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传统与中国民俗学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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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２０１３年第２期民俗研究Ｎｏ．２，２０１３总第１０８期Ｆｏｌｋｌｏ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１０８浪漫主义传统与中国民俗学者的责任———评周星主编《国家与民俗》王霄冰［摘要］民俗学者习惯于把“民间”定位于下层民众，从而把民俗与国家政治完全割离开来。事实上国家和民间之间的关系并非绝对对立，而是紧密相连，民俗学者在其中恰好可以起到沟通二者的作用。中国民俗学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并未像德国等欧洲国家那样建立起一种可称之为浪漫主义的传统。目前应国家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之需，正有必要重拾和发展这一传统，让民俗研究能更好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现代国家的文化建设服务

2、。［关键词］民俗；国家；民族；浪漫主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文化，民俗与国家政治之间原本就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在“民俗”（ｆｏｌｋｌｏｒｅ）这一概念未引入中国之前，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与知识分子一直都把“风俗”看成是国情、政情的直接反应。民俗的这一特点在《国家与民俗》（周星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一书中也有明确的反映（刘锡诚《民俗与国情备忘录》、刘祖云《解读“民谣———对“政风”的社会评价》）。然而，现当代的民俗学者多把“民间”定位于下层民众，且因受到人类学传统的影响而习惯于以“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本土文化，从而把民俗与国家政治完全割离开来。虽然这种基本的

3、学术立场大有值得肯定之长处，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学术与政治从不分家的国度有它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民俗学者们在远离政治以追求学术的客观性与中立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民俗与国家之关系这一根本问题。最近一二十年来，随着民族文化的复兴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的全面展开，过去默默无闻的小学科“民俗学”一跃而成了一门“显学”或“准显学”。民俗学者们在享受社会认可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本学科在理论准备方面的不足，尤其是在面对当前民间文化所受到的行政干预、政治利用、旅游开发等现状时显得无所适从。一些学者痛感民间文化被客体化和政治化而大放悲声，另一些参与到文化遗产行政中的学者有时则会放弃

4、学术立场，不知不觉地被经济利益和社会导向牵着走。这一切都说明了当代中国的民俗学者对于国家、社会与民俗的关系尚缺乏一种清醒的认识与学术自觉。《国家与民俗》一书的出版，正可填补中国民俗学的这一理论空白。该书是一本论文集，共选入２５篇论文，作者大多为来自中国、日本、美国和韩国的资深民俗学者，内容涉及学术史、观念史、政策与理论探索、个案与专题研究等。作为第一部专门探讨“国家与民俗”问题的著作，本书基本厘清了民俗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作者简介］王霄冰，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广东广州５１０２７５）。１５６民俗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的关系。它首先体现在国家行政法规和文化政策

5、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直接干预上。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我国在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所进行的语言和日历改革。在《方言、共同语与民族国家》一文中，彭伟文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概念，梳理和阐释了中国在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语言统一问题。左玉河和松冈正子则分别回顾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废除旧历运动”以及新时期政府主导下“羌历年”的设定和羌族文化的重建过程。上述三位学者的研究都证明了民间在接受政府的改革政策时，往往需要经历一个逐步消化的过程。同时，民间也会以自己的方式对于国家推行的文化改革做出回应。如美国民俗学家理查德·鲍曼的《民俗的国家化与国际化———斯库克拉夫特的“吉希－高森

6、”个案》，利用作者本人提出的“语境脱离”与“语境重置”理论，分析了被征服后的印第安人在叙事传统上的改变：当他们处于民族国家的新语境、面对一个抽象的“公众”时，他们在叙事时就不经意地改变了故事的文本，使其变得更加“国家化”。来自土著民族的文化资源，后来经过文人、学者们的加工又进一步成为美国文化的代表，从而进入到国际文化领域。张长植和张百庆则分别描述了韩国国家节庆假日制度的改变给传统岁时风俗所带来的变化，以及中国乡民社会如何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去解读和阐释国家法制与意识形态的事例。与上述几位学者的“旁观者”立场有所不同的是，周星的《“民俗宗教”与国家的宗教政策》一文在分析了中国民

7、间信仰的本质特征之后，向决策者发出了“民俗宗教”作为一个特殊的宗教门类应受到中国政府认可的呼吁。他在基于凉山彝族社会调查的《民俗、习惯法与国家法制》一文中，又提出了将凉山彝族习惯法部分地吸纳到当地的法制体系中的建议。同样，高丙中的《文化自觉与中国节假日制度的改进》也是一篇面向决策者的建言。这几篇论文都体现出了一种学者干预行政和介入社会的强烈愿望与态势，由此也带上了一些现代“应用人类学”的色彩。这说明当代中国民俗学界的一些领军人物，怀着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已经开始突破经院式学术的苑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