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的遗民心态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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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宗羲的遗民心态及其他周锋利摘要：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这与他们的遗民身份有相当紧密的联系。黄宗羲作为其中的一个代表，他的遗民心态既有普遍性的一面，又有其独特之处。从黄宗羲的个案出发，本文认为我们今天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注意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统一。关键词：黄宗羲；文化遗民；道德评价；历史评价陈寅恪先生在悼念王国维时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引自刘桂生、张步洲编《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一语道出了

2、千百年来中国历史改朝换代之际那些以文化托命自居者的共同心态，这也就是所谓“文化遗民”问题。遗民这一文化现象，虽可追溯到周初的伯夷、叔齐，但从历史实际来看，它比较集中的体现于宋元之际与明清之际。自宋以后，汉民族与异民族的矛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汉民族第一次面临着被异族统治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一次更甚一次。因而，在宋亡以后以及明清之际，作为民族矛盾与社会文化心理激烈冲突的产物，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典型意义上的“文化遗民”。明末清初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金秋季节。明代遗民不仅为数众多，而且有关文献资料极为丰富，尤其以遗民生存方式、表现形态

3、上的多样性而引人注目，特别是其中的杰出人物，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明末清初三大遗民思想家所提供的思想深度，八大山人等遗民画家以画喻时言志的视觉感染力，使明遗民的自我形象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他们将“遗民”作为历史现象的重要性大大地凸现出来了。黄宗羲作为这一群体当中的突出代表，他的遗民心态是值得我们深味的。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是黄宗羲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是年春，南明永历政权几近瓦解，清廷以荡平云贵川广而宣示中外。入夏，郑成功、张苍水会师北征，又以全线溃败告终。当时黄宗羲被迫隐居于条件恶劣的四明山中，写下了表明心志的《山居杂咏》，其诗有云：“锋镝牢囚取

4、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廿两棉花装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一冬也是堂堂地，岂信人间胜著多？”（《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诗中洋溢着弦歌不绝的顽强精神，严酷的现实并没有令黄宗羲屈服，但他亦已认识到复国无望，斗争方式必须有所改变。从这一年起，黄宗羲参与武装抗清的“游侠”生活基本结束，他不得不作出新的人生选择。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黄宗羲以十年前草创的《留书》为基础，开始撰写对封建社会兴衰尤其是明亡教训进行总结与反思的《明夷待访录》，在题辞中他喟然叹道：“昔王冕仿《周礼》，著书一卷，自谓‘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

5、’，终不得少试以死。冕之书未得见，其可致治与否，固未可知。然乱运未终，亦何能为‘大壮’之交！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全集》第一册）箕子为殷之遗民，武王克商后二年访问箕子，箕子告以洪范九畴，事见《尚书·洪范》及《史记·殷本纪》。黄宗羲自比箕子，表明他以明遗民自居，并且期待他的学说将来能够得以实行。人们常常有一种误解，认为遗民不与新王朝合作就是为旧主守节，所谓“忠臣不事二主”5。或者认为遗民对于异族（如宋遗民对蒙古、明遗民对满清）的敌视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表现。这是值得分析的。我并不否认有这些因素的存在，但绝不能一言以蔽之，遗民的民族情结绝非对

6、一姓之忠贞所能包容，遗民问题的背后有更深刻的文化内涵。所谓华夷之辨实质上是文化上的文明与野蛮之分，决不仅仅是简单的民族主义。钱宾四先生早就指出：“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为文化而存在。”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3页；顾炎武有一段著名的话恰可与此相印证，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

7、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如果不是置身于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情境当中，此话是难以理解的。“亡国”是通常意义上的改朝换代，“亡天下”则是文明倒退道德沦丧导致的天下大乱。在他们看来，清军南下入主中原就是“亡天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顾炎武所说的“率兽食人”，这在汉族士人的文化心理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创伤，以致他们有宁可让盗贼主宰天下，不可让夷狄入主中原的过激主张。如果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部落组织尚不十分紧凑的同盟，在前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竟然成为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大帝国的统治集团，就会明白那些为传统文化精神所化之人内心的极度

8、痛苦。因此，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目的就是要避免文明的野蛮化，防止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