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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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代码：10385分类号：研究生学号：1100210025密级：硕士学位论文论“五四”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thOnModernityofTranslatedLiteraturein“May4”PeriodandChineseLiterature作者姓名：匡琼指导教师：刘少勤副教授学科：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所在学院：文学院论文提交日期：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万方数据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本人声明兹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完成的研究成果。论文写作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内容，如参考他人或集体的科研成果，均在论文中以明确的方式说明。本人依法享有和承担由此论文所产生的权利和责任。论文作者签名：签名日期：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声明本人同意授权华侨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机关或机构送交学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华侨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内容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论文作者签名：指导教师签名：签名日期：签名日期：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万方数据 摘要摘要20世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在被迫进入“全球化”时，引进了现代性。翻译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一支，其地位一直未被受到正确对待。“五四”时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转折点，这是不容置疑的，其中翻译文学在“五四”时期所占的惊人比例和它与其他文学支流之间的关系，也很少有人深入探究，翻译的西方文学在被接受并引入时，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上的很多空白。本文就是以此为切入点，试图弄清“五四”翻译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它与文学现代性的萌发、发展之间的渊源。晚清的翻译文学是“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热潮的前奏，它的萌芽是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源头之一。中国读者通过翻译文学来了解认识外国文学，外国文学也是在变身为翻译文学后才产生对中国文学更深远的影响。中国的现代文学发迹成长于一个动荡与变革反复交替的背景中，所以一路走来危机重重，步步惊心。翻译文学便总是成为其发展、完整的重要元素。而“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蔚为大观，让社会各界对于翻译文学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五四”翻译文学更是从包括：文学体裁、文体内容、语言形式、审美价值观、表达修辞等各个方面给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内容不断注入活力。本文也将立足于此几点，主要通过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的研究方法，采用理论研究、举例和文本的分析，深入挖掘翻译文学出现之前和出现之后，与中国文学现代性发展的内涵关系。本文在文末阐述翻译文学在促使中国文学加快融入世界文学步伐的价值，反思翻译文学发展存在的弊病，意在以全球化的眼光，来照看中国文学在与世界文学的交流对话中，如何清醒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展示其前景。关键词:清末“五四”时期翻译文学中国文学的现代性I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II万方数据 AbstractAbstractModernity,whichisthecommonsituationof“globalization”thatChinaandthotherAsiancountrieswereforcedtodealwithsincethe20century,isaconceptderivedfromtheWest.AlthoughtranslatedliteratureisanimportantpartofChineseliterature,itishardtofinditsrightstatus.ThereisnodoubtthattheperiodofthethMay4wasaturningpointofModernChineseliterature,whilewhatagreatproportionthetranslatedliteratureaccountedforinthatperiodandwhatdeeprelationsbetweenitandotherliteratureswereseldomdiscussed.What’smore,translatedliteraturefilledmanyblankfieldsofModernChineseliteraturewhenitwasintroducedintoChina.ThispassageisdesignedtotrytofigureoutwhatrolesthetranslatedliteratureplayedinthattimeandwhatrelationsbetweenitandthedevelopmentofModernityofliterature.ThetranslatedliteratureoflateQingdynastywasapreludetothetranslatedthliteratureboomof“May4”period,whichwasalsothesourceofthemodernityofChineseliterature.ReadersinChinawereintroducedtoknowforeignliteraturethroughtranslatedliterature.Besides,foreignliteraturemadeagreaterdifferencetoChinaafteritwastranslated.Asweallknow,themodernChineseliteraturegrewupinturbulenceandconstantchanges,therefore,theroadaheadofChineseliteraturewasalwaysdangerous.Therefore,translatedliteraturebecameakeytobetterthemodernChineseliterature.Therewasnowonderthattranslatedliteraturecouldenjoysuchagreatpopularityamongthewholesocietyinthattime,anditalsocompleteditselffromliterarystyle,languageform,aestheticvalueandspeechoffigures,whichkeptinjectingvitalitytothemodernliterature.ThispassageisalsobasedontheabovepointstoanalyzewhatchangesthetranslatedliteraturemadetothemodernityofChineseliterature,andcomparethedifferenceoftranslatedthliteraturebetweenthelateQingdynastyand“May4”period.ResearchmethodsIII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includetheverticalcomparison,horizontalcomparison,theoreticresearch,examplesandanalysisoftext.Intheendofthepassage,ittalksthevalueofthetranslatedliteraturespeedingupthepaceofChineseliteratureintegratingintoworldliterature.Italsoremindsustothinkmoreofthebadaspectsoftranslatedliteraturethroughtheeyeofglobalization.Withtakingtheessenceanddiscardingthedregs,itwillshowprospectsofmodernityofChineseliterature.Keywords:LateQingdynasty“May4th”periodTranslatedliteratureModernityofChineseliteratureIV万方数据 目录目录引言····························································1第一章“五四”前翻译文学与文学现代性的发轫······················4第一节文学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5第二节晚清翻译文学的兴起······································7一、何谓翻译文学··············································7二、晚清翻译文学介绍··········································8第三节晚清翻译文学的现代性因素································9一、文体之新··················································9二、内容之新··················································10三、晚清与“五四”翻译文学的区别与联系························11第二章“五四”翻译文学与文本格局的现代性·························14第一节白话文攻占文言阵地······································15第二节现代小说的“呐喊”·······································16一、“五四”翻译小说话语主体的现代变革·······················16二、翻译小说关照下本土现代小说的深度人文关怀·················19第三节现代诗歌的“尝试”·······································21一、“五四”翻译诗歌构建民族国家的想象·······················21二、翻译诗歌影响下本土现代诗歌的多元创作·····················23第四节现代戏剧的拓展··········································25一、“五四”翻译戏剧文学功利性的现代追求·····················25二、翻译戏剧感染下本土现代戏剧的独立与解放···················27第五节现代散文的新生···········································28一、“五四”翻译散文的“破旧立新”····························29二、翻译散文映照下本土现代散文的“辣与美”····················30V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三章“五四”翻译文学与现代知识群体的生成······················32第一节现代报刊：社群的公共领域································32第二节现代作家群：西洋文化的浸润······························34第三节现代读者群：世界眼光看中国·····························37第四章“五四”翻译文学与审美意识的现代性························39第一节以“人学”为思想中心····································39第二节三重意识的交织：世界性、民族性、创造性··················41第三节女性意识的觉醒··········································43第四节“悲剧”审美的流行······································47第五节翻译文学现代性的反思····································49结论····························································53参考文献··························································57致谢····························································59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61VI万方数据 引言引言纵观中国近现代历程，“五四”时期（本文定位于1917-1927）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期，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期。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启蒙文化运动中，翻译文学以它独有的魅力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创造了另一派繁荣。翻译作品的数量、质量、译者规模以及读者群体都为翻译文学史开辟了新的景观。但是相比于翻译文学的巨大作用，学术界对其定位就显得弱势许多。以往对“五四”文学的研究，着重点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国内作家自身的创造，把它作为新文学发展的背景，并未对翻译文学的研究引起足够重视。“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翻译活动虽有所发展，但处于文化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而“五四”运动以后，翻译文学曾一度跃居中心位置。而在“五四”运动以后，翻译文学又渐渐走入低谷，曾一度受到冷落与遗忘，而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在上世纪八十年的“重写文学史”的热烈讨论中，才重新确立了翻译文学的历史地位。翻译文学从边缘走向中心，又从中心走向边缘的循环复始运动符合以色著名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来的多元系统论。根据他的理论，所有不同部分组成的社会符号现象（如行为、环境、语言、意识等）一起作用形成多个开放的多元系统。它们相互有各自运动的不同的轨迹，但又能够彼此交融，像一个和谐的整体而作用。虽然这些系统的地位并不一致，有时是这个升到中心位置，另一个就会排挤到较边缘的地位。但它们一直处在不断运动中，不断的抢占中心的地位。每一个小的多元系统都是一个大的多元系统的构成因素，所以，它必然与大的整体文化以及整体内的其他多元系统相互关联。翻译文学不仅是任何文学多元系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最为活跃的系统。随着多元系统理论的问世,翻译文学与原创文学的关系,特别是在一定的文学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的地位已经越来越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关注。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有西方学者对其进行了种种不同的解释，并对中国的学者的研究产生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随着现代性概念的历史演变和不断革新的当代意义，它早已超越时空界限成为普遍的世界性现象。现代性是一个不断革新的概念，甚至在不同的区域发展出别样的特征。通常它被认为一种文学艺术精神层面和一种文化启蒙意识层面的交融，具有激昂的生命力。“五四”前后，中国现代文学还处于初始阶段，我国作家自己创作的现代1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意义的小说文本都难以看到，白话诗有待探索，话剧则连影子都没有，于是翻译文学便成为满足当时新兴市民阶层文化需求的最主要来源。因此，在全球化竞争与合作越来越激烈的当代，以一种新视野继续探讨文学的现代性的历史与未来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关于“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研究，有杨镇华的《翻译研究》，但此书着重于翻译方法的介绍，更侧重于语言学方面。此时期较为完整的论述的专著要数王哲甫的《新文学运动史》，因为其中第七章翻译文学有完全把“五四”翻译文学单独列出来分析，提出要把国内外翻译文学事业相结合，充分肯定新文学社团文学阵地对发展文学的翻译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文章还是主要侧重于概括式的研究，没有详细的主张和论述。直到80年代，“五四”翻译文学研究才渐渐步入正轨。翁义钦在1979年的《复旦学报》上发表《五四运动与外国文学》，阐述了“五四”时期翻译活动的重要性。马祖毅在1998年出版的《中国翻译简史》只对“五四”翻译文学稍有涉及。直到2004年，秦弓发表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五四时期卷》，才出现把“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做详细研究的专著。2009年，任淑坤《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采用多种方法来对翻译文学比较研究，从而厘清了“五四”时期西方翻译文学的三种社会功效，即启蒙民众、救亡图存和美学价值。文学翻译在承担社会功用的同时，其文学性不再受到忽略，审美情趣也纳入了译者的视野。施蛰存在编写《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中，虽然否认翻译文学独立的文学地位，但是却把外国文学的输入肯定为中国近代文学中的独特需要。贾植芳在《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中表示以中文翻译出来的外国文学作品，对中国文学所做出的贡献不亚于文学创作。进而把创作与翻译的关系形容为车的两个车轮和鸟的双翼，两者缺一不可。所以在这本书中，他收录了许多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这个实际上已经把翻译文学与创作放在齐平的水平线上了。“五四”前后的翻译文学在中国翻译史上起着重要作用,对中国新文学发展和繁荣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五四”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们不仅广泛涉猎和翻译各类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而且能够吸取其精华,并将它们运用到新文学的创作中,从而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家几乎没有一个不从异域文苑吸取养料的，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是建设新文学的重要工作。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就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性积极转型的过程中。2万方数据 引言“五四”翻译文学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构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然而专门系统的研究“五四”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问题的著作及文章几乎没有，本文就试着论述这一话题，结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需求和精神思想史的互动、互化角度，从而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提供新视角，发掘其新的意义。3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一章“五四”前翻译文学与文学现代性的发轫从晚清时期，翻译文学便开始逐渐进入人们视野，引起广泛的关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倡导下，翻译文学最初是以政治性质来产生影响的。世界文学格局的建立，文体类型的丰富与健全，现实主义的兴起，都与翻译文学的发展有一定关联。但是,到“五四”时期才真正让学界对翻译文学有深刻的现代认识。狭邪、奇幻虚幻的故事，侠义传奇、谴责小说等等，在晚清最后的时期遍地开花，它们也许没有打着现代招牌，但实际上却带来了新时代新的思想原则、审美态度、意识形态、感性和理性认识的升华。显而易见，清朝末期就有现代文学的萌芽了。所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从开端初期就与翻译文学结下深厚情谊，更不用说在波澜壮阔发展的“五四”时期。文学社团的相继成立，迅速聚集了一大批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作家。例如：《新青年》出刊过《易卜生专号》；《小说月报》出刊过《俄国文学研究》增刊、《法国文学研究专号》、《泰戈尔专号》等；还有冰心、郑振铎、耿济之等一些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在意识到翻译文学的重要性以后，积极投入到翻译工作的广阔天地中来，并不遗余力地提倡翻译文学。其它重要的社团还包括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以胡适、梁实秋为主力的新月社。他们在介绍外国文艺理论和翻译诗歌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而在这些文学社中，最为璀璨夺目的当属以鲁迅先生核心的未名社，以“拿来主义”开阔的眼光，容载天下，以一个个“惨淡的人生”来针砭时弊。曹靖华、李霁野等出版的《未名丛刊》专门收录翻译作品。世界文豪们随着他们著作的汉译本逐渐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才会在中国文学领域有一席之地。竹好内说，“《青年杂志》的创刊号的封面上刊登了卡内基的肖像照片……屠格涅夫、王尔德、泰戈尔和易卜生一起被介绍；陈独秀、吴稚晖、高一涵和苏曼殊一起执笔，却[1]没有一点不协调。”对“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宏观思考，从创作潮流来看，应探求文学实践及其理论升华是否契合民族优秀文艺传统及其走向现代的审美取向；从而理论要检验其理想、价值基点是否反应时代精神，适应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要求，以此甄别翻译文学的理论性质、特征与风貌。这样，我们就深刻地认识，“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之所以“自觉或不自觉”地“拿来”西方现[1][日]竹内好.鲁迅.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484万方数据 第一章“五四”前翻译文学与文学现代性的发轫代的思潮和形式文本，是因为这些理论、观点有助于突破传统的观念、模式的束缚，激发文学主体性觉醒，凸显文学自身的特点与创造，为构建新文学和更加自由自觉的文字提供参考。但是由于人们匆匆地“拿来”及理论准备的不足，结果由于不能超出借鉴对象方面的理论局限而导致偏离自身的发展方向。现代性不是一个时代性的概念，我们不可能从划分历史时期的角度去界定它。中国现代文学从它的问世伊始，就不是一种单一的文学现象，它表现的更多是政治革命家而不是文学艺术家的主观行为，换句话说，带有浓厚的功利色彩。陈独秀、胡适以文发声，但志向从来就不止于文学，但却始终主宰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命运。他们提倡文学革命，其目的是想要借助于它通俗易懂的艺术表现形式，去实现启迪民众觉悟、传播现代文明的社会政治理想，故他们用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取代艺术审美的娱乐性，最早奠基了新文学启蒙“工具论”的思想理论基础。更有革命者们用共产主义价值唯物史观去淡化文学艺术的内在审美属性，全力去提升它的社会教化功能。这种文学附带上的政治功能性成了“五四”时期文学最浓烈的色彩。第一节文学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近年来，现代性的理论研究得到较高的“热情”，不仅在于现代性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野，而且更为有意义的是它所显现出来的包容性：首先，它涵盖的历史时期更长，整个现代萌芽时期和发展时期，甚至还有后现代时期，都被概括在一个宏观的整体的现代时期内来进行探讨；然后，它拥有更广泛的空间，不会特别倾向一种结构或理论，始终保持中立的地位，使它甚至可以自由在后现代解构主义、后印象主义等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的历史概念作为考察基础,并且一直保持客观独立的理性色彩;再者，现代性给不同的理论的沟通交流与各种学科的彼此渗透带来了更多的新的契机。不仅如此,现代性在不断地扩大文学研究界限的同时,这种研究就已经超越的普通的研究性，而是作用于文化研究了。现代性作为一个强大的历史进程，无疑具有活生生的历史实践品格，中国的现代性有着自身生长的土壤，在试图摆脱西方文学现代性的普遍准则，找到中国的特殊道路，是极其关键的。香港学者金耀基教授在《传统与现代》一书中，对现代性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并归纳出六个基本的素质，即：工业化、都市化、普遍参与、世俗化、高度的结构特殊性、高度的“普遍成就取5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向”。运用现代性这个解释框架，应以审美现代性的观点来研究现代文学文本。钱中文对现代性问题给出了最明了的答案，他认为现代性是能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助推力，也是一种能指导社会科学发展和进步的理性旗帜，具体体现为“理[2]性、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等原则”。这个定义包含了混合着的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这样全面细致，似乎违背了“科学”定义的逻辑性；但是，恰恰是这样的宽泛的定义，才是对中国完整的和理想的现代性特点最贴切的定义。中国的“文学”首先是作为“孔门四科”中的一门，被收录在《论语·先进》篇里，说的是做文章应该多思博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刘宋文帝把儒学、玄学、史学和文学定位成四个同等地位的“文学”体裁。这时的文学是倾向于为上流阶层服务的，是一种狭义概念上的文学。钱钟书先生曾经在《中国新文学源流》中指出中国文学分类是很清楚的，诗、文、词、曲有各自定义和范围，互不侵犯，所以文学这个综合概念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缺失的。而现代意义上的“文学”通常认为是由19世纪由日语作为中介语的外国传教士创造的，并且迅速推广开来，成为晚清畅通无阻的新名词。毫不怀疑地说，译介活动是引进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的桥梁。梁启超把小说推崇为“文学之最上乘”，为此还发动了“小说界革命”，“文学”作为一种巩固社会、改革政治的方式和途径。金松岑曾写《文学上之美术观》一文，指出文学的美学特征是需要特别关注的，尤其还要强调文学调节社会的功用性。“文以载道”的儒家正统观念主宰着“文学”的内涵和效用，难以摆脱教化功用的传统束缚，但“文学”囊括在中国传统文学的做法，在一定层面上为即将出现的“新文学”重建了规范和内涵。中国现代文学的内涵和身份在出现之期，就一直保守争议和怀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说法就一度占有学科命名，取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地位。从时间上看来，中国现代文学是继承新文学发展而来。1957年，丁易在《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首次用“中国现代文学”替代了1955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新文学”的说法，这并不是一个概念的简单替换，而是建构了一种文学史划分的新方式，也为后来的“当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空间。“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对应着“近代/现代/当代”的划分，所以“中国现代文学”从诞生之始就不是一个可以自我说明的概念，它的具体内涵依附于“当[1]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98~104[2]钱中文.文学理论现代性的问题.文学评论，1999，（2）：56万方数据 第一章“五四”前翻译文学与文学现代性的发轫[1]代文学”概念。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中国现代文学”是“当代文学”的准备阶段，在意识形态的等级制度上，处于“当代文学”的基层。第二节晚清翻译文学的兴起晚清的翻译活动是从16世纪到18世纪，耶稣传教士将《伊索语言》作为宗教宣传品译介到中国开始的，伴随而来的还有大量的科学技术知识，这是中国传统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的翻译高潮，外国文学被大量译介到中国。这一引入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打开了世界文学的大门。梁启超在19世纪末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林纾的翻译也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国文学翻译的序曲被正是奏响。一、何谓翻译文学翻译文学，顾名思义，是从外语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中国的翻译文学，早在《左传》、《国语》、《后汉书》、《史记》、《乐府诗集》当中就有记载。东汉开始的佛经翻译，包含了丰富的文学内容，《法华经》、《维摩诘经》、《华严经》等都是佛教翻译文学的经典之作。清末的严复和林纾，重视引进新方法、新思想，注重“传神达意”，传“道”而非引介“载道之文”。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战败日本，让人觉得仅仅把西方的“器物”引进已经不够，最重要的是国民思想的改变。严复的思想翻译著作《天演论》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的。近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加快，各国文化经济社会的交流更是与日俱增，作为彼此文学沟通桥梁的翻译文学的重要作用便是显而易见了。“五四”时期，由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强力推动、新文学开创基业的急切需求、以及新闻出版业和新式教育的迅速崛起，翻译文学远承古代翻译的精髓，近接近代翻译的脉络，发展一跃而起，来势汹汹，势不可挡，使得翻译文学大步迈入了世纪新纪元。1918年，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号召整个文学界重视对翻译文学的作用，要把西方的文学名著作为国内文学的模范，积极加入翻译的队伍中来。并提出了翻译的原则要明确，西方文学巨擘的著作应该成为翻译的主流和唯一标准。二类、三类的作品就要远离，最好不翻译，这样能够确保翻译文学的精品。这使得与传统的翻译文学大不一样。因此对于作家思想的成熟、读者视野的开阔、现代语言的表现力、文学领域的拓展、乃至整个现代[1]邱焕星.“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东岳论丛，2010，（12）：67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文学茁长成长，翻译文学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虽然不论是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还是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都设有专门介绍翻译文学的章节，但是把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类别，讲述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发展历程，在中国文学史上就寥寥无几了。钱杏邨在1938年曾套用我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形式，以活泼、生动的语言完成了《翻译史话》的四会，这可算的上是介绍翻译文学的重磅之作。它是首次把翻译文学的发展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线索进行史的描述，对外国文学的输入、接受和变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追溯，还展开了非常形象的分析；把外国文学家、外国文学形象和外国文学作品作为叙述的主要对象，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文学翻译事件上；注意到了文学翻译的两主体之一——翻译家的作用。二、晚清翻译文学介绍晚清的文学翻译家们试图以外来文学的启蒙功能作为选材的第一标准，希望通过宣传西方的科技、政治和文化来达到文学改良的目的。所以说晚清的文学翻译不是纯粹的文学活动，它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的需要，社会改革的需要才应运而生的。一方面，它的出现对传统中国文学形成威胁；另一方面，被赋予的功利性色彩又制约了它的发展。在这种艰难的困境中，晚清的翻译家们大多是看见什么翻什么，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但纵观全局，文学翻译已经初具规模，为后来“五四”翻译文学的蓬勃兴起埋下了伏笔，这一时期的翻译文学也开始显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态价值和艺术魅力。这一时期在对文学作品的表现技巧与文学作品文本的自觉性的探讨过程上，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作品正走在由简单过渡到复杂，由僵化、模式化过渡到审美化的嬗变的历程上。正是由于这种自觉的审美意识的觉醒，才促使作家从图解政治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创造出具有自我精神劳动的独特文学形式，并从对文字表现技巧的局部探索中走向对文学文本的整体探索，从文本的非自觉走向文本的自觉，经过晚清自觉意识慢慢积淀，到“五四”时期爆发了质的变化。8万方数据 第一章“五四”前翻译文学与文学现代性的发轫第三节晚清翻译文学的现代性因素晚清翻译文学开创了新的文学范式，文学作品发挥出了具有现代性的艺术想象力和形象特征，以至于在很长时期内掀起了文学创作新潮流。不仅如此，晚清翻译文学也让新一批翻译家产生了更为深入的文艺观，对翻译文学的意义也有了更明确深刻的认识，有助于正确认识外部世界，帮助国民以域外为参照，反观自己国家的社会现实，反思国情。因此，晚清翻译文学主要从文体和意识两方面，为中国文学现代性注入新的血液。19世纪90年代，以康有为、梁启超、林纾为代表开始纷纷注意倡导小说兴起。这是由于19世纪欧洲小说的鼎盛及小说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对晚清知识分子小说观念的转变影响很大，西方的各类文体及表现方式成了中国小说运动的有力的依据。从西方文学之先例论证中国新小说运动的合理性。西方文学标准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标尺，而后逐渐演化成中国普遍的社会心态，在“五四”时期达到极致。一、文体之新从梁启超、严复等大力倡导小说，到清末小说的普遍繁荣，直至“五四”时期小说地位的稳定，中国小说由“小道”到“艺术”的地位的不断上升，正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由萌芽发展的历程。晚清小说家们已开始吸收西方文学经验，“新民、开智、强国、保种”的、意识开始在各类作品中渗透，这一方面改变了小说难登大雅之堂的传统地位，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西方纯艺术理论逐渐进入中国。晚清小说的繁荣，基本是在启蒙、救国的激情下形成的，而关于小说艺术方面的探寻，则经过晚清、民初对西方小说的大量翻译并模仿，积淀到“五四”时期成雏形。这就是说，清末时期已经有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苗头，但是在“五四”时期才积蓄得以爆发生机。中国文学在20世纪发生巨大变化并实现现代文学转型的是晚清小说地位的崛起与西方文体小说的普遍实验。19世纪以前，中国小说相比西方小说不会逊色多少，四大名著以其各有的特色，或《水浒传》、《西游记》的长篇小说叙事结构与技巧，或是情节的跌宕起伏与细节的精细深入，或是《红楼梦》人物刻画的深刻，都深深刻在世界精品文学创造的历史里。但是尽管有如此优秀的作品，也没能促使18、19世纪中国小说走上发扬光大的大道。传统的中国文学一直以诗文为上品，小说被束之高阁，被社会蔑视。处于不入流的地位，是最底层的娱乐消遣方式，也文学与生俱来的高雅内在品质格格不入。而同时期的9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西方小说如雨后春笋版蓬勃兴起，名家辈出，长篇巨著与短篇杰作令人目不暇接：雨果成了大师；巴尔扎克的小说成为贵族沙龙中最受欢迎的精神盛宴；托尔斯泰的小说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小说变成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促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构成。晚清时期发动了浩浩荡荡的“诗界革命”，以语言与诗歌形式的反传统，奏响了中国文学现代历程的序曲。以拟古主义、形式主义为崇尚的旧体诗的长期的统治地位得到冲击，部分的新体诗歌运用了较为通俗的语言，摒弃了旧格律的束缚，大大解放了诗歌的表现力。但以梁启超为主的倡导者们力图以资产阶级思想和诗体旧风格的保存，导致语言选择更为狭窄，诗歌作品脱离了群众，所以“诗界革命”只是昙花一现，很快丧失了生命力。二、内容之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前两次翻译高潮，以佛经和教义为主，重在对人心思想的教化，是外来的产物。而到晚清的翻译活动，开始涌现了一大批自主的杰出文学家，这就是晚清翻译文学能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原因。谈到清代翻译文学，严复、林纾、梁启超、徐念慈，都是不能不提及的。即使林纾不懂一点儿外语，但是一大批世界名著都是经过他的笔介绍到国内民众的眼前，开启了文学翻译之先河。他采取的译述、意译的方法使得外国文学更符合中国文学表达，文化风貌也尽量与中国民俗习惯靠拢，刻意将原作中的地名、人名改成中国式的称呼。与先前的文学相比，这时的翻译文学题材丰富，不再拘束于达官贵人、才子佳人的内容范围，其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鬼山狼侠传》、《凯撒遗事》、《新天方夜谭》、《伊索寓言》，从底层人民到英雄、寓言故事，各类人物都是作品的主角。郑振铎十分肯定林纾的翻译给中国文学带来的现代意义和深刻影响。是林纾的才情洋溢的译笔给当时蹒跚学步的中国近现代贡献了许多高质量的文学译作，让中国的知识分子通过他的译品来认识西方文学名著，进一步认识西方的社会现实。林纾的译作在当时的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引导许多文学爱好者走向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因为他们不再以狭隘的文学眼界看待世界，拥有了崭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正因为林纾能够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小说，所以小说改变了在传统中国文学类型中[1]的卑微地位。林的翻译作品的确“开创中国现代翻译世界文学作品之风气”。[1]郑振铎.林琴南先生.中国文学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1215～122910万方数据 第一章“五四”前翻译文学与文学现代性的发轫林纾对中国翻译文学功不可没，但他因为不懂外语从而使翻译出来的作品有些与原作品有差入，他的译述方式和翻译成果在语言层面也确实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损伤。但是，正是这样的改写衍生了新的翻译文学体。以他的《黑奴吁天录》为例，为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担忧国破家亡的知识分子扛起改良社会的大任给予希望。梁启超毕生都在坚持提倡翻译西方文学。尤其是小说，目的是想通过先进的翻译文学的意识来进行社会改革。还有徐念慈，他的翻译曾被杨世骥评价为“开拓新途径的先锋”之一。他的译作语言广泛运用浅显易懂的文言文，甚至大篇幅的白话，符合读者阅读的兴趣。选材一般倾向于小众的作家，不涉及举世闻名的鸿篇巨制，这也是他译作的另一特点。除了平实的语言风格，尽量保持了原作的结构，主张“直译”，这一点是与林纾有很大区别。也正是因为多位文学翻译家们的兴趣爱好和主张不同，才促成了晚清翻译文学的繁荣。三、晚清与“五四”翻译文学的区别与联系清末时期的翻译文学，更偏重对西方文化表现出来的“语言模式”和“行为方式”的照搬，普遍趋势是“译的太死”。译者着重再现作者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展现其深层意识中民族的文化观念和思想。进而较少的出现文化比较，使得此时的文学翻译停留在表层，难以把握和跨越作者和原作、译者和译作之间的时空差和文化差。“五四”翻译文学的历史功用在引入西方丰富多彩的文学文本之外，更重要的是引导了一些现代的思考方式，使当时封闭的人们接触到先进的人文思想。易卜生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写实主义。易卜生用写实的手法在文学中构建现实的家庭和社会，促进了民众对黑暗社会、腐败家庭的深思和反省，激起国内民众迫切希望革命到来的热情，这成为易卜生主义带给中国最大的现实功效。所以把文学作品展现的社会意义以独特的视角表达出来，聊以引起读者们的深思，是“五四”翻译家和作家们共同致力的理念。从19世纪起，不仅文体形式有了“西效”的开端，传统观念也随着晚清文人文学观的逐渐转瓦解。我们通常说，“五四”小说完成了中国小说从讲故事到表现（向内转化）的现代性转化，但它的发端，却不能不追索到清末、民国初年的林纾和苏曼殊的翻译作品。19世纪中期，中国与日本在几乎同时受到西方侵略时开始了对西方文明的研究和模仿。但中国对西方的模仿，止于坚船利炮、声光电化等“器物”层面，中国的现代化目标，仅仅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在甲午战争以后，严重的危机使维新知识分子推进历史进入了思想启蒙时代。189811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年起，严复的两部重要译作《天演论》和《群己权界论》出版；并且林纾翻译的首部西方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也与大众见面。西方文学包含的现代思想，现代世界价值观通过翻译文学这个中介，如同现代性的模版一样，引起社会大众的认同，从而解放思想，开启民智，使得维新思想界试图挽救落后中国有了思想的倚靠。就是在这样一种充满忧患而又热烈期待的思想启蒙运动中，中国文学开始了它的现代转型。从“诗界革命”、“新文体”到“小说界革命”，清末一系列文学革新，都是为配合思想启蒙而产生的。文学，尤其是受众最多的小说，被用来作为思想启蒙的利器；而小说，又借着这场士大夫广泛参与、目标崇高的思想运动，结束了它流播于坊间的边缘时代，获得了主流文学的地位，并以对西方文学的广泛借鉴，完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化的基础准备。晚清的翻译文学与“五四”翻译文学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题材范围不同清末文学的题材范围主要集中在西方政治、言情小说，对纯文学、诗歌、戏剧等涉及较少。“五四”翻译文学的题材形成了一定的系统性。西方多种文艺思潮、理论派别大相涌入，对俄罗斯文学，尤其是关注反映弱小民族抗争的文学的翻译交出了出色的成绩单。鲁迅在《域外小说》集里翻译了契科夫的《塞外》，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迦尔洵的《四日》等；在1921年的《小说月报》发表了《工人穗惠略夫》的翻译版；他特别钟爱果戈理，早年的时候关注了《狂人日记》，晚年的时候还坚持翻译了果戈理的《死魂灵》，这些都可以看出鲁迅对俄罗斯文学的大力举荐。瞿秋白在“五四”期间，也翻译了如《人依何为生》、《好人》、《劳动的汗》，让托尔斯坦到契科夫到高尔基等的大名迅速风靡了中国。除了表现出对俄罗斯文学的关注，西方各国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当时的翻译家们“拿来”的对象，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从法国、英国到德国、美国，从小说到诗歌到戏剧到散文，“五四”翻译文学呈现繁荣热闹的局面，丰富了传统的中国文学体裁。2.翻译原则不同如前面提到的，晚清翻译，由于林纾等翻译家们因语言或其它历史文化背景认识的欠缺，翻译方法主要以“意译”为主，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原作的艺术表达。而“五四”时期，新派翻译家们对译介文学与译介方法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大多数翻译家们有过留洋背景，因而比较熟悉中西文化的特点和它们的差异性，所以他们更为推重“直译”，来维护原作的特色，让读者更原汁原味地12万方数据 第一章“五四”前翻译文学与文学现代性的发轫领略西方文化。3.对中国文学影响不同晚清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方面体现在小说上面。小说在文学中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整个文学链的重要一环，成就了小说在各种文学体裁中独领风骚。而“五四”翻译文学以鲜明的系统性，平等自由等精神号召如霹雳般在中国文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如鲁迅翻译的《娜拉》，标榜了一位为争取自由、享受独立的新女性，这是对传统“三从四德”的中国女子的重新定位。破除封建、挑战传统，解放个性，独立人格是这一时期翻译文学开创的风气，也为后来社会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指明了方向。另外，在语言运用上，由于鲁迅、瞿秋白等翻译家的努力，外来的词汇、语法经过了历史的检验并成为现代汉语的组成部分，有助于白话文的大行推广。13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二章“五四”翻译文学与文本格局的现代性“五四”时期文学的发展，从总体上来看，是一个文学的审美特性不断提高，文本意识不断强化的过程。自1920年代末期起，除了弗洛伊德外，几乎所有欧洲现代主义各流派的重要作家—从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王尔德、比亚兹莱、史奈兹勒，到叶芝、乔伊斯、艾略特。海明威、福克纳、艾米·洛威尔和特鲁德·施泰因等，主要通过一些在上海发行的文学杂志进入中国。这些杂志可以在当时订阅的有：《名利场》（VanityFair）、《哈帕斯》（Harper's）、《刻度盘》（TheDail）、《书人》（TheBookman）,英文版的《生活时代》(LivingAge)，以及法文版的《法国书信》和《世界》。这些外国杂志中的一些作品被翻译过来，往往还带有照片和漫画，而它们所含有的意识倾向，也被某些中国作家复制到自己的杂志中来，例如，施蛰存编辑的《现代》，叶灵凤编辑《文艺画报》，邵洵美编辑的《金屋月刊》等（这本杂志是对英国著名的《黄皮书》的有意模仿。）鲁迅翻译过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一书中，已经提出柏格森与弗洛伊德的学说可能具有联系的论点。该书以为，柏格森所提出“生命冲动”里，融合了弗洛伊德理论中被压抑的“力比多”的观念，于是这一生命冲动就构成了艺术创造力的基础。“五四”文学革命在口号和行动上都积极倡导世界文学的引入，向西方文学和文学思想的全面开放，反对传统文学的保守、封闭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论调。文学恃其社会效应走出绝境，打开了通向发展、创造跃动的大门；同时，又摆脱其与具体政治捆缚在一起的绳索，更深地根植于社会心理之中。文学以自身特有的力量，投入新时期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它又在对自身本质的探求中，酝酿着与政治的疏离。在“五四”初期，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生活同步发展，文学效应和政治的节拍发生谐振，社会的、政治的中心问题，成为文学思考的中心，文学迅速及时地感发亿万人的心志而施加影响于政治，由于翻译文学与其它开放形式文学的引入、传播和影响，文学家与社会相合韵的思想，更使审美的情思得以自如的抒发，文学的审美特性不再被压抑而是得以回归和伸展。14万方数据 第二章“五四”翻译文学与文本格局的现代性第一节白话文攻占文言文阵地语言是文学作品中用来表现思想情感，是作者运筹文字的方略。语言是一种重要的表现美的手段，只有通过语言才能体会作者所创作出来的艺术境界。在翻译中，语言更是翻译必须借助的用以沟通的媒介。正确严谨风格话的语言才能把信息准确地转达给译作读者。在“五四”时期，文言文已经不适应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需要，白话成了最为提倡的语言。“文白”之争异常激烈。白话的倡导者中，最为著名的是钱玄同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以毫不妥协的态度坚决抵制文言文。当时的白话与现在的语言有所不同，因为白话制造初期是受益于翻译文学的语言模式，是一种“欧化”的语言。傅斯年在当时提出欧化的白话文的观点，要把思想与语言紧密相连，彼此交融，：要运用精密深邃的[1]思想，不得不先运用精邃深密的语言。这里“精邃”的语言就是指欧化的汉语。胡适也曾指出只有欧化的语言才能应付新时代的需要，才能使我们的文字表达复杂的思想。基于此，“五四”时期大部分的论者们认定中国传统文言文具有很大缺陷，需要借助西方的词语和语法来完善。再者，他们认为既然文学新思想是欧化的，那么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也必定也是欧化的。从白话文推广之初，就跟随着文学革命的轨迹不断变革创新，在现代民主、自由等人道主义观念的浇灌下，它不再处在文学内容的附属品地位：语言形式开拓出与内容不断互动的独立空间，并对传统的文学形式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与主流价值取向遥相呼应。“五四”白话文的形式创新包括了诗歌、小说、戏剧与散文四种体式。格律诗、章回体、桐城古文、旧戏曲是传统文学的代表，而新诗要打破旧诗格律束缚走向自由，小说冲破章回体走向篇幅自如的模式，散文解开了桐城古文的缰绳，走向小品美文，戏剧更是抛弃传统走向重生。这些文学体制的变革是借助白话文蓬勃的生机才得以推动发展。在白话文奋力冲破文言文的罗网下，语言形式的简洁化、通俗化、大众化拉近了文学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白话文自由活泼既有利于思想自由表达，又有利于国语普及。白话文的形式创新总的来说就是要打破文言文各种形式要素所组成的相当严格的词汇句法系统，章篇结构以及表达方面的绝对押韵、绝对对偶和绝对用典等。从篇章看来，从明清起就异常强调文无不骈，句无不俪。[1]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22415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清代的八股文更是内容禁锢成永恒的稳定模式，形式上也不能有丝毫逾越，死气沉沉。文言形式固有的和派生出来的对于人们思想生活的控制，势必要被追求独立和自由的白话运动所革除。白话文建构起的文学形式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它是文化多维度的一个突破口，担负起向封建文化和整个民族的负面精神发出全面挑战。作为独立、自由思想的表达工具，白话文的形式必然也是独立、自由的，从而创造“行云流水”的美文。白话这种“活的”语言，不仅打破了文言文的形式规范，更是从思想上刷新了守旧落后的意识。语言是时代精神的深刻反映，所以“五四”时期兴起的白话文也反映了对“五四”社会的追随：在推翻文言地位的条件下推动口语和书面语的全方位变革，重点表现在对言文一致的追求，对语言与时代精神契合的主张上。胡适提倡白话文，希望通过把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的正统地位，通过实现语言上的平等、自由来解放普通老百姓的朴实、生动的话语权。“五四”白话文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其确立的思想规范实质上是要确定无确定性，规范无规范性。“五四”白话文以洞察现实的眼光，借鉴却又超越西方现实主义的规则，站在时代的高度，融合各种思潮流派，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白话文的普遍运用，为各种文学范式提供了现代性萌芽与发展的基础。第二节现代小说的“呐喊”中国古代传统小说长期处于“小道”、“闲书”等“下流”地位，它的叙事普遍性集中在惩恶扬善、才子佳人等承载的国家、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倾向教化、通过运用因果逻辑的情节叙述，实现故事的跌宕起伏，拒绝个体生民体验和个体精神的追求。“五四”翻译文学不论从叙事模式都对传统小说进行改良。一、“五四”翻译小说的话语主体变革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带来的现代性元素除了思想上的革新，从文本形式来说，通俗小说、诗歌、戏剧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这与倡导者们宣传的自由民主科学的新思想是契合的，并具有引导小说、诗歌、戏剧题材的创作和反映社会时代心理的功能。“五四”时期文学处在送旧迎新的大变革环境下，翻译文学更是欧美大陆刮来的民主科学之风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意识交战的直接产16万方数据 第二章“五四”翻译文学与文本格局的现代性物。于是，更为饱满、更有创作个性的成熟的文本形式文学题材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翻译小说“五四”时期占了很大比例。不仅数量上惊人，翻译作品质量也有质的飞跃。“五四”翻译界重新定位翻译文学，以新的概念和新的思考方式改变着国人的思想行为，强调启蒙功效。小说是叙述文学的代表，它使用散文语言，因而区别于使用抒情语言的诗歌，也区别于使用对话语言为主的剧本文学。小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西方，小说由传奇故事演变而来。在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中，“小说”一词源于中世纪的一个副词，意为用民间语言而非学者的拉丁语言写作或讲话。在中国，由于史诗传统薄弱，小说直接发源于历史故事，史传文学成为中国小说的渊源。中国小说不仅取材于历史文献（《左传》、《史记等》），而且史传文学成为重要的文学形式。如《史记》作为纪传体历史文献，本身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但它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式。以后，随着城市的繁荣，出现了话本文学，即民间的口头讲史活动，它依然以历史故事为主要题材，但已经具有了突出的文学性。话本经过文人的加工、改造，成为历史小说，像《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红楼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由历史转向现实生活。在此前，《金瓶梅》已经转向现实生活，但它仍然带有历史题材的痕迹——由《水浒传》中武松杀潘金莲的故事衍化而来。《红楼梦》继承、发展了《金瓶梅》的现实性，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顶峰。而在“五四”前后，引进了欧洲现代小说形式，中国小说才具有了现代形态。鲁迅、周作人、陈独秀等都是翻译小说的追随者。1923年，周氏兄弟合力编译了《现代日本小说集》，包括欧森外的《游戏》、《沉默之塔》，国本田独步的《少年的悲哀》、《巡查》等。1926年由张娴翻译的《与谢野晶子论文集》、1927年由夏丏尊译的《国本田独步集》也相继出版，包括创造社中有日本留学经历的更成为了文学主力军，并且他们的文艺观与创作实践深受影响。即使是在诗歌方面功绩卓越的郭沫若，在1927年也坚持改译《浮士德》，并且强调在保持原文的原则下，适当“意译”，不再是以往“直译”和“意译”的二元结构选择论。这说明在翻译文学的探索过程中，翻译方式是不断随着历史进行调整，达到最优状态。翻译作品传达出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为新文学的成长壮大给予了思想养分。除了个体翻译小说的热情，“五四”时期各文学团体和文学阵地也积极加入17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到译介小说的阵营中来。以《新青年》发表的一系列各国翻译小说为例。比如希腊小说《扬思尼老爹和他驴子的故事》，以驴子的成长历程来映照贫苦中下农民扬思尼老爹的一生；波兰小说《黄昏》，将视角对准生活朝不保夕的可怜男主人公，尽管他想通过努力工作来改变命运，希望过上好一点的生活，但结果事与愿违，永远在无尽的悲苦命运中；还有来自阿美尼亚小说《一滴牛乳》，描述贫苦的父母千辛万苦弄到牛奶，却还是没能挽留住自己孩子，眼睁睁看着孩子病逝的悲惨故事。这类小说把聚焦点对准了社会最底层的人民，通过朴实的语言再现他们的悲惨遭遇，引起国内翻译家们的重视，因为这与当时国内的社会环境相吻合，借以来抗诉现实的不公。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以道德伦理纲常为基础的“非人”文化，其秩序造就的大多是依附在封建权力关系中的“子民”和奴仆，而不是具有主体意识的生命个体，对“人”的理解除了“帝王将相”，就是“才子佳人”，束缚在“经”、“道”人生观内。人性的需求、欲望一直被认为是道德的“雷池”，文学也受到这种“道德感”的制约，所以传统中国小说里觅不到多少“人的自觉”踪迹，个人主义思想也丧失在封建强权的威严之下。而“五四”翻译小说恰恰着重表达主体向度上的审美意识，强调赋予人性、人生合法地位，将“新民”的话语权逐渐推向主导文学基本格局的地位，为中国文学现代叙事意识的觉醒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通俗文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体现了现代性的另一方面。而通俗小说作为通俗文学的重要形式，它的兴起与发展，对于补充促进现代性的非理性层面，即一般表示为人的消遣娱乐需要，从而打破了传统严肃文学“专制”的理性层面，即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使得整个文学达到均衡。人的消遣娱乐主要源自于人自身的原始欲望——情爱与暴力。通俗小说就以二者为内在主题，以道德化的处理方式对文学作品进行加工，使之具有社会教化和人性解剖的社会功能，并旨在发挥积极的社会效应。于是，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战争小说、警匪小说应时而起。通俗小说的发展历程是符合现代性的发展轨迹的，它不但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更在一定程度上教化人们反思内心欲望。而现代性在文学方面首先就体现为严肃文学的繁荣，随后就是通俗文学的发展。所以“五四”通俗小说的兴起是现代性的体现，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不仅如此，在20世纪初翻译文学的冲击下，传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逐步转型。这种叙事模式的转变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展必要的一环，也成为这个时期翻译小说给国内小说文本的最大启示。因为小说的叙事模式与社会文化18万方数据 第二章“五四”翻译文学与文本格局的现代性形态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独立于内容的涵义，所以它的转型标志着小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转型。传统的中国小说习惯了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人物的命运只是作者的“鱼肉”，展示的更是作者赋予主人公“无所不能”的才华。再者，史传类文学在传统文学中占很大比例，而这种注重客观描述的历史影响，在传统小说家们的脑海里根深蒂固。小说“不入流”的地位，也多少影响他们能够“敢为人先”去挑战世俗，用“我”在作品中“抛头露面”。而伴随翻译文学带来的第一人称或是日记体的广泛运用，加上传统文学在抵抗外来植入的叙事模式进而创造性的转化过程，逐渐打破了以前全知的叙事模式，使小说人物的设定有抵抗命运的神秘性，独立的人物视角加强，主体意识提升，能够加强读者与人物的互动性或是紧密的联系，因而迅速热烈地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虽然在西方文学作品中，我们很难再去论证哪部作品最早运用了第一人称或书信体的模式，但是这种方法已经在西方文学中屡见不鲜是毫无疑问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是较早一批第一人称写并翻译成中文的作品，随后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运用的也是第一人称书信体。由于叙事方式的别样，主人公们娓娓道来的形象一下子深入人心，这也为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在后来的“五四”文学作品中呈现波澜壮阔之势打开了大门。不断涌入的西方文艺思想也推进了这一进程。而细究“五四”时期中国出现的文学作品中，创造性的运用日记体的第一人非鲁迅的《狂人日记》莫属。胡适、沈雁冰等也逐渐对这一写作方式爱不释手。第一人称的出现，是“自我”意识的苏醒和审视，中国的现代文学不再只拘束于描写他人的故事，“自己”的定位、“自己”的人生成了主角。这些为后来“人学”的大量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现实基础，翻开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新篇章。二、翻译小说关照下本土现代小说的深度人文关怀“五四”通俗小说有内在现代性的动力，更有外在翻译小说的诱因。两者相得益彰，才使得“五四”通俗小说蓬勃兴起。鲁迅在《且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引》曾经对此有所阐释，他认为小说家是伴随1917年“文学革命”的发动而进入文学界的。这种现象是社会要求和西方文学影响作用下的双重结果。这可以追溯到“林译小说”。“林译小说”和其他翻译小说为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借鉴。新文学作家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动因时，几乎众口一词说到接受外来小说的影响。外来小说从观念到文体，在小说的形式、叙事、语言19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等各个面。都对中国传统小说产生了重大影响。小说理念和形式的全方位变革，促成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发展与成熟。西方的小说不以类型和故事情节为核心，而以细节、环境描写为核心，通过这种细节的积累，更能够凸显人物的个性。并能够更好地驾驭波澜壮阔的心路历程和不同凡响的人物性格，超越环境的独特性。中国小说多集中在抒情和故事情节的渲染。举个例子来说，曾朴，中国现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开拓者，创作的《孽海花》令他声名鹊起。不仅得益于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与错综复杂的人物角色，更是《孽海花》是最早突破传统历史小说“复活”“历史”模式，用“生活史”和“精神史”形式表现历史进程的，在现代中国历史小说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在根本的“历史小说”意识上突破了中国传统历史小说或史传文学的窠臼，体现出明显的现代色彩：摆脱了一般历史小说以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人物为中心的模式，不是演义“正史”，而是展现一种由世俗生活构成的“风俗史”；它塑造的人物，是一种可能更多借助于虚构的，而在道德品性、行为方式、经历和业绩上都不带崇高色彩的“非英雄”。而这种非传统的历史小说模式充分借助了法国19世纪历史小说的艺术形式。1894年，曾朴入同文馆学法文。并于1905-1908年最早最系统地翻译和介绍法国文学：雨果《马哥王后佚史》、《九十三年》，译介大仲马，1927-1935年，办《真善美》杂志，更系统地翻译雨果和法国文学。法国文学成为曾朴创作小说的丰富资源，使他自己的作品独树一帜。“《孽海花》的‘历史小说’意识显然更多吸收了法国19世纪小说的叙事观念，即将焦点对准“当代”，以包罗万象的世态风俗描绘展示时代的风云变幻与社会历史进程，而在女主人公的刻画和审美评价及道德评价上，明显与传统小[1]说观念不同，体现着法国19世纪文学的人文精神。”西方的小说主题给予国内小说很大的启发，使得“五四”作家们更加关注下层人民的生存境遇。但这并不是直接照搬西方小说的主题，而是在关照国内国情的基础上，进行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学创作。例如，王统照的《沉船》记述的是名叫刘二曾的主人公带着妻儿本想逃离家乡的艰难困苦，但最终还是逃不出厄运的魔爪。杨振声的《渔家》描写的是一家渔民，因为捉不到鱼而没办法交鱼税，导致被抓，剩下妻儿在破烂的家里绝望。叶圣陶的《前途》反映的是穷苦的小知识分子赚不到钱，导致家庭关系破裂，终日度日如年。还有汪敬熙、邰静农、冰心等，都曾写下关注下层人民的生活遭遇的故事。透过这些小说，[1]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63～26420万方数据 第二章“五四”翻译文学与文本格局的现代性不难发现作家们的人道主义立场，聚焦平凡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展现了他们关心底层同胞、力争建设强大祖国的赤子之心。第三节现代诗歌的“尝试”20世纪的诗歌也正经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折过程。胡适大力宣扬要推翻传统的诗歌范式，用白话作为新诗的语言。不止是语言的表达方式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做新诗观念的改革。与他有同样志向的一大批诗人，把目光集中在哈代、多不森、凯切穆等英美近代著名的诗人作品上，受到西方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洗礼，进而通过翻译文学构建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一、“五四”翻译诗歌构建民族国家的想象“泰戈尔热”在“五四”文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通过译诗这一视角来考察中国新诗的现代性的发生也是必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巨大创伤使得西方文学家反思西方文学，重新审视东方文化。于是作为东方文化代表的泰戈尔迅速得到了极大的重视。日本也跟随西方其后，也掀起了“泰戈尔热”。而中国知识分子迫切学习西方，与日本又挨的很近，所以对于由西方传入日本的泰戈尔热当然是加快了跟进的脚步。这只是表面上的缘由，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五四”时期中国对多种文化有自身内在的渴求，那就是泰戈尔笔下的社会境遇和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现状相一致。泰戈尔的诗歌有着对新生命的渴求，以大量触及现实的笔调发掘社会生活的真实问题，这就与“五四”时期打破封建束缚，高扬人的解放的意识不谋而同。泰戈尔丰富的文学体裁也是吸引“五四”翻译家的重点。日本文学在这一时期也大受我国文学家们地热捧，这不仅因为日本文学紧紧尾随西方文学动态，是那时期我国文学青年们接触西方文学的重要媒介，它也是滋润“五四”文学，为中国文学提供了许多浪漫现代的因子。1893年《文学界》的创刊，让倡导自由民权思想、主张人性解放的、高扬个体自由的北村透谷，岛崎藤村，上田敏等名噪一时。他们的文学作品也引起了中国作家的极大热情。1918年，周作人在《日本近30年小说之发达》中提出，当时的作家们，就像18世纪末欧洲的浪漫主义的奉行者一样，总是以打破传统为行为基准，强调个性，并且他们对于道德信仰抱有怀疑，坚定的只是自我的理想。对于中国新诗的现代性来说，是翻译诗歌让中国新诗积攒起冲21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破旧体诗歌的重重障碍，爆发出巨大能量；也是翻译诗歌让它真正审视旧体诗歌的长期历史遗留下来的顽固不化，无法跟随时代进步而创新优化；最后是翻译诗歌铸就了中国新诗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现代形态。朱自清曾在《新诗杂话》说：“新诗的语言不是民间的语言，而是欧化的或[1]现代化的语言。”就朱自清的观点，新诗语言的欧化就是现代化。现在，当我们重新打量和审视早期中国新诗语言“欧化”现象时，不难看出翻译在其中的重要性，中国新诗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效仿翻译诗歌的痕迹。冰心在这个时期不断推动“白话文言化”和“中文西文化”就是希望新诗语言能够引导新诗语言的主流方向。丰富的意象一直是诗歌传递内涵与增强语言表现力的主要方式，在早期新诗里创造性地运用了许多传统中国诗歌缺失的新的意象，很大部分是模仿翻译诗歌的结果。例如很多审丑的意象开始进入到诗人们的视野，“野兽、苍蝇、死水、魔鬼”等的意象在五四时期的新诗中是个高频词，闻一多、郁达夫、李金发、郭沫若等人都有涉及这些丑的意象，而这些意象很难在传统古诗里找到，因为审丑的观念来源于西方现代派诗人们的诗风，所以翻译诗歌为中国新诗引进了新的意象源头，丰富和革新了新诗语言。拜伦、雪莱诗歌能够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苏曼殊的翻译功不可没，不仅如此，他还是国内首批推荐引进欧洲浪漫派的人之一。他翻译了拜伦、雪莱、彭斯等西方伟大诗人的很多巨作，结集成书的有《文学因缘》、《拜伦诗选》、《潮音》、《汉英三昧集》等。他的译诗为国内当时成长的年轻人打开了一扇启蒙文学的窗户。张定璜的一篇文章《Shelley》特别强调苏曼殊《文学因缘》对他的[2]影响：“引导我们进入另外的新鲜生命的世界。”苏曼殊对张定璜的影响在“五四”浪漫一代中是具有代表性的。苏曼殊内在的浪漫主义思想、散发的热情与灵动的气质，让他的翻译成果饱含拜伦原作之灵气，即使当时他运用的还是传统诗体，但是还是给翻译界带来如沐春风之感。他的翻译之精妙，甚至给及人错觉：苏曼殊不仅仅是译介了拜伦的作品，而且塑造了拜伦新的精神境遇，是在用我们的语言传递了别样的拜伦。苏曼殊的诗，形式是古典的，还常用典故，然而他却能自创新意境，表达纯真的性情，扑面而来。曼殊“以老的形式”将传统文学的精髓与西方浪漫主义天然地融合起来。对拜伦的翻译介绍实际上源于变革中国文学的精神需要，因为拜伦作为浪漫派诗人，他的作品和他本人的[1]朱自清.新诗杂话.北京：三联书店，1984.95[2]张定璜.Shelley.创造，1923（14）.5~722万方数据 第二章“五四”翻译文学与文本格局的现代性事迹恰好是“五四”时期中国最缺乏、最需要的东西，也是刚刚诞生的新诗所不具有的现代性因子。拜伦充沛的自由信仰热情与不断为民族国家努力奋斗的英雄形象与中国传统对文人学者形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于是对拜伦诗歌的译介正好补足了新诗在这方面的缺陷。总之，早期新诗的现代性诉求给译诗的存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而译诗又参与并声援了早期新诗的现代性建构，二者互为目的又相互促进。从上面的论证我们可以看出新诗最初的现代性实质上是翻译的现代性，它集中体现在译诗的内容和形式上，没有译诗，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就会因为失去影响源和目标源而难以发生。所以考察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应该将中国“五四”时期特定的人文历史背景和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相结合的学术思路上展开，因为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生既有外国诗歌的影响，又继承着民族诗歌的伟大传统，因此我们应该以传统诗歌和翻译诗歌为参照来探讨中国新诗是怎样逐步创生并完善其现代性，是怎样逐步实现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等一系列问题。其实不止中国新诗，对所有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形式我们都应该采取这种办法来深入挖掘。二、翻译诗歌影响下本土现代诗歌的多元创作在“五四”风格迥异的诗人学者们，有很大一部分都有留洋经历，像施蛰存和戴望舒都曾受过法国教育，纵然主张不经相同，但他们都是希望与其欧洲同辈成为“追赶同一时代潮流”的人。“五四”的翻译诗歌在形式、表现手法、情感特质等方面为中国新诗摆脱传统诗歌美学规范的束缚积蓄了能量，以现代性的面孔表达着现代人的情思和时代精神。因此，翻译为中国诗坛注入了现代性的血液，早期新诗的现代性孕育并集中体现为译诗的现代性。戴望舒被公认为是最早的象征派诗人，但是他除了有意模仿波德莱尔，还从不少法国“后象征主义作家”如魏尔伦，弗朗西斯·雅姆，保尔·福尔等作品中吸收灵感，使得戴望舒的某些诗篇线条柔和而脉络分明。相比之下，施蛰存受到的外国文学影响更为复杂。早年读大学的时候，他非常着迷于苏联文学，对于诸如布洛克和马雅可夫斯基，推崇为“先锋派”的成员，是少数中国文人中不以政治眼光去批判的具有洞察力的学者。他还喜欢爱伦坡，萨德侯爵，亨利·哈维洛克，乔伊斯等等。他在自己主编的杂志上倡导现代的诗歌形式。他竭力试图给文坛带来一种崭新的诗歌风格，其特征如下:1.不讲究韵律；2.诗的结构和诗的行数随性而为；3.杂文和外文的混搭；4.强调诗意境的朦胧美。因而在第一次阅读23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时很难领悟到诗歌的内涵，需要读者细细品味与琢磨，才能读出属于自我的“哈姆雷特”。“他在翻译叶芝、艾米·洛威尔以及埃兹拉·庞德等人的作品中特别[1]考虑“自由体”的问题。”他为一切挑战传统诗歌的事情高歌呐喊，曾经公开地高度赞扬《现代》中的无韵的诗是纯然的现代诗，因为这些诗是用现代的语言来表现现代人情绪的释放，虽然句式不整齐，但其实内在蕴含完美的机理。施蛰存的现代情绪实质上只是想要进一步发出伤感主义的呐喊，而这种呐喊可以在胡适早期的《尝试集》里面找到明证。事实上，施蛰存曾公开批评过胡适用白话写的“韵律工整的”新式传统诗歌。可以想见，作此批评时施蛰存所考虑到的是“自由体”诗，这是他在翻译叶芝、艾米·洛威尔以及艾兹拉·庞德等人作品中特别感兴趣的东西。通过提出诗的“肌理”问题，他同时将人们的探讨焦点从关于诗歌“外部的”、形式主义方面的束缚，转移到其自身的内部形式上来了。因此，将诗歌本质归结为诗意化的语言，就这一认识来说，施蛰存确实可说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核心原则距离就不远了。如同艾略特在其《荒原》中所显示的那样，施蛰存也开拓了“古字”与“洋文”可以服务于展现现代诗人内心律动的新视野。新诗主体除了受到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影响，俄语诗、印度诗（以泰戈尔为首）日语诗也大大促进了新诗的功能和文体建设。日本诗中的俳句带动了中国小诗的流行。周作人是日本小诗的推崇者。“五四”白话诗的建设，就借助了小诗的形式，郭沫若的《天狗》：“我是一条天狗啊，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2]了……”短小精悍，直抒胸臆，用自由的形式表现鲜活的情趣。澎湃的激情与当时的革命热潮一拍即合。印度诗歌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泰戈尔，他的《新月集》、《园丁集》多次刊载在《青年杂志》、《少年中国》、《文学周报》上。在《飞鸟集》中，大多数诗歌只有一二行，在看似轻描淡写的意象或场景中，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译泰戈尔诗歌的大多是新诗诗人，如郭沫若、刘半农、郑振铎，他们都为中国新诗做出了卓越贡献。在译介这些诗歌后，这种轻便灵活的诗体以，迅速表达刹那间的主体感受与思考获得广泛的认同，让1921——1923年被成为“小诗的流行时代”。1923年，冰心出版《繁星》、《春水》诗集，主要受泰戈尔《飞鸟集》影响，以三言两语的格言警句式的明丽诗句，表达顿悟[1]李欧梵.李欧梵论中国现代文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32~33[2]郭沫若.女神.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3424万方数据 第二章“五四”翻译文学与文本格局的现代性[1]与灵思。如《繁星·一四》：“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卧在宇宙的摇篮里。”《春[2]水·三三》：“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同年，宗白华将以往发表在《学灯》上的小诗结集为《流云》出版，如《晨》：“夜将去，晓色来。清冷的蓝光/进披几席。剩残的夜影/遁居墙阴。”以观看夜色的刹那间捕捉的感受，创造意象与哲理相互交融。1923年，周氏兄弟更是合力编译了《现代日本小说集》，包括欧森外的《游戏》、《沉默之塔》，国本田独步的《少年的悲哀》、《巡查》等。1926年由张娴翻译的《与谢野晶子论文集》、1927年由夏丏尊译的《国本田独步集》也相继出版，包括创造社中有日本留学经历的更成为了文学主力军，并且他们的文艺观与创作实践深受影响。俄国文学在“五四”时期，受到政治和历史影响，各种文学题材都受到国内学者和读者的热烈欢迎，如1927年特罗茨基把《未来主义》接连刊登在《莽原》上，长时间的宣传效应，让国内读者接触到新的语言形式和新的作诗的方法，立马获得国内诗人的追捧。俄国的革命热情和崭新的诗歌语言形式推动了国内新诗的发展。第四节现代戏剧的拓展中国传统的戏剧本质上用戏曲更为准确，所以现代戏剧的发生与西方戏剧的传入的关系比其他几个文学题材更为密切。“五四”时期接收到的西方戏剧理论和戏剧剧本，使中国戏剧冲出了原有的美学圈子，戏剧观念和艺术价值体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而真正开始了中国戏剧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动摇了中国古典戏曲的统治，产生了写实主义在戏剧文学创作和导演、表演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完成了中国戏剧从古典时期向现代时期的过渡。戏剧现代化的目标，是创作真正的“现代戏剧”。什么是“现代戏剧”呢？它就是在现代化的舞台上表现现代人的生活体验、生命意识和审美愉悦的戏剧，它是人在精神领域里的“对话”，不管它的题材多么古老，多么“非现实”，它的“精神内涵”中必然闪耀着“现代”之光。一、“五四”翻译戏剧的文学功利性的追求胡适曾认为中国戏剧“不经济”、冗长、拖沓、不紧凑、节奏缓慢，因而不适应现代人的审美情趣。他通过升华原先坚持的进化论的观点，表达了西方戏[1]冰心.繁星·春水.武汉：崇文书局，2013.6[2]宗白华.流云小诗.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2425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剧引进的必要性。在他眼里，一种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滞不前，直到它与其他文学接触和碰撞，形成较量，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吸收他人的长处，才能够再继续进步。所以通过引进西方戏剧的“三一律”等结构方式，才使现代戏剧的面貌大为改观。戏剧是一种高度凝练，高度深化的艺术形式，所有优秀的文化古国都致力发展这一艺术。现实的情况是本土戏剧资源不够肥沃，没有繁衍出较高水平的戏剧，所以一大批戏剧学家希望通过引进西方优秀的戏剧剧本来繁荣中国国内的戏剧市场。而原本的戏剧剧本都是由源文撰写，翻译戏剧剧本在“五四”文学革命中也显得至关重要。正如胡适总结，“中国戏剧的变迁，[1]实在带有无数外国文学、美术的努力。”我们知道，作为中国戏剧形式的一种——传统问题剧包含了两个层面意义上的存在形式：以“剧作文本”形式存在的创作传统，和以“理论批评”形式存在的传统，二者是几乎同时起步的。但是这种传统视野是存在巨大迷误的。19世纪以后，世界戏剧进入了现代多元走向，异彩纷呈的阶段。其实际发展态势就如美国著名的戏剧理论家约翰·加斯纳所言，现代剧作家主要致身于两种戏剧，追求内容、风格形式上的现实主义的现代戏剧和热衷于富有诗情和想象的艺术的现代派戏剧。前者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戏剧领域排除浪漫主义和假现实主义，而后者在90年代对现实主义加以非难、节制，并取而代之。然而，浪漫主义戏剧终于没有被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的作家以及其他诗剧或想象剧的支持者所置换。所以，纵观我们的整个世纪，剧作的各种风格是彼此碰撞而又互相沟通的。中国戏剧现代性的发生与外国文化和戏剧的引入相关，译剧在中国戏剧处于幼稚的阶段集中体现了戏剧的现代性，但中国戏剧的现代性与外国戏剧的现代性相比又具有明显的民族色彩。中国戏剧在“五四”时期以否定与批判为主要基调。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傅斯年、钱玄同等对传统戏曲的彻底否定与猛烈批判是众所周知的。在他们这一派人看来，中国固有的戏曲简直就不是戏，要兴中国的现代戏就只有西方的戏剧这一条路可走，“西化”、“欧化”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拥护西方来的“新剧”来取代传统的中国的“旧剧”成了“五四”戏剧的笼统概念。而要把西方戏剧的精髓带入中国，就离不开广大的翻译工作。中国戏剧的现代化追求，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五四”时期所高高举起的“易卜生主义”这面旗帜上。胡适所作《易卜生主义》应被视为戏剧现代化的理论经典。这一点，一直在过去是被忽视了的。当时，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1]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38126万方数据 第二章“五四”翻译文学与文本格局的现代性中，不管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各个方面都受到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冲击，翻译文学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中国文化中来，成为改换中国文化与文学巨力的推重。当追求中国现代化的人们接受这些五彩斑斓的文艺思潮的时候，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个性解放问题，一个是思想解放问题。而“易卜生主义”的精髓，就是人的现代意识的觉醒，即人的个性解放与思想解放。1918年6月《新青年》上刊登了《易卜生专号》，以戏剧为突破口，推动了整个中国文学艺术的现代化，那时戏剧成了现代化潮流的先锋。易卜生戏剧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对中国戏剧发展史产生了划时代的革命意义。它所包含的新的美学观念给中国戏剧的发展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如此，由此衍生的包括戏剧演绎方式、戏剧剧本、导演模式和舞美灯光等所有的戏剧组成部分都在不同程度的发生改变。易卜生戏剧使读者找到了自己时代的语言和动作，就像《人民公敌》中：“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最孤独的人”，激发了多少青年梦想家的斗志。娜拉的出走，让易卜生热达到一个巅峰。怀抱着文学救国的能人志士们从易卜生戏剧中获得了打开短篇小说大门的钥匙，问题小说的创作也在易卜生热的诱发下大放异彩。不仅如此，问题小说创作热也促进了问题小说的翻译。二、翻译戏剧感染下本土现代戏剧的独立与解放“五四”翻译戏剧通过丰富的美学理念，展示深刻的社会历史。尖锐的冲突对抗中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中国传统的直线或单一的戏剧表现形式得以变革，向立体的、复杂的人物命运和故事线索发展。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把改良戏剧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封建守旧的传统戏剧受到重创，反映现实和符合历史审美的新戏剧日渐深入人心，浪漫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戏剧美学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就戏剧而言，“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有三条：其一，它的精神内涵必须是充分现代的(即拥有自由的、科学的、民主的“现代人”的意识)；其二，它的话语结构和模式必须完全符合“现代人”的思维模式；其三，它的艺术表现的外在形式和审美情趣必须与“现代人”的审美追求相一致。现代戏剧的一些代表作家，如田汉，曹禺等在处理中外文化的关系上，在解决戏剧之“现代化”与“民族化”问题的艺术创作实践中已经做出了可贵的努力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早在1907年，当西方话剧在中国刚刚露头时，鲁迅就针对文化上的中外关系问题高瞻远瞩地指出，开阔豁达的民主人士，一定会仔细观察世界的形势。在综27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合比较中，吸收其灵气，选出最符合中国发展的道路，因而可以达到既保持跟随时代潮流的与时俱进，又很好的保护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也许就是建[1]立中国特色的先见。“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是戏剧现代化的主流轨迹。由于“五四”时期对易卜生主义戏剧的大力推进，反对封建婚姻制度，追求爱情自由、妇女解放为主题的戏剧创作影响深远。许多杰出的戏剧家如郭沫若、曹禺、田汉、夏衍，贡献了许多戏剧经典，都汲取了翻译戏剧的新因素，适应了戏剧现代化的发展潮流。胡适的《终身大事》中，女主人公田亚梅高呼“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毅然选择与心爱之人离家出走，否定和批判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封建迷信思想和封建礼教道德相结合的规范，突出了青年男女自主相爱的自主权，表现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的思想和婚姻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讴歌了爱国英雄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精神，这正与饱受列强侵略和蹂躏的人民百姓的境遇类似，以宏大的叙述结构，强烈的戏剧冲突，把矛头直指现实。这是在传统的戏剧中难以寻觅到的。曹禺的《日出》、《雷雨》，也是通过戏剧来鞭挞腐朽的社会，揭露社会黑暗，他的戏剧属于现实主义批判范畴，这也是在“五四”时期，易卜生戏剧最显眼的特征。夏衍的代表作是《同在屋檐下》，这是一部革命性的话剧，运用了“插曲式”的结构和“蒙太奇”的手法，展现几个家族的悲欢离合，以戏剧内涵的信仰和斗志为中国革命推波助澜。化部分为整体的叙事方式，有别于传统的各部分独立模式，使得故事发展更为紧密和完整，艺术感染力也更强。田汉的代表作《名优之死》，以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紧凑节奏，使作品高潮迭起，刘振声不畏强权，斗争到底地牺牲精神在最后一刻化为永恒，成为反抗黑暗社会永不磨灭的艺术形象。第五节现代散文的新生“五四”时期，现代散文横空出世并快速成长起来。它的壮大经过长期默默无闻的积淀，没有经过像其他文学体裁轰轰烈烈的改革论争，一方面负担着建立美学范式的使命，另一方面是新思想道德的载体，开辟了一方文学的新天地。[1]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628万方数据 第二章“五四”翻译文学与文本格局的现代性一、“五四”翻译散文的“破旧立新”在我国古代中，散文通常指的是与韵文、骈文相对的散行文体，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这种情况在“五四”翻译散文理论和丰富耳的翻译散文作品引进后大为改观。著名散文家欧文，朗姆，霍桑等的散文成为新一代散文家争相模仿的模版。日本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由鲁迅译介到国内，作者在其作品中表达Essay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作者个人的情绪表达出来，而Essay就是我们后来最为流行的“随笔”。厨川白村的这个观点对中国现代散文创作和理论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除此之外，鲁迅努力创作杂文和创办《莽原》周刊来对旧中国毫不留情的批判，也是受厨川白村的文学批评观的影响。鲁迅还在这个时期翻译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的序言》、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还有其他人翻译了波德莱尔和屠格涅夫的散文诗等等。这个时期，外国散文理论和欧美随笔小品得到翻译家们的热捧。西方散文情趣各异，或辛辣的针砭时弊，或温暖的细语呢喃，给中国现代散文带来别样的风景。林语堂在1924年《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随后又发表《幽默杂话》来强调幽默闲适的小品文的重要性。1926年，胡梦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絮语散文》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随笔散文。提倡冷嘲、热讽、反语、警句都是随笔可以信手拈来的形式，注意在随笔中流露和塑造作者的人格色彩。新的观点在当时引起了轰动。约瑟夫·爱迪生（JosephAddison）的代表作《伦敦的叫卖声》和《威斯敏斯特教堂里的遐想》，以诗意的情绪写出社会生活的点滴，清新流畅的行文方成为国内散文家争相模仿的典范，19世纪前期法国文坛赫赫有名的女作家乔治·桑有代表作《冬天之美》，以还未受资本主义铜臭浸染的乡村生活与都市资产阶级的虚伪、自私、肮脏进行对比，以此来否定资产阶级社会。以乡村的大自然美来对资产阶级纸醉金迷的生活，显示作者对充满铜臭气的荒淫腐朽生活的反感，对人性质朴的本质的肯定，对人情、亲情的深切呼唤。屠格涅夫的《蔚蓝的国王》借用虚拟的情景来书写他的美好理想与抽象理念，让他的散文显现出一种虚幻而又明丽的美，给中国的读者们勾画出一个童话般的世界。也正是因为是虚幻的美，才激发有斗志的青年们对于梦中那种生活的热切追求。佘树森特别指出，18、19世纪的西方随笔散文带给我国现代散文相当深广29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的影响。西方散文以抒情的态度，艺术的笔调去讨论国家大事、私人生活，无所不谈。并且随笔生动活泼，这与我们古代庄严堂皇的政论、文论截然不同。西方散文真诚洒脱，将作者的个性充分融入文章之中，毫不掩饰。西方散文文本奔放，抒写自由，作者的文笔不拘泥于谋篇布局，起承转合，只有一气呵成的整体流畅。而中国传统散文固然笔触的精细，但总觉得少了那一份亲近随和之感。二、翻译散文映照下本土现代散文的“辣与美”“五四”时期，现代散文在借鉴西方的表现艺术下，文学样式和理论都有突破性的发展，尤其是在Essay体的影响让中国现代散文实现了“脱胎换骨”。中国现代散文创作在吸收、熔化外国散文的艺术技巧后，丰富了表现手法，塑造出独特的艺术个性。从这点上来说，没有外国散文创作和理论译介，也就没有中国现代散文的创作和理论。散文创作要写实求真，表现作家自我的个性和散文风格的多样化，中国现代散文中的记叙、抒情散文理论和创作的产生，现代散文中富有战斗精神的杂文和随性幽默的美文创作和理论产生，以及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和现代散文诗的出现，都得力于西方散文创作和理论的译介。现代散文最早出现的品种是“随感录”式的杂文，它是“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产物。1918年4月，《新青年》开辟了“随感录”专栏，专登短小的时评或杂感，与长篇论文配合作战。接着，其他一些进步报刊也设立了相类似的栏目。于是，在当时短篇杂文一下子形成了潮流。鲁迅、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都是杂文的宣传者。杂文的本质是战斗。如陈独秀《研究室与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以警句或格言的形式，气势磅礴，表达殉道的热情。刘半农的杂文名篇有《“作揖主义”》和《夏王敬轩书》，寓庄于谐，运用反语，极尽幽默。还有钱玄同的《告遗老》等杂文，庄谐杂陈，挥洒自如。还有在鲁迅、周作人影响下的“雨丝派”杂文，以文学性短语和随笔散文为主要形式，立论犀利，思想缜密，措辞辛辣，形象生动，不拘体裁，在丰富的幽默感中透露出严峻的思索。另一个西方随笔的中国现代散文品种就是“美文”。以幽默、雍容、漂亮、缜密为主要特点。周作人是“美文”风气的最先倡导者之一。他以自然平淡的态度极尽批判，如《天足》第一句便说到：“我最喜见女人的天足。”文章在起30万方数据 第二章“五四”翻译文学与文本格局的现代性笔就似破空而出，以谦恭幽默的态度来批判缠足恶习的严肃。还有他的《谈酒》，不以追求文字表面的深究和雕琢，而是凭着渊博的知识把散文发展到着手成春的境地。提到现代散文，就不可不提到朱自清的散文。叶圣陶曾经说过：“论到[1]文体的完美，文字的全写口语，朱先生该是被首先提到的。”朱自清把古典现代与文言口语、情景与哲理、义理与词章完美结合，这已经大大超出对西方随笔的模仿，而是打上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内在印记”。他的代表作《匆匆》，流淌着视觉和听觉美，对于景的描写，清新中带有醇厚。既充分运用了汉语赋、比、兴各种手法，又借鉴了随性写作的西方Essay，在曲尽其意中又余韵袅袅。中国现代散文受西方Essay的影响，但又不可同一而语。现代散文的发展既让它有抒情的性质，又有一般散文自由的形式，文体范围还包括杂文、小品、报告文学等，也超过了西方随笔涵盖的范围，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1]叶圣陶.朱佩弦先生.叶圣陶散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63431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三章“五四”翻译文学与现代知识群体的生成根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的不完全统计，我国在“五四”期间共出版各国译本225种，作品200种，包括俄国的65种，法国的31种，德国作品24种，英国的21中，印度的14种，日本的12种。俄国的作品为什么在这段时间这么受欢迎？除了译作者对俄国作品的喜爱，更是因为这些作品在读者中的大受追捧。蒋梦麟总结道，“因为俄国的文学作品也是揭露社会的不平，所以中国人很喜欢看……为什么呢？因为她是反对政府的腐败、社会的不平和贵族的专制的。这种不平之鸣，很容易获得中国人的同情，就是因为有这种打[1]抱不平的心理，才使得俄国作品在中国青年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因此，翻译文学的接受与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与接受主体的构建息息相关。第一节现代报刊：社群的公共领域一个新兴民族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先要得到一个群体的肯定。对于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界定国家、民族文化的界限，和怎样发展民族国家的重任在“五四”时期自然而然就落到了现代知识分子身上。这就是当时最重要的社群，他们通过现代报刊实现自主的话语权，并且以此为阵地，吹响改革的号角。通过报刊来宣传他们改革社会的意识，建立崭新的民族国家认同感。哈贝马斯曾对这种能够自由发表建议和思想的平台进行了定义，这便是“公共领域”。而现代报刊在“五四”时期正好充当现代知识分子社群的公共领域的角色，因为它满足鲜明的公共领域特征：平等性、批判性和能够促使人们自由交流，并且在这交流或是争辩之后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共识，来推动整个社会文化界的发展。整个“五四”运动的推动发展离不开现代报刊的推波助澜。《新青年》在1915年就创刊，是新文学向旧文学，新文化向旧文化的尖锐武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义》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战书。《新青年》逐渐承担起新文学理论与实践的那些振聋发聩的见解，《狂人日记》、《蝴蝶》都是通过《新青年》与世界[1]蒋梦麟.现代世界中的中国·蒋梦麟社会文谈.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20832万方数据 第三章“五四”翻译文学与现代知识群体的生成见面的。有人说，是传媒塑造了中国现代文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中肯的。随后，《创造季刊》、《小说月报》、《雨丝》、《莽原》、《浅草》等，成为汹涌而来的文学思潮文学主义的先锋阵地，为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报刊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传媒，而且在“五四”时期，现报刊也是最主要的文学发声筒。文学与杂志报刊的关系形成了印刷文化，整个文学生产模式和当时的物质文明有很大关系。这种文学作品产生出来的不完全是西方的现代主义，李欧梵曾概括为“未完成的现代性”，是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进程的，时至今日，我们也不能大胆的说完成了文学的现代性。进入新时期以后，现代传媒飞速发展，除了报纸，杂志，书籍等传统媒介寻找发展契机外，广播，电视，电影等媒介异军突起，网络更是以迅捷的信息传递，无限的虚拟空间立马在所有传媒方式中赫然独立。现代报刊传播媒体培养起来的第一批作家群，为现代作家的“非职业化”打下了基础。这种“非职业化”的作家是指那些原先有其他职业而后来转从文学创作的作家，或是那些一直就不以文学创作为职业的作家，甚至是那些从没有考虑自己是不是作家和根本不承认自己作家身份的作家。而这种情况在“五四”时期是比较常见的，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现代作家构成的不一般性。这里报刊传媒以其强大的优势吸引着那些留学海外，涉足其他而非文学领域的作家，成为现代文学史上著名作家。报刊对于他们的吸引不仅仅是稿费，而在于它的传播方式使那些热衷于自我表现和寻找生存方式的青年文人，获得了一个自我表现的机会。一位打算走学医的“科学救国‘道路的青年，却没有成为一位医学家而成为一位文学家，一位在1919年上半年还不清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生，却成为“五四”时代的抒情诗人，不能不考虑报刊传媒在他们身上所起的作用。正是《学灯》，使郭沫若的作品可以在报纸上跟广大读者见面，通过报纸实现他的文学梦想和文学价值，更让他抱着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所以郭沫若才会沉醉在诗的世界不能自拔，有灵感出现时就激动不已，那种感觉根据他自己的描述就像患上了热病，让他时常寒时常[1]冷的，“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这番景象与创作的收益无关，而是因为报刊减少了他的文学见地和外界沟通的障碍，培养了他的现代诗歌热情，可以说是现代传播媒介与传播方式为他的诗歌创作打开了现实的大门。现代传媒是一种信息组织，生产组织，即为了一定的目标运用一定的传播[1]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6833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工具或方式从事信息制造或信息传播。英国著名新闻学者斯塔尔将报刊的目的总结为两个：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目标。完整的现代传媒具有五种特质，意识形态属性、产业属性、社会属性、文化属性和技术属性，这五种特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五四”时期，现代传媒的意识形态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却掩盖住了其他特质的发展。1923年10月22日，在上海创办了《中国青年》，是继《新请年》后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也许正因为《中国青年》明确的服务宗旨，所以它更像是宣传革命思想的杂志而不是文学刊物。但就它刊发的不多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来看，该刊已表现出自己鲜明的文学态度：反对无聊的文艺，排斥‘吟风弄月’的恶习，提倡能激励国民的文艺作品。在《中国青年》上，瞿秋白是革命文学创作的最早尝试者。他的小说创作，多以“革命青年”为主人公，以热烈的叙述渲染其革命的意志和精神。《中国青年》上发表的革命诗歌，以刘一声的作品为代表，诗风热烈、明快、雄健，完全摆脱20年代诗坛吟风颂月的习气和低沉的格调，《奴隶们的誓言》、《革命进行曲》、《誓词》和《我们的誓词》等等，都以短促明快的节奏，抒发为改变命运。世界而革命的意志和激情。《新青年》和《中国青年》上的革命文学创作尚显幼稚和单薄，它们仅是革命文学的拓荒之作，反映了20年代前期逐渐高涨的革命情绪。它们文学技巧的幼稚，除了作者某些文学素养的欠缺外，还与刊物不能打破文化杂志性质与同人倾向的束缚，边逐渐失去对青年的影响力，从而推出了历史舞台。第二节现代作家群：西方文化的浸润翻译文学的推广与普及必然离不开他们的创作者，而为什么“五四”这一时期特殊的社会土壤能让翻译文学繁荣壮大与新型作家们的发展是互动共存的。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呼吁中国人要用现代的白话来直接大胆的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要总拘束在古人的条条框框内，现代的人就应该说现代的话，做现代的事，勇敢前行，不要计较利益得失。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将自己[1]的真心的话表达出来……”于是，为自己说话为人民说话的新型创作观在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中波及开来。1924年，鲁迅翻译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在书中，厨川的将“奔腾不息的生命力”定位为人类生存的基本，不仅如此，[1]鲁迅.无声的中国.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6834万方数据 第三章“五四”翻译文学与现代知识群体的生成他还认为只有在冲突中不断发展的生命力才是有生存价值的，只有像两块坚硬的钢铁和石头的碰撞，才会激起剧烈的火花；只有像汹涌澎湃的激流去撞击巨大的磐石，才会看到那飞溅如虹的水状。人生历程中，只有在强大的两种力的[1]较量下，才会有五颜六色、美不胜收的人生，“生活的种种相就展开来了”。从生命角度认识历史与社会是鲁迅的基本认识方式之一,外界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与人的抗争是鲁迅作品的基本冲突。鲁迅竭力批评国民劣根性,正是希冀生命力萎缩了的国人冲破历史的沉疴,从无生命意识的奴隶状态走向人的自觉状态,向有着丰富感情欲求的、勇于抗争的真人复归。这个工作的意义，文研会的作家认识得也很清楚。他们在《文学旬刊·宣言》中也表达了希望加入当时翻译之林的志向。希望能发展中国文学，通过努力引进西方文学到中国，努力创造中华民族的文学，来为世界优秀文学做出贡献。文学研究会的翻译工作，是直接承续周氏兄弟的译事，并发扬光大。茅盾曾经评价，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一半也不过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该是更注意些的目的。正因为出于这样的目的，承续这样的传统，所以文学研究会的翻译呈现以下两个特点：其一，他们主张多翻译近代能够帮助读者认识人生的作品。周氏兄弟的译书，遵循着与现实相近的原则来的，于读者也有益。周作人的《现代小说译丛》、《现代日本小说集》、《点滴》、《两条血痕》，茅盾等译的《泰戈尔短篇小说集》，郑振铎译的泰戈尔《新月集》和《飞鸟集》，鲁彦译的《犹太小说集》和《显克微支小说集》，夏丏尊译的田山花袋《棉被》等，曹靖华译的爱伦堡、左琴科等人的小说集《烟袋》和柴霍夫的《三姐妹》，耿济之译的安特列夫的《人的一生》、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柴霍夫短篇小说集》和他与瞿秋白合译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等，一时近代世界文学的翻译蔚为大观。其二，在近代文学中，他们又特别注重俄国和东北欧被损害民族的作品。《小说月报》在1921年9月出版过“俄国文学研究”，包括《俄国文学的启源时代》、《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背景》、《近代俄罗斯文学的主潮》等，有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传记和他们的作品。同年10月，又出了一本“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介绍了近代波兰、捷克、塞尔维亚、芬兰、新犹太、小俄罗斯等被损害民族文学概况，并翻译了这些民族、国家的小说、剧本、诗歌。这本专号的文章，大多是鲁迅、周作人和茅盾三个人翻译[1]鲁迅.苦闷的象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3~1435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的。现代性作为一种新的历史意识主宰着“五四”一代，以致他们在学术著述中很少去思考世界或个体的无意义。个体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历史的“现实”中。所以，“五四”知识分子对文化演变以及他们在社会和时代政治中的角色关心，以及思维模式表明他们实际上是“人文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他们信奉观念的改变在社会和政体的改变之上。科学意识逐渐被认同为新社会的全新价值系统，科学成为一个独裁者，同时包含了西方的理性和中国传统的道德信仰。“五四”作家群浓厚的外语情结与他们大多数都有留学背景有关，良好[1]的外语基础让一大批作家如矛盾，郭沫若，瞿秋白等成为优秀的翻译精英。优秀的译者不论是在源语还是译语的学习上，都要有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造诣。既饱读了中国国学经典，拥有扎实的文学功底，又通过在国外留学，精通外国文化。他们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初一代现代型知识分子。他们通古今之变，学贯中西，深知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近代的差距，于是在广泛的思想营养的汲取中，民主主义的现代意识和社会主义的现代意识成为他们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学观的核心。“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现代性不主要在于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追随上，而在于中国众多作家为适应这一变化，对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一切合理先进的文学资源利用吸收与创造运用。中国是在被动的情况下被炮火全面打开了国门，在危险中学会放眼世界，在社会文化非常落后的境遇中走上现代之路。所以这种对西方的或世界的现代主义文学有筛选的过程。因此中西文学发展的现代性有着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差异性共同造成。就在千辛万苦挣脱中国古典主义的重重枷锁后萌芽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成长之时，西方文学却已经在逐步完成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探索出与后两者不同的自己的现代性。但西方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对中国文学家为中国现代化转变所做出的努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即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纵观现代型的作家群体，他们身上都有以下特点：第一，包括西方历史、地理、天文以及其他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知识成为报刊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尤其是《国闻报》以及《国闻汇编》突出了“通上下之情”和“通中外之故”的办刊宗旨，并且译介了进化论学说，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第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物竞天择”的生物进化[1]郑春.留学背景与中国现代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26136万方数据 第三章“五四”翻译文学与现代知识群体的生成论被知识分子用以解释民族国家的强大，这种意识是建立在民族国家会被挤出地球的焦虑基础上建立的。接触到的“西方形象”让作家们清醒的意识到“西方”的强大，意识到“民族”的落后，也意识到民族国家变法图强的重要性；第三，从“新民”到“新青年”的文化理想。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就把一种自由平等的观念融入其中，“五四”时期，陈独秀则更明确地意识到封建专制主义对人思想的禁锢，对民族发展的危害，“新文化”运动因此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传播现代文敏，成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主题，为“新青年”提出了明确的目标。第三节现代读者群：世界眼光看中国文学活动包含审美接受和生产，是从作者到作品再到读者三个部分组成。而文学翻译是把外来文学作品以翻译者的理解来完成再现的结果，文学活动的三个部分在文学翻译中也是缺一不可。好的文学翻译作品在于给读者以最终的审美感受。因此，“五四”翻译文学在繁荣壮大的过程中，不仅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的现代型作家群体，更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同样现代眼光的知识分子读者群。翻译文学促进了“开启民智”，激发国民爱国主义热情，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以革命的激情追求独立人格和民主平等的精神。清末林纾的《黑奴吁天录》是此类作品的先锋，并产生了非同凡响的深远意义。国民的反帝意识，和争取民族独立，建设国家富强的思想越发强烈。除却感慨非洲大陆黑人非人的遭遇，更萌发对自己祖国河山安危的担忧。20世纪初，苏曼殊把雨果的《悲惨世界》翻译引进中国，旨在表达自我的革命志向，以下层人民的悲惨遭遇，揭露黑暗世界吃人的本质。除了把黑暗的社会背景归结为百姓悲惨的原因，国民身上渗透的封建毒素也难辞其咎。表面上是鞭挞法国社会的黑暗腐朽，实质抒发自我心中的块垒。苏曼殊满怀的革命热情，与当时许多接触了西方新思潮的先锋人士一样，在作品中表达的淋漓尽致，对读者产生震荡式的冲击，肯定的男主人公的勇敢不屈，足智多谋，展现了一代革命者对于时代命运责任的承担。“五四”翻译文学以世界文学来照看中国文学，促进了文学发展观的产生。在内忧外患的夹缝中，读者不再以泱泱中国高人姿态来审视外国文化，作者也不拘泥在“西洋的就好”的极端认识，而是二者相互结合，互相补充，以客观理性的世界观来发展中国，对“五四”后现代作家的思想价值态度、人格和思37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四”时期的国民在翻译文学中深刻感受到西方倡导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以脱离封建束缚为出发点，追求个性，为人性解放和自由做最大抗争。从易卜生、萧伯纳到歌德、雨果、到莫里哀、拉辛，“天赋人权，个人自由”成为读者新型的价值观，并且不再听从媒妁之言，追求恋爱自由的新型爱情观也开始流行。林译小说给“五四”读者或作家群体的触动是超越性的。在这样的审美感召下，新型的读者甚至跨越到成为新型的作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巴黎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给予多少读者“自由、美好爱情”的启迪。上承晚晴小说专注描写卖艺女狭邪流风，下启鸳鸯蝴蝶派，王佐良曾这样评价《巴黎茶花女遗事》：“向中国读书界透露了两样新鲜[1]的事物：西洋男女的感情生活和西洋作家的技巧。”读者从文本中追寻的婚姻理想转而向现实靠拢。翻译文学启蒙青年读者们敢于直面人生，造就了“思考的一代。”青年的思想渐渐的转移，倾向关注哲学和人生观方面。开始认真关心各类社会问题：婚姻家庭、家族礼教、劳工、妇女贞操、战争、知识者等诸方面。他们的社会参与热情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高涨。[1]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2038万方数据 第四章“五四”翻译文学与审美意识的现代性第四章“五四”翻译文学与审美意识的现代性至“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在审美意识层面展现出多样的艺术特点。女性不再甘愿在传统男性文学里充当配角，而是逐渐找到自我定位。为反抗外来炮火侵略，推翻封建主义的束缚，人民的主体意识得以唤醒，进而放眼世界，创造属于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学作品。文学界也不再专注以喜剧来慰藉苦难的人民，而转而用悲剧来惊醒世人。第一节以“人学”为思想中心正是因为有了新的思想装束，作家们不断反思我国传统文学，才发现文学内容不是帝王将相、神仙鬼怪，就是个人的功绩撰写，而鲜有关注社会、映照人生之作。而此种文学，盖与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因此在社会改造、思想革命的强劲的时代潮流感召下，文学的题材与主题的现代化变革势在必行。在强调广泛表现社会的同时，张扬人性、个性的旗帜，是“五四”新文学的题材与主题的革新的总趋势。这一点直到今天都是可借鉴的宝贵经验。”儒家文化“克己”思想一直渗透在民族文学的审美观内，仁、义、理、智、忠、孝的教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部分压抑或抑制人性的，因此，“人的文学”的提出实质上是对几千年来中国传统保守的人性价值观本质的挑战。“人的文学”是周作人提出的口号。通过他自己的看法，“人的文学”是通过人道主义来看待人生的诸多问题，并加以文字记录来研究。他一方面从正面的来研究人生境况，另一方面还以“非人的生活”的文学来描述人生实在的情状，并以此来比较与理想生活的差距，从而找出解决的方法。“人的文学”就是以人道主义为参照准则，促进了文学发展为围绕人学的价值体现，其主要目的在于促进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优化人的精神境界。本质上直接将在当时的西方引起巨大社会反响和带来文学变革的人道主义注入进萌芽成长的新文学，是对“五四”前期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细节的重要补充。不管是“人的文学”还是“平民文学”都阐述了社会功用的重要性，这可以说是后来的“为人生而艺术”的先锋意识。“人的文学”是作家群体从自我生存体验深度挖掘，通过作品的话语形式、立意表达和价值意象，来建立其理想的话语世界类型。39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人生派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者主要是在鲁迅影响下的文学研究会及与之相近的未名社、雨丝社的一些成员。这些作家的作品密切关注社会人生的各类现实问题，关注民生疾苦，针砭社会痼疾，执着于人生意义的探寻，同情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劳动者，表现出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文化批判意识，也表现出鲜明的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精神，体现了“为人生”的文学观。总体上显示出两个特点：一是体现客观写实倾向和忠于现实、直面现实并有意识地干预现实、改造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二是有着较强的理性主义色彩，这在问题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人生的创作受易卜生与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和文学思潮影响，其风格特征表现为：以人道主义、个性主义为思想主题，提出人生和社会的诸多问题；以现实人生为题材、以理想主义为基调，作品充满了哲理的色彩；通常是“只问病源，不开药方”；由于它是一种社会功利性小说，因此带有观念化与抽象化的弊病，人物形象被社会问题所冲淡，审美价值被削弱。20世纪初，中国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介绍阐释主要就是集、中于他们的人道主义观，不仅中国的介绍者，包括周作人、沈雁冰、文学研究会其他成员，以及田汉、黄凌霜等新闻学家是这样，而且稍后译介的欧西及日本的多种文学思潮的史著、论文也是如此，这明显反映出，当时盛行世界的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思潮对他们的理解是集中于此的。因此，“五四”新文学家们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观点主要是探讨怎么样完全解决人类生存和意识形态困境。一方面希望实现国内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之间和谐相处，另一方面希望促进全人类的友爱互存，甚至实现全人类的大一统局面。1918年周作人在《新青年》4卷1号发表了他翻译的英国脱利特司（W.B.Trites）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小说》，其中《二我》的“抹布”主题引起了他的极为关注：因为主人公戈略特庚十分看重自己的尊严，决不想像抹布一般，随时都可以被人肆意处置。而如果有人对待他就像抹布一样，却也很容易就做到。他也是不会反抗的。当他是抹布的时候，又想着自己与一般抹布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他可以是有灵性、有思想的抹布。他可以用那褶皱包裹深邃的思想。所以，这样一来，就算是他当抹布，他还是拥有跟人一样的细腻深刻的思想感情。作为译者，周作人十分认同抹布主题，并在随后的《译者案》中进一步加以补充，他解说其主旨为：“陀氏于此，意谓虽在鄙夫，灵魂中亦有潜伏之爱。”抹布的寓意那些“贫民社会”、“下等社会”中“被社会蹂躏凌辱虐待着的人们”。沈雁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中总结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本善的40万方数据 第四章“五四”翻译文学与审美意识的现代性看法是与其他的文艺家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因为陀氏直接肯定了人性就是有向善的本能，而不是后天去学着向善。并且这种向善的本质是永不消失的。根据周作人、沈雁冰等人的观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全力勾勒普通人的堕落同时，是想着力表达在堕落的隐藏的人性光辉，这种积极的人性闪光点是永远存在，永不磨灭的。而且积极向善的人性不仅仅属于俄国民众，更属于全人类。“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最先受到这种先进的人道主义观念的启发并引进国内。1921年再版的周作人先后翻译了波兰显克维支的《乐人扬柯》，俄国契科夫的《戚施》和《塞外》，还有英国王尔德的《安乐王子》等。在《域外小说集》第二集中，他又译介了芬兰阿霍的《先驱》，美国爱伦坡的《默》，波兰显克维支的《灯台守》、《天使》和俄国斯蒂普·虐克的《一文钱》等。由此可以看出，周作人的翻译主要集中在俄国和弱小民族，重点宣传俄国人道主义思考者的创作，这与他这一时期的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文学观念有关。“五四”文学在翻译文学的激发下，建立了“人学”的价值观，不仅正确处理了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而且突出了人作为创作主体，表现主体的地位，文学的独立品格、创新意识也相应地得到了确认。这对“五四”新文学的题材领域从“苍蝇之微”到“宇宙之大”的拓展，对社会改造和“人的解放”的主题的确立，自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第二节三重意识的交织：世界性、民族性、创造性笔者认为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首先必须树立自觉的民族意识，既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文学的思想意识形态，也不能完全用华夏民族的传统文艺观去结构西方文学。应必须站在民族本位的立场，从悠久的历史和深厚底蕴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入手，对引入的翻译文学进行认真清理、挖掘和总结，从而最终建立起本国的现代性的文学体系。研究者只有站在现代理论的高度，以具有超越性的和谐的理论观念加以烛照，才能激发中国现当代文学新的生机。作家的民族的世界的审美意识基于个体生命的感性经验，当传统文学着重在事实上浓妆艳抹时，翻译文学的袭入让作家们对于追寻自我生命的认同有了新的看法。创造属于中国当代的现代性文学，最主要的是要正视中国文学现代性在内容实质上的问题——改变中国人传统的价值体验方式。而在这一点上，鲁迅对于“国民性的批判”，以深刻的揭露传统中国人的价值体验形式拔41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得头筹。以“怒其不争”直至“怨恨”的表达陷入了传统价值体验的困境中。鲁迅毕生都坚守这样的操守，与复杂多难的成长环境密切相关。他出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一个破落的士大夫家庭，他从小就接受了压抑儿童天性的私塾教育。家道中落又使自尊心极强的他饱受冷眼，过早地感知了世态炎凉，人间冷暖。留学日本，又因为是弱国子民而经常遭受难以忍受的民族歧视和侮辱，这更加剧了鲁迅的痛苦和压抑。同时，民族生存的危机也在他心里造成了巨大的恐惧和忧虑，他在《热风·三十六》中说，“我也有大恐惧，……我所怕的，[1]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去。”所以尽管中国传统文化对鲁迅的影响和制约是巨大的，也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猛烈地攻击传统，但实际上，鲁迅反传统的深层动因正是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使得鲁迅在家国衰亡之际，试图以西方文化来复兴中华。在个人性的文字里，他更多地关注着特定历史环境中民族、民众的生存境况及其精神状态，以自身对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独具的洞察力，尖锐地批判国民劣根性。在众多翻译文学的作品中，弱小民族的文学得到了特别的关注，从林纾译的《黑奴吁天录》、周氏兄弟译《域外小说集》、周瘦娟译《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等，[2]如林纾所言，译者希望以此“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民族文学的自我认同必须以对他民族文学的认同为前提，这就是说以世界文学为前提。现代性产生了民族意识，也使文学获得了民族的自觉；同时，现代性也带来了世界化，各个民族组成了新的世界大家庭。在新的世界化格局中，各个民族文学也构成了世界文学，只有进入世界文学中，才会产生民族文学的自觉。建设世界文学，首先就是发展民族文学的特性。每个民族除了喜欢本民族的文学作品外，还喜欢其他民族的有特色的文学作品，而不喜欢没有民族性。模仿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这样如果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特性的文学作品，就会具有世界性的价值，从而超越本民族的界限，加入世界文学行列。相反，那些缺乏民族性的文学作品，就不会为其他民族所欢迎，从而排除在世界文学的行列之外。“五四”翻译文学作品是积极倡导世界主义、民族主义的，可以说一大批文人志士从翻译文学汲取了世界的民族的营养，也可以反过来说是这些文人志士世界性的民族的眼光赋予了翻译文学这些特质，二者相辅相成，融为一体。在“五四”运动的爱国声浪中，在保持对爱国主义理性思考的同时，陈独[1]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438[2]林纾.黑奴吁天录.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19842万方数据 第四章“五四”翻译文学与审美意识的现代性秀向往着人类大同、世界大同。他将世界大同当做“真理”的。在他的眼中，先是有了每个国家的形态，才产生每个国家之间不同的竞争。战争的产生也是一定程度上由这种心态造成的。每国的人民总想通过侵占他国的权益来争取自己本国的幸福，而从不以世界大同的眼界来照看全世界，所以不了解整个世界和平统一的幸福。于是，世界上大多数人不明白这一点，看不到偶像论的坏处，[1]使得“大同和平的光明，恐怕不会照到我们眼里来。”从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李大钊世界主义观。不仅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大同的问题，他还具有对国家观念进行了反思的先锋意识，他表示爱国的理想是彻底打破种界国界，要实现全人类欢欣鼓舞地庆祝世界大同的理想。李大钊正是从世界主义的观念出发，来评价世界国家历史事件的价值。当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时，李大钊将其称为“世界革命的新纪元”、“人类觉醒的新纪元”。蔡元培也是具有世界主义的胸怀的学者。他曾阐释相对于世界这个大群来说，国家也只是一个小群，所以为国家考虑，也应当以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世界（或者无害于世界）为标准。我们既是国民，同时也是全世界人类之一分子。不仅如此，在整个“五四”文学阶段，世界主义的呼声一直很强烈。傅斯年在1919年《新潮杂志》的《发刊旨趣书》指出学术不应该以国别来区分，更不应该随着文化的差异而改变性质。倘若中国切断与世界思想的联系，无异于慢性的自杀行为。所以一大批前沿杂志以介绍世界新潮思想为重任，旨在加强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即使是周作人后来提倡的“人的文学”和“人生的文学”，同样抱有世界大同的眼光和深厚的人文关怀。他强调我们偶有创作，自然偏于见闻偏向中国的方面，其余大多数都还须通过译介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总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世界主义是风行一时的，启蒙先驱具有程度不同的世界主义倾向。第三节女性意识的觉醒在传统的文学中，女性从小要被教育成“家头教尾”“田头地尾”“灶头锅尾”“针头线尾”的女超人。或在平常老百姓诗歌传唱中，无形的传输“勤俭姑娘”与“懒尸妇道”的观念，以传统的三从四德的贞洁牌坊，将参与劳动生产力的极限发挥，建构出妇女克勤克俭的形象，也巧妙规避了男性对家事，琐事[1]陈独秀.偶像破坏论.新青年,1918，(5)：243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关心，继续在国事。天下事的自我奋斗意识中“耕读传家”。男性作家大多以悲天悯人的文学情操给予女性关怀，跃然纸上的妇女形象多为女性牺牲自我成就男性仕途，或是全力的家庭劳动参与者角色，忠实记载了她们的悲情与苦难。女性形象大多是以作品的点缀或是男主角的陪衬寥寥勾画的几笔，除了《红楼梦》和《聊斋志异》等少数几部重点刻画过女性丰富多彩的个性角色，中国古代文学中很少有以女性为主角的传世作品。毫无疑问，这种文学境地与女性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不断受压迫有关。而翻译文学引入的女性英雄，新的女性形象完全打破传统的模式。1963年贝蒂·傅瑞丹出版了《女性的迷失》一书，解开了传统女性角色的迷失，也启动了美国第二波的妇女运动。傅瑞丹也是全美妇女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在书中，有一位女性的自白可以借用来表达女性自我角色的迷茫：女人该做的我都试过了——多种嗜好，种花植木，腌渍食物，自制罐头，和邻居打交道，参加聚会，帮忙家长会张罗茶会。我什么都能做，也蛮乐在其中，但做这些事却不会留下什么可以供我回味思考的东西——丝毫没有为我带来可以明白“你是谁”的感觉。我从来都没有事业心，一心只想着结婚，生养四个孩子。我爱我的孩子，丈夫和我的一家。一般能想得到的问题我都没有，但是我就是绝望透了。我开始认为自己毫无个性。我只不过是个煮饭、洗衣、铺床的人，一个任人随叫随到的人。可是我到[1]底是谁呢？中国现代性的论述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息息相关，后者明显带有变革社会，以及社会变革的性质。清末面临外强的侵略威胁，改革者将中国积弱的部分理由归因于妇女人口的愚昧与不事生产。直至“五四”这一波全面反传统的洪流中，随着西方女性文学的冲击，与女性议题相关的贞操观、纳妾蓄婢、媒妁婚姻、家庭制度与三从四德的妇德等，一一成为改革者大力攻讦的箭靶。现代女性文学是在传统的女性写作上不断升华与超越，丰富的现代人文精神内涵是其最大的特质。把女性当做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和言说主体，从女性的角度研究社会现实。回顾中国女性文学成长的百年历史，中国现代的女性作家从冰心到丁玲，从舒婷到张洁，从铁凝到迟子建，勇敢而坚持地踏步在时代的前列，不断汲取社会的精神营养，紧紧跟随时代前进的步伐，强调实现个性解放、婚姻爱情自由和女性人格独立。以新生代女性的风貌担当历史重任。这[1]贝蒂·傅瑞丹.女性迷思:女性自觉大跃进，李令仪.台北：新自然主义出版社，1995.1244万方数据 第四章“五四”翻译文学与审美意识的现代性些新生代的女性作家包括陈衡哲、苏雪林、冯沅君、冰心、石评梅等创作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文学作品，意义重大。中国文学女性新形象或以年长的旧式妇女和年轻的新时代女性作为传统与现代中国的隐喻，或刻画出处于新时代的旧式少女……对女性与历史变迁关系作出深入探讨。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带来了言情小说在翻译文学重要认可，也使得女性形象被着重关注。女作家们的新女性形象“五四”女性文学革命的重要体现，新女性们尤具有强烈的叛逆性，这叛逆既是关于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觉醒与追求，也表现为出于对时代依然是父法夫权的实感而有不满和悲愤。如凌叔华的《吃茶》，代表着新时代的旧式少女类型。一个西洋留学生的殷勤礼节，使得生长在传统接受旧式教育的女主角芳影内心引起莫大的误会，并且因此造成她情感上的巨大创伤。除却苦闷焦灼的呐喊，揭去撕心断肠的痛哭，作者通过这种凝神的观察，平静叙述，一反传统小说的写法，采用了西方现代小说的叙事技巧，以第三人称叙事，加上心理分析，注意开掘人物深层的潜意识。在无形自然中弥漫作者对其关怀人物的难言的哀愁，更为关注“女性主体自由”的渴求，展现出新旧交替时代女性复杂的内心世界，既有对新女性思想中传统积淀和自身文化负面的审视，又有对女性解放和个性解放有独到的理解、反思和新的质问，因而与借妇女议题（当然其中也包括爱情题材）以投射社会问题的写实文学大不相同。陈衡哲提倡妇女解放，要求打破传统社会对女性不公待遇，打破女性奴性意识，重塑女性人格，赋予女性社会政治权利，深刻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她主张女性除了要担负家庭的责任，也要发挥自我才干，实现自我价值。冰心在《关于女人·后记》里以青春女性的细腻情怀，肯定具有地母精神的女性自我，礼赞了伟大而又神圣的母爱。《庄鸿的姊姊》揭示出女子难受教育的悲剧。《冬儿姑娘》则展示了下层女性的刚强和对压迫的勇敢反抗。庐隐更是基于自身悲剧命运的深刻认识，从成名作《海滨故人》到《归雁》，再到《女人的心》、《情妇日记》等，清晰勾勒出一批“五四”青年从追求到幻灭的心灵历程，揭示男女不平等的残酷制度下知识女性的悲惨命运。她的作品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尤其大胆表现了女性独特的心理体验和情感方式。通过翻译文学这个途径，西方追求的男女平等、女性独立和婚姻自由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比起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翻译文学中所展示的独立自由的女性形象被认为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因为在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的眼中，性别平等是他们争取的重要议题。毕竟女性曾一度被看做是衰弱落后的45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象征，所以从20世纪初，翻译文学就很注重对女性新形象的塑造。根据著名学者孟华的观点，形象就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再现，通过这种再现，创造这个形象的个人获群体，显示或表达出他们乐于置身期间的那个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虚构的空间。因此女性形象充分暗含着创作者和翻译者的文化想象和期待。通过认识新的女性形象，人们能够逐渐意识到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这个带来的不仅是文学上的改变，更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催化剂。《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亚，在男性本已垄断的领域施展才智，获得刮目相看。易卜生的戏剧娜拉勇敢的出走，去追求自我，更是让人耳目一新。这些具有新品质新形象的外国女性也自然而然成为中国新文学女性塑造的重要标准，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挖掘，人物性格特点更为充分饱满。女性翻译文学的崛起对于大众追求一种独立人格，平等有梦想的新女性的塑造功不可没，在这其中，除了有男性翻译家们积极的劳动成果，更有女性们自我的坚持不懈，而这一批人，通常我们会称之为女权主义者。为了打破传统文化对于女性的精神桎梏，创造反传统的女性文化，女权主义者们投笔从戎，向着男权社会里迂腐的迫害女性的旧观念开战，着手创立一种独立于男性文学的女性文学。而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大部分杰出的女性作家是以占统治地位的男性作家为指导来创造文学，而到60年代以后，西方女权运动的热烈发展才使人们认识到语言是束缚精神生活与社会活动的枷锁，要实现女性的解放必须从解放语言开始。希瑞·西蒙曾在《翻译的性别中》说，“20世纪70年代，一个耳熟能详的呼声是：女性必须获得语言的解放，女性的解放必须[1]从语言着手。”虽然在中国没有出现像西方一样浩浩荡荡的女权运动，但女权主义思想却以积极的姿态深入人心。在妇女解放运动潮流的推动下，一批才华横溢、思想激进的女作家作为一个性别群体，以代言人的身份浮出历史地表，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深广的第一代女作家群，兴起女性文学史上第一个创作高潮。由此，中国女性打破了长时期的沉默，争取了话语权利和话语空间，是千百年来女性性别意识的首次苏醒。但是因为没有强大的理论背景支撑，也没有反响巨大的女权运动的支持，中国的女性作家与翻译家即使有某种反男权的传统倾向，也不会像西方那样强烈，把性和政治紧紧结合在一起。中国女性书写作为女性解放的一种标志，最先表[1]Simon,Sherry.GenderinTranslation:CultureIdentityandthePoliticsofTransmission.London:Routledge,1996.846万方数据 第四章“五四”翻译文学与审美意识的现代性现出来的是她们内心被压抑的情感，这种情感大体有两种指向：爱和恨。如早期庐隐、丁玲等人的写作，是大胆表现女性对异性的爱慕向往。反男权话语模式得到广泛传播。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之间形成的姊妹情谊。林白、陈染、海男的创作都有回到母亲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1918年到1922四年间，至少出现了《娜拉》的四个翻译版本，“五四”女性文学特色，以“娜拉”们的言说来概括，是这一时期文学特质的精妙阐释。做自己，别人没有干涉自我的权利，这些君子式的言辞，成为最得中国女性青睐的偶像，也成为当时女性向旧式家庭、向男权社会抗争的口号。这部作品的欢迎当然是建立在读者的欢迎上的。女性独立自主自爱的意识和经济问题的独立是争论较大的主题。这也是翻译文学小说与创作小说经常争议的话题，它们有着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从而使两者更能为丰富。在讨论越来越深入的前提下，内涵也越来越深，最终它们在较高水平上达成了一致，促进了两者的繁荣。“五四”女作家群以强大的攻势，改变了中国文坛长期由男性控制的创作局面和文学垄断。她们以“女性”的叛逆姿态参与反封建的历史进程，书写女性觉醒之后的性别体验和人生经验，具有划时代的特殊意义。第四节“悲剧”审美的流行“五四”翻译文学包含有富有生命力的永恒因素：以积极的态度直面社会人生，关注和反映现实生活的矛盾，思考并回答现实生活所提出或面临的问题；对生活充满热情与挚爱，又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与忧患意识，面对现实又超越现实，以特有的方式参与现实的变革，促进社会走向全面进步。翻译文学翻译原则与创作原则的开放性必然带来文学形态、特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翻译标准自古以来就没有绝对化。从林纾到严复，从“信达雅”到“直译意译”，这就给翻译者们自我主观能动性带来广阔的空间。鉴于“五四”时期”特定的社会环境，翻译文学所承担的社会文学功能要求译者从主体时代生活的独特发现中，形成充满主体生命原创性的艺术创造，以获得超越作品既定环境设置的新质。由于受到西方作家们在道德观，与观察、思考现实方式上的启蒙，使得中47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国人道主义的思考者们在面对社会暴力时，能很快看清社会状况的本质，不被任何掩饰所欺骗，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简单地同情那些被压迫与被损害者，而是对于人类的苦难产生了“感同身受”的独特生命体验，即他们所敏锐感受到的其他人类的苦痛与身心折磨，也在自己的精神中异常强烈地体验着，那些也成为他们胸中至痛，甚至这种“感同身受”的折磨致使一些作家感到不能再对兄弟们的苦痛坐视不理，他们亲身投入人间苦难中，共同承受人类的苦痛。这种异常激烈的情感震荡使他们形成了更为深刻的审美——悲剧审美，因为悲剧的文学形式更能将人间的苦痛传神地表现出来。周作人在1915年翻译了俄国库普林的《圣处女的花园》，同时在《<皇帝之公园>译者附记》中他描述了这一时期库普林的情绪，“目睹惨澹之状，于是文章间遂惨澹之色”。通观整篇小说，用非写实的表现方法，表达了对一战的巨大悲恸之情，并发出沉痛的咏叹：在这个夜里，圣处女也在伊的花园里走。但伊美丽的脸很悲哀，清明的眼的睫毛都向下，两臂沿着蓝衫的衣褶，乏力的垂着。可怕的幻想浮在伊的面前：通红的田与牧场，还发出血的热气；烧掉的房屋与礼拜堂；被强奸的妇女与被苦刑的小孩；死尸的堆与山，将死的人在这底下呻吟，叫唤，诅咒，渎神的骂詈，从临死的喉鸟与喊声中间发出；残毁的身体，萎[1]缩的胸脯，充满着乌鸦黑色的战场……周作人在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上发表了梭罗古勃的寓言小说《童子Lin之奇迹》，还有鲁迅在1921年所译的阿尔志跋绥夫的《医生》，都以战争的暴力、残杀，非人的暴行激发出强烈的悲剧心理激荡。在塑造一系列残酷考验下的“战士”时，更以深刻的悲剧体验倡导对非人类行为的一个极炽烈的抗争。1922年，郭沫若将《少年维特之烦恼》翻译引进，以感伤的浪漫主义迅速风靡全国。他在其序引中阐述了翻译这部小说的五大原因：主情主义；泛神思想；对自然的赞美；对原始生活的向往；对于小儿的尊崇。这五个方面对他创作《女神》也很有启发。维特以自杀的大悲方式赢得读者的接受，因为在生存的困窘下，对生活不苟同彻底决裂的方式就是通过自杀这样的极端方式解决。维特的内心在现实的洗礼下，永远的焦灼不安，爱并痛的折磨时刻煎熬着他，还要怀着对绿蒂丈夫的深深愧疚。在“五四”的落潮期，人们普遍感到苦闷，[1]周作人.圣处女的花园.晨报周年纪念增刊，1919，（2）：248万方数据 第四章“五四”翻译文学与审美意识的现代性百无聊奈，当维特以自杀的方式出现在他们面前，读者在感到悲伤的同时又有一种酣畅淋漓的痛快感，获得自我身份自我人生的别样认同。所以，《少年维特之烦恼》符合了当时时代悲剧的审美心理，影响了一代人的行为方式，而且将这种深刻转换成了创作热。在“五四”文化的困境里，有一种文学倾向特别突出——那就是对国民性的批判，这种批判态度最激烈的，要数陈独秀。剖析最全面最深刻的，当属鲁迅。刘禾在《国民性理论质疑》提出“国民性”在最初其实是一个中性词，但到“五四”时期，由于“国民性批判”的文学主题发展迅速，以至于它就慢慢演变成等同于“劣根性”的负面词汇。这种国民性批判，在“五四”时期上升为国民的本质论。它的悲剧形式冲破了传统大团圆模式，以绝对的悲剧来换取民族生存和制度文化的惊恐与反省。这种悲剧的深刻源于从“世界”的复杂格局中看中国而产生的危机感和焦虑。甚至诸多作家们在剖析这种国民劣根性时，从怒骂上升到怨恨，从揭露中国人传统落后的价值体验方式的底气十足到试图化解突破这种困境的无可奈何，最后在渺茫落寞的结尾中画上只可意味的哀伤。这也许是历史当时的写照，但悲剧式的审美让作品在时间的淘洗中沉淀，在每一次直面的读者面前爆发出更深刻的力量。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旋风就是不断在破坏和打击传统的落后的事物基础上，放眼世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塑造超越的时代的新风貌。第五节翻译文学现代性的反思西方文学的现代性是伴随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负面影响而日益暴露，自然而然地从自身分裂出来的对立物，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现代性的分裂是个已然的事实，而且它是与西方的坚船利炮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入侵中国的，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并不像在西方启蒙主义者笔下的迷梦一样呈现在国人面前，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被迫的事件，它所面临的困境是：认同西方，那就意味着自己会得不到扭转这种败局的能力。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就是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语境中展开的，它的历程更加曲折多变。尽管在心态上顾虑重重，但在“五四”至20年代中后期，现代文学基本上是在对西方文学的学习和模仿中成长的，个性意识、社会批判意识、文体创新意识使现代文学的鲜明特色。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独特性在于它将始终并未将自身构造成社49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会的对立面，即使在“五四”个性意识高涨的年代里，他们并未抛弃对科学、理性和进步的信仰。因此，在中国，现代性这个概念似乎在不同的层面上继承了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若干常见含义：进化与进步的思想，积极地坚信历史的前进，相信科学和技术的种种益处，相信广阔的人道主义所制定的那种自由和民主的思想。在“五四”时期，翻译家们会重点翻译这个作家的作品，而不是那个作家的作品，这绝不是偶然的，盲目的，而是有着历史的选择性。举个例子来说，一百多年以来，从王国维到鲁迅到陈独秀，从创造社到文学研究会，从抗战到新时期，对歌德的作品的引入与翻译从未间断过，“歌德热”在20世纪的中国也是长盛不衰。但是它的兴起与特定的历史环境，文学与社会建设，政治的发展要求息息相关。1904年，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将《红楼梦》与歌德的《浮士德》相提并论，称它们为“宇宙之大著作”。王国维正是从悲剧意识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这个方面来介绍歌德的，也一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追求现代性的先锋。鲁迅在《摩罗诗力说》里面，以歌德的《形蜕论》和《浮士德》为“立人”的重要依据而大加称赞。新时期以后，杨武能也对歌德全集做出自己翻译的独到见解，这是与时代改革开放的趋势相符合的，也反应了全球化语境下世界文学不断交流，相互借鉴的要求。中国与歌德，如同中西方，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两者走到了一起，产生了巨大的后果和深远的影响。不只是中德或是中西方的文化交流，还有中德两国或者东西方的文学乃至社会思想的发展演变的历史，都或多或少的反应在了歌德与中国的相互关系中。歌德与中国文学文化的关系是如此，契科夫莎士比亚与中国文学也是如此，由此可见，翻译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五四”翻译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萌发和发展的动力，而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逐渐充实又促进了翻译文学的繁荣。这就使得“五四”翻译文学在中国整个文学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可是，对于“五四”翻译文学的反思也是必不可少的，唯有反思才能深入去研究“五四”翻译文学的利弊，尤其是防止弊在历史长河中发挥深远的作用。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反思引入系统的再生产每一基础之内,致使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地彼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现实层面的社会现代性和超越层面的反思现代性是现代性的主要组成部分。翻译文学中包含民主科学的作品备受中国作家翻译家们的青睐，理性启蒙，争取现代性是陈独秀与周作人等翻50万方数据 第四章“五四”翻译文学与审美意识的现代性译的动力。现代性是动态而不仅仅是时间上的概念，它是有弹性的。“五四”翻译文学的现代性当然是未完成和不成熟的，它只是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多打开了一扇视野开阔的窗户。但错综复杂的中国国情使得它的成熟程度远远不够，在许多形态和内涵方面，甚至还是空白。所以文学的现代性要建立在多种文学板块上，不断完善与发展，加大步伐大步向前走。用尼采的格言“重新估价一切”来评价“五四”翻译文学是再恰当不过的。既展现了“五四”新作家们的创作精神，又挖掘出了“五四”翻译文学的一个客观特征。“五四”翻译家们充分运用尼采这一思想观，是出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需要，并起了积极的实际作用。“五四”翻译家们蔑视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偶像，揭露封建统治的腐败和罪恶，同情人民、热爱人民，探索人生和社会的重大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重新估价一切”的勇气。在那个时代，一切偶像和神袛都已经消失，一切都经由现实的标尺来丈量。毋庸讳言，“五四”翻译文学引起社会改造思潮的涌起，虽有从内到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闹，也不可避免地留下某些不足和遗憾。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外来思潮的引入，揭开了中国现代文化史的第一页。然而即使是立足于中国的角度普遍广泛的汲取，也难免出现囫囵吞枣的现象，单凭热情和冲动，也不可能真正深刻认识和理解外来思潮本身的利弊。除了鲁迅等少数翻译家之外，思想意识上的模糊和肤浅，直接造成了“五四”大多翻译作品的不成熟和稍显粗浅的毛病：对生活底蕴缺乏具有深度的开掘，盲目照搬西洋文学模式的现象也比比皆是，激进思想的表壳下难免出现罗列的平庸与浮泛。这除了翻译家们本身的主观因素外，还有时代的局限性。然而，20世纪中国文学在快速成长的历程中不断受到西方文学影响的事实，和由于这一过程影响中国文学发展的鲜明轨迹，反而让中国现代的文学家们萌生了了一种或深或浅的排斥想法。这就是笔者前期提到的中国翻译文学热后遇冷的现状。于是对于翻译文学，作为西方文学最直接的传达品，他们改变了以往来者不拒的态度，不再像过去那样试图把西方文化全盘移植过来，认为只要是西方的就是好的，然而在这匆匆忙忙的复制中，造成了文化理解的误差和缺失。即使历史在新的历史机遇中开掘了出内省和反思过去那些已经产生的文化差距和误解，并且可以采取正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种方法的滞后性很难引起人们的认同。陆续引进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人文主义和现实主义，讲究理性，讲究秩序，与国内学者内在的心理需求相激荡，随之催生出现代文学创51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作界与翻译界不同选择趋向及其类型。翻译的热潮受到多元理论的冲击，翻译文学理论与批评以及“五四”时期所有的翻译文学作品，一路坎坷，处于边缘和弱势阶段。这种现象，从一定程度上是对以前我们对外来文学盲目尊崇，全盘招收的一种惩罚。历史决定了我们必须接受这种惩罚，但它也同样给了我们重新思考、认识“五四”翻译文学的重要意义，从而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有一个更为深刻透彻的认识。应该惊醒的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中尽管出现了各种翻译文学形式的痕迹，但借鉴翻译文学却并非新文学唯一的艺术生长点，也不能成为其自身现代化判断的唯一标准，尤其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形成了自身的艺术传统以后。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新文学创作中出现的西化语言、西化句法、西化形式乃至西化审美价值观既不同于传统文学，也不同于纯粹的外国小说、外国戏剧和诗歌，它们业已成为中国新文学自身的艺术特质，彰显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特征和现代性生存方式，无论我们承认与否、赞同与否，“五四”翻译文学影响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已经架构起自身独特的艺术传统和审美范式。52万方数据 结论结论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在民族文学步入暗淡和萎靡境地时，通过引入外国文化为民族文学的发展带来清新之风；通过消除语言隔阂让译语国读者领会异国文化风情和精髓，，进而在宏大的文化比较视野中认识到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期，外来压力和自身需求营造了翻译文学的黄金时代，生机勃勃的文学翻译活动加速了中国各种文学类型的新变。中国现当代文学能够在“五四”时期真正地确立起自己作为人类的地位其实是与“五四”时期翻译文学所起的作用密不可分。“五四”时期，在人道主义、改良主义和革命理想的簇拥之下，如何用不断发展的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来刷新中国的社会面貌，成为最为重要的论题。大多数作家服膺于这种价值观，小说的叙述模式也反映了这一现代性历史观。只有个别学者，如郁达夫、鲁迅等对这种变化的现代性抱有怀疑，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会用“死”来表达低迷和颓废的意识，也用这种方式试图反思现代性。沈从文和老舍就是采用历史现代性两种迥异的回忆般的小说境界，或把湘西乡土构建成童话世界，或把北京城变成另一个乡土文化的再现，以这种审美的现代性来对抗、制衡社会的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的要义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形成了比较清楚的概念。第一，构建了纯文学文艺观。这就打破了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超越了文学功利性的工具地位，获得了不可取代的特质。文学的审美要依靠内在的美学特征来创造，而不是以历史功利性去主导它的发展方向。第二，批判和反思现代性历程中的反作用。在启蒙主义思潮之后工业文明所创造的现代世界中，“物欲”无限度地急剧扩张，技术思维的单向，片面的隘化，人与自然的日渐疏离，商品交换逻辑渗透至生活及人的意识的深层等，引发了自卢梭开始的思想家，艺术家的忧虑及抗衡。所以审美现代性作为反思现代性的批判力量而出现，它在人的生存价值的确立，人文精神的救赎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三，坚定了审美艺术的现代性对负面思想的淘汰。现代主义文学以一种反逼真、反写实、虚拟的艺术表现形式，来瓦解文化工业那种机械复制、否决53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个性创造的流弊。它在想象性的愉悦中，反思、重建着人类的精神文化。以一种强大的力量运载着人们，超越平庸，凡俗，有限，向着永恒，神圣、无限的美的终极趋近，在人类自己的生命家园里聚合。“五四”翻译文学不仅影响了中国作家的创作技巧，而且深入其思想层面，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和民主、自由、科学、个性、独立等新的观念由此成为文学作品的集体诉求。换言之，翻译文学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质素，使其逐步形成了新的传统，中国文学从此由封闭走向了开放，建立了与世界文学的密切联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是“五四”翻译文学引进的现代性，但这种现代性在影响中国文学的同时又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它已然有别于西方文学的现代性。中国新文学在同西方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交流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现代品格。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得益于“五四”翻译文学的引入，但这种现代性一旦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就会染上民族文化色彩。“五四”翻译文学首先为中国新文学积蓄了可以对抗传统文学的能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推动力，反映了新文学对现代性的诉求，在声援新文学现代性建构的同时又促进了自身民族性的发展。“五四”翻译文学实现了中国文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的推动力量。许多翻译文学作品的出现并非出自译者的盲目性和偶然性选择，而是与“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现实语境息息相关，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引进外国现化思想和进步文化来解决中国社会和文化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构成了很多译者从事翻译活动的主要动力和动机，反映出中国社会、文化对于西方现代性的吁求。“五四”翻译文学作品促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语言的现代化。20世纪西方文体研究从哲学向语言学转向颠覆了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使语言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胡适等人正是从语言的思想性出发找到了中国诗歌新变的突破口。翻译文学还通过引入外国语言的词汇、句法等来改变和丰富了中国文学作品的语言，进而促进了中国新文学语言的现代化。另外，中国新文学语言的发展策略、技巧等都有效法翻译文学的倾向。“五四”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构建不仅是西方文学引入的结果，而且是中国现代文学反传统、增强个体存在感的现实需要，更是当时众多作家们创作需要的必然选择。肩负了文学启蒙功用的“五四”翻译文学，在横空出54万方数据 结论世时就被译者有选择的引进那些有助于中国社会改良的高质量作品。出于这个目的，译者选择的范围也大的多。不拘于语言、民族和流派的局限，以多元化的眼光精心翻译世界各国的优秀作品。不论从精通外语的翻译团队，蔚为大观的翻译数量，还是白话文推广基础上的翻译质量，再加上报纸、杂志、文学社团的欣欣向荣，旨在改良社会，构建新文学的“五四”翻译活动实现了百花齐放，乱花竞艳的灿烂辉煌，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给后来的文学翻译爱好者和研究者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55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56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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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致谢把论文完成到这里，才发现自己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也要即将划上句号。回想起来，自己在这三年中受到过太多人的帮助。有良师也有益友，总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我精神的力量。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指导老师，刘少勤副教授。他学识渊博，古今中外，文学历史，总能信手拈来，上他的课，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还想多听几回。在研一期间，老师就慷慨送了我们很宝贵的书籍，他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从论文选题到修改到完稿，每一步都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其谆谆教诲，铭记于心。老师不仅在知识上给予我们指导，还经常教导我们要互帮互助，团结友爱，同门兄弟姐妹亲如一家。还有其他许多优秀的老师，或曾批评，或曾鼓励，都给我们莫大的帮助。还有我的室友和好朋友们，对于我的请教总是耐心解答，在生活中中也处处给我温暖。彼此之间也总能互相鼓励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让我的研究生生活充实而美好。在此，衷心感谢他们。新的征途即将开始，让我们满怀信心迎接灿烂的明天。匡琼2014年3月于华园59万方数据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60万方数据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一、个人简历匡琼，女，汉族，1990年2月11日出生于湖南益阳。2007至2011年就读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英语专业，于2011年6月10日毕业，获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士学位。2011年9月至今就读于华侨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专业，继续攻读硕士学位。二、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1]匡琼.从“文化遗迹”看阿盛散文乡村关怀.文学界,2012,(152):43~44三、获奖情况于2012年12月获共青团华侨大学文学院委员会颁发的“2011—2012学年文学院优秀研究生”荣誉称号；于2012年12月日获华侨大学文学院颁发的“2011—2012学年文学院优秀学生奖学金”。61万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