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探寻英美宪政民主政制的超验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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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寻英美宪政民主政制的超验之维韦森宗教信仰与人类社会种种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的关系，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目前看来都还是个有待进一步开发的研究领域。因为，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在古代、近现代乃至当代的许多国家和社会中，宗教信仰以及与之相联一些文化信念在种种政治、法律、经济等社会制度的形成与变迁中均起着一些深层次的作用和影响。就此而论，若忽视人类社会制度形成与变迁中的宗教信仰与文化信念维度，就很难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和制度变迁过程有较为清楚的认识和较为确当的理解。近代以来，在西欧和北美诸国渐次出现了一种法治化的市场经济秩序，伴随着这一社会体制的生成，18世纪之后在西欧和北美相继发生了工业

2、革命和快速的经济增长。近代以来在西欧和北美社会中由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所推动的近现代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又被常常被人们简称为“西方世界的兴起”。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的兴起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一直是个久经不衰且到目前仍难能说有已确切答案的重大问题。正视因为这一点，历史学者、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乃至政治学家和科学史家们等学术各界都曾付出过巨大的努力，来试图来回答西方世界的兴起政治、法律和文化原因，因而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与学说。除上述科学和社会科学各界的理论探讨外，近些年来，又有一些学者深入探讨基督教信仰、宗教活动以及教会制度在欧洲中世纪乃至欧美近现代社会中对政治、法律、经济乃至科技

3、制度的形成与变迁过程的作用与影响，产生了一些非常令人振奋且有着很强说服力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可以使学界今天能更深入和切实地理解人类社会制度生成和变迁的事实过程与历史真相。从思想史上来看，从宗教信仰的角度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文化原因，自19世纪末以来在西方社会中一直就不怎么缺乏。一些人类思想史上的大师级学者——如维尔纳·桑巴特和马科斯·韦伯——都曾做过这方面的努力。但是，就笔者管窥所见，过去在国际上学术界的研究中所真正缺乏的，是对宗教（基督教信仰、活动和教会制度）在近现代欧洲和北美社会制度生成和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影响的较为深入的理论的探讨和史实的考察。对于桑巴特尤其是韦伯的观点，

4、国内学界多年来已经比较熟悉了。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也已经数次花时间专门研读过韦伯和桑巴特的观点，并一度深受他们的影响。然而，不管是之前，还是现在，笔者一直朦朦胧胧地觉得，韦伯和桑巴特二人对宗教与欧美资本主义兴起之1间关系的论断，似乎各有其理，又似乎只是各讲出了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的某一方面，但并没有真正把问题全盘托出。更刻薄一点说，他们好像都没真正讲到点子上。为什么这样说？首先，从历史上看，天主教尤其是基督新教信仰在欧洲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各国以及北美社会的制度形成与变迁中，以及在被人所常常误称为“现代资本主义”体制的一种法治化的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兴起中均起到一种至深至

5、远的作用和影响，这一点似乎是无可置疑的。但问题是，这种作用和影响就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所断言的那样现代资本主义是从清教徒的建立在他们的天职（thecalling）信念基础上的禁欲主义中衍生出来的？读过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我们会注意到，韦伯的这种对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解说，早就为桑巴特本人所摒弃和拒斥过。桑伯特曾认为，清教教义一直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观的对立物。桑巴特甚至“考证”道：“清教教义的鼓吹者们完全反对所有发财致富的行为”；“清教教义极度谴责自由竞争”；“清教教义几乎不鼓励人们从事有长远打算的具有冒险性的事业”；“在加尔文教

6、控制的地区，教会是明确敌视资本主义的……”（见桑巴特的《资本主义范型》一书第19章，伦敦T.F.Unwin1930年英文版）。如果我们相信桑巴特这些断言是真的，即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并不如韦伯所断言的那样有某种直接的关联——或言某种“选择性的亲和”（selectiveaffinity），那么，难道桑巴特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与犹太教教义以及犹太教宗教领袖的商业精神有关的断言就能说明整个西欧和北美近代市场经济兴起的文化原因？显然也不能，或至多也只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因为，无论在西欧中世纪和近代历史上，还是在北美社会中，犹太人和犹太教只是各社会的一个极小组成部分。因而，如果把犹

7、太教的理性主义、条文主义以及犹太人的经商精神视作为整个西方世界近现代市场经济兴起的根本文化原因，显然也有失偏颇。另外，在对资本主义兴起直接原因的认识和解说上，在韦伯与桑巴特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众所周知，尽管桑巴特和韦伯均重视企业家精神在西欧和北美近代市场经济的兴起中的重要作用，但韦伯认为，清教徒的节俭、禁欲主义以及作为上帝的管家而积累财富的天职观念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文化原因，而桑巴特则反过来却认为，是奢侈导致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到底孰是孰非？现在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