子一口咬

5、定，这些人就是圣人，先把这些人定位于道德的制高点上，然后再让自己借这些人上位，这就是成为圣人的绝招。其实人类社会有一个原理是千百年颠扑不破的，那就是一个人极力倡导什么的人，其实就是他自己想做什么，他极力赞扬什么，其实就隐藏什么欲望。当今中国那些口口声声圣贤“万世师表”的人，其实是他自己想当帝王师。当年，孔子也是口口声声圣人，树立了那么多的圣人形象，其实到头来，成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只是他自己。他成为至圣之后，一百多年之后的孟子虽然其实更思想，但也只能够有资格成为“亚圣”。而后面的荀子又只能够继孟子之后成为“季圣”。再之后就一圣也不圣

6、，只有贤人与先儒以及君子的位置了。可以说，孔子这一招让他成功地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杀身才能够成仁，舍生才能够取义。其实，杀的都是别人的身，舍的都是别人的生，圣贤们自己都是活得好好的。中国自古制造了那么多的贞妇烈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树立了无数的牌坊，生产了一朝又一朝，一批又一批的食禄的道德伪君子。这些人“阳为道学，阴为富贵”，“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这些人，不但用道德代替制度建设，而且还要提倡“正其谊而不计其功，谋其义而不计其利。”（董仲舒语）北宋时儒者张载（1020－1078）是理学创始人之一，他的道

7、德制高点更是高得可怕，他有四句名言，后被冯友兰先生称之为“横渠四句”（横渠——张载的故乡，陕西眉县横渠镇，人称横渠先生）的狂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典型的道德制高点的占有者。南宋的朱熹制造道德制高点的办法，就是先极力吹捧孔子，说：“天不生仲尼，则万古如长夜。”然后乘机自己取而代之。今天中国的所谓新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蒋庆先生是这样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圣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权利，曰‘天赋圣权’，而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所以，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

8、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可见，儒家文化占据道德制高点，是其一贯作风。也难怪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