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最大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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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寻找最大公约数"卢周来旧历年前，抽出时间读完了吴敬琏先生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下称《教程》)。因为此前吴先生一九九九年版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以及二oo四年版(《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均读过，所以，我关心的是新版与原版本有何区别。第一眼看出的区别在于此版加上了“教程”二字。这可能意味着此著作具备了某种教科书性质；也因此，其中的内容就不仅仅是先生个人的见解，而应该是经过长期积淀后被此领域多数学者所公认的成果。正如以现代经济学教科书写作而闻名的保罗·萨缪尔森所说：作为教科书，必须“强调的几个关键字”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权威性”(12版，1页)，即其中的“知识性叙述

2、应该是“几代经济学家所积累的”。然而，在改革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存在这么一个“完备性的权威表述”吗?于是，便想起吴先生曾经对我们多次说过的“我一向主张寻找最大公约数”。既然评论教程》绝非作为后生的我辈可以担当。那么，就从“寻找最大公约数”人手，写些自己的感想。借用(《教程》中引过用的约翰·罗尔斯的相关概念(382-383页)，吴先生说的“最大公约数”，应该就是罗尔斯的“重叠共识(overlapconsensus)”。按《教程》中的划分(392—395页)，改革三十年来大的争议发生过三次，而最为书中所注目的，就是自二oo四年以来的所谓“第三次改革大争论”。争论的背景应该首先是

3、三十年利益格局的大调整所致。按(《教程》的分析框架，旧体制的支持者在改革之初就是失势因而也是失利者，他们8反对改革是一贯的；但“改革初期的增量改革战略使绝大多数人受益，因此，满意的情绪在整个社会居于主导地位”，因而反对改革的声音“趋于式微”。但是，三十年后，一部分增量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利用权力“寻租”，造成了严重的腐败与贫富分化，也引发了普通民众对改革的不满；旧势力也借机回潮。于是，产生了第三次改革大争论。且不说此分析框架正确与否，有一点无疑在历经三十年改革之后，人们对于改革的不同看法，首先是罗尔斯讲的“自我利益的结果”，或者说，是不同的利益群体“以

4、一种有限立场”来看待改革的倾向使然。但从积极的方面看，分歧的形成，何尝不是吴先生所主张的通往市场经济与更为完善的民主制度之路必经的阶段?因为在所谓“自由制度”下，罗尔斯认为至少存在三个事实：每个人按其个人所持有的不同观念“自由实践理性”；政府无法压迫性地使用国家权力，去维持“人们对某一种完备性学说的持续共享性理解”；以及“我们不能期待正直的个人以其充分的理性能力(甚至是在经过自由讨论之后)总能得到相同的判断”。而在我们国家，思想观念13趋多元化，人们表达的自由空间日益增多，且在原有的“完备性学说及传统意识形态影响下降后，每个人都只是从自己的理解来言说，因此，对于“改革”看

5、法出现分歧便不难想象了。关键是对于改革的不同看法，有没有威胁到改革这一事关中国前途与命运的事业本身，更广而言之，会不会危及共同体的和谐与稳定?罗尔斯当年之所以提出“重叠共识”的概念，也是基于类似的发问：既然现代立宪民主社会中不可能也不应该有“唯一完备性学说”，不可能有“共识”，那么，到底用什么来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只能在宽容分歧的同时，通过寻找最低限度——在罗尔斯那里即仅限于政治正义方面——的共识来达到，而这种共识应该是不同观念的交集，即“重叠共识”。今天，关于中国改革的争论显然在先生看来不再是简单的学术观点之争，而是有可能危及到“市场化改革”，甚至可能危及变革中的社会稳

6、定。也正因此，他提出了9“寻找最大公约数”的主张，试图寻求关于“改革”的“重叠共识”。从现实维度看，“寻找最大公约数”的确是推进中国未来改革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改革之初的普惠性特征造就的“改革共识”曾经使我们一度非常乐观；甚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前，“改革”在神州大地风起云涌，毫无阻力地迅速铺开。今天看来，“改革”之所以被部分学者与政治家视为“目的”本身而非“手段”，或者说，他们把“改革”这一仅属于罗尔斯所谓“大多数利益相关者认可”层面的“临时协约”，上升到“不容任何反思”的“意识形态与信仰”层面的“共识”，与情感、心智与知识结构仍然停留在对二十世纪八十

7、年代初期的迷恋有关。但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利益格局持续调整，损益分布日渐不均，当年“共识”赖以存在的基础被瓦解，来自底层的动力逐渐降低，加之“第三种力量”即既得利益者对改革的“扭曲”，中国改革的推进也越来越难。此时，如果强力推进改革，至少有两个问题无法解决：首先，如果不能找到“重叠共识”，中国改革下一步会不会出现先生在(教程》中表达的担心：谁在推进改革?推进的又是谁的改革?会不会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增强权贵利益的力量”?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改革不应该是“利维坦”。无视社会舆论的后果，只是使后续改革进一步成为利益肉搏，改革者也在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