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尹默与中国书法文化复兴

《沈尹默与中国书法文化复兴》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沈尹默与中国书法文化复兴湖州山清水秀，人文荟萃，历来被誉为“湖笔之都”、“书画之乡”，从曹不兴、赵孟頫到吴昌硕，名家辈出，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现代著名学者、书法家、诗人沈尹默先生的祖籍就在吴兴。沈先生深爱故乡，一直以“浙江吴兴人”为荣，毕生酷爱书法，更是着力于书法理论的研究，推动了现代书法事业的传承与发展。今日为文不仅仅是为了纪念前贤、景仰大师，更在于“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以此推动传统书法艺术这一国粹的振兴与繁荣，学术意义与艺术价值同在。一，在碑学帖学间张扬古雅风与书卷气的大家沈尹默先生坚持帖学，其来有自。在清末民初之时，在康有为的鼓动下，碑学大潮逞

2、一时之盛，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言：“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从魏晋以降的帖学一脉处于极度衰微之中。沈尹默以其高迈的艺术眼界和书法热情，不畏权威不随流俗，旗帜鲜明地继承和倡导传统“二王”书法，主张“回归二王书法”，明确指出由唐入晋的书法之路才是中国书法之正路。他以自己在学术界的巨大影响使当时可能被淹没的帖学书法重新崛起，挽救清末民初“帖学”与衰微颓败之中。沈尹默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是著名诗人和书法家，还出任过北平大学的校长。1918年，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校长的努力下成立“书法研究会”和“画法研究会”，沈尹默担任北大书法研究会会长，成为现代大学教育体制中最早的最高学府书

3、法研究者。正是这份沉重的教育理念和文化身份，使他终身致力于书法，在沉浸帖学的同时，又临写汉魏六朝碑版，花了相当的精力写唐碑，用碑的雄强美来调剂笔力的软弱。他50岁前后“中年变法”——花大精力致力于行草，主要是写米芾、虞世南、褚遂良，再上溯追摹“二王”书风。其间对“二王”诸帖下的功夫很深，在故宫博览了历代的法书名籍，情所独钟与二王帖学。可以说，沈尹默从全面吸收北碑和帖学的营养又转向专门攻“二王”，严守笔法，刻意古雅，气韵生动，笔墨清润，尽洗碑体难免的狂放粗豪，最终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书法作品广泛流传于海内外，深得各界人士的喜爱。沈尹默与现代中国书法文化复兴是紧密相关的。沈尹默除

4、了在书法创作实践致力于弘扬帖学以外，还花大心血以上海为中心培养了大量的书法精英人才，渐行渐远而影响了整个中国。沈先生是中国现代教育制度中第一位“书法研究会”的领导人。1918年，蔡元培任命沈尹默先生为研究会负责人在北京大学成立的。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渐渐就慢慢消散。到了2003年，隔了80多年以后北京大学才重新把沈尹默当年创立的书法教育体制重新续接起来，这时我们发现，当代中国书法教育出了很多问题。比如有人认为：“沈尹默在20世纪站在二王门外”，这种文化偏见同当代书法剑走偏锋丑书走红的倾向紧密相关。可见重新评价沈尹默的当代意义之重要性。书法界关于沈尹默有一公案必须澄清。沈尹默在《我

5、和北大》中记录了这么一件事。“有一次，刘三招饮我和士远，从上午十一时直喝到晚间九时，我因不嗜酒，辞归寓所，即兴写了一首五言古诗，翌日送请刘三指教。刘三张之于壁间，陈仲甫来访得见，因问沈尹默何许人。隔日，陈到我寓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这件事情隔了半个多世纪，陈仲甫那一天的音容如在目前。当时，我听了颇觉刺耳，但转而一想，我的字确实不好，受南京仇涞之老先生的影响，用长锋羊毫，又不能提腕，所以写不好，有习气。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一棒的刺激吧，从此我就发愤钻研书法了。我和陈独秀从那时订交，在杭州的那段时期，我和刘三、陈独秀

6、夫妇时相过从，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一九一七年，蔡先生来北大后，有一天，我从琉璃厂经过，忽遇陈独秀，故友重逢，大喜。我问他：‘你什么时候来的？’他说：‘我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又和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合编一部辞典，到北京募款来的。’我问了他住的旅馆地址后，要他暂时不要返沪，过天去拜访。我回北大，即告诉蔡先生，陈独秀到北京来了，并向蔡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先生甚喜，要我去找陈独秀征其同意。”在1906年，陈独秀27岁而沈尹默25岁，陈独秀看到沈尹默的一幅字而随口评说“其俗在骨”。于是这一并不准确的评价似乎在中国书法界成为沈尹默一生的评价。其实如果回到常识：一个25岁的青年听

7、了一个27岁青年偏激的评价，怎能成为一代书家终生铭刻的墓志铭？更不可因为一位书法业余爱好者之言而变成著名书家盖棺定论！我当然不同意这种流俗看法，反过来我把陈独秀的字与沈尹默的字做比较，发现陈独秀的字倒可谓“其俗在骨”！1913年沈尹默再到北京大学教书，下课后全力以赴醉心于习字，为改积习而写北碑，遍临各碑，力求画平竖直，铁骨铮铮，苦写了十八年。1930年，沈自感手腕稳准狠地游刃有余。进一步看，而沈尹默先生听了陈独秀的后，不仅没有反唇相讥，反而在1917年在北京遇到陈独秀时，向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