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方法论新探科学哲学与语言哲学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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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学方法论新探——科学哲学与语言哲学的理论视角覃方明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的理论视角，对于社会学方法论的二元对立状况作出澄清。本文首先指出，社会学方法论的二元对立实质上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方法论分裂状态的反映。本文借助科学哲学的理论成果对于社会学方法论的诸二元对立进行了分析。指出，传统上被认为构成了社会学方法论之根本对立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间的对立只在发现的程序层面上存在，而在验证的逻辑层面上消失。因此，两者间不存在本质的对立。而理解的方法与实证的方法则在验证的逻辑上分别对应于本质上不同的方式，它们之间的对立才是根本性的。最后，本文试图通过语言哲学的意

2、义理论来指出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的本质特征。一、导言“方法论”（methodology）这个字眼是容易使人发生误解，产生歧义的。根据《韦伯斯特百科词典》上的解释，它有时指的是“任一专门学科中（所使用的）方法的体系”，这只不过是方法（method）的较为动听的同义词而已；而它更经常地是指“研究方法或有序程序的科学，特别是有关科学与哲学探究中推理原则应用的学科分支”。换言之，在这一意义上，它指的是对一门学科的概念、理论，特别是基本推理原则的研究。当“方法论”这个字眼分别被使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时，它的含义是十分不同的。在自然科学中，它指的基本上是后者，而在社会科学中，至少在社会学中

3、，它所指的东西更加贴近前者。因此，在本文中，我将采取一种综合变通的方式来定义“方法论”概念，即认为方法论研究应由上述两个部份组成，我称前者为“发现的程序”（因为“方法”这个字眼十分含混，难以凸现我想强调的理论特征），而借用科学哲学的术语，称后者为“验证的逻辑”，它们的具体含义将在下文加以阐释。这一定义绝不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有着理论上的深刻考虑，意在揭示上述两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在科学研究中，方法论研究作为对于“实质的”科学理论所作的“形式”的或“逻辑”的探索，必须以“实质的”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此，在研究程序的逻辑上，它后于“实质的”理论。但是，另一方面，所有

4、以科学为名的学科，无一例外地都不能不关注如何获得研究结论的问题（发现的程序问题）与这一结论何以为真的问题（验证的逻辑问题），即方法论的问题。而方法论探索的成果在这种关注之下表现为科学理论所必须满足的“形式”或“逻辑”的标准规范或前提预设。在此意义上说，方法论研究又在理论推理的逻辑上先于“实质”的科学理论。上述这种似乎自相悖谬的状况，实际上向我们提示着真正合理的科学研究进程是如何进行的。从这一意义上说，科学研究势必应当循着实质理论—方法论—实质理论—方法论⋯⋯的模式循环往复地行进。所以，方法论研究作为实质性理论探索之间的关键环节，在科学研究中占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地位。在社会学学科

5、的奠基时代，社会学的创始者们，从孔德（A.Comte）、斯宾塞（H.Speucer）到马克思（K.Marx），全都致力于创建自己的“实质性”科学理论，而漠视方法论的探究。从上文所指出的科学研究程序的逻辑之视角看来，这种状况是很自然的。但与此同时，孔德、斯宾塞与马克思全都受到了当时自然科学的理论成果与研究方法的重大影响，在他们构建自己的“实质性”科学理论的时候，这些理论与方法潜移默化地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标准与前提预设渗透融合进了他们的思想理论之中。虽然在他们的思想理论中，这种渗透融合的侧重点、程序与表现方式等都各不相同。社会学学科中自觉的方法论探索始于第二代经典作家们，特别是迪尔

6、凯姆（E.Durkheim）与韦伯（M.Weber）。然而伴随着这一自觉的方法论探索的开始，有关社会学方法论的论争与对立也产生了。众所周知，迪尔凯姆大力提倡整体主义的（holistic）、实证的（positive）1方法论，而韦伯与之针锋相对地坚持个体主义的（individualistic）、理解的（understanding）方法论主张。在社会学的理论脉络中，这两种方法论主张分别与迪尔凯姆和韦伯所秉持的彼此对立的社会本体论见解——即，社会唯实论对社会唯名论——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是这两种社会本体论立场在方法论领域中逻辑推衍的结果。然而，从当时更广阔的知识背景上看来，这两种方法

7、论之间的对立，实质上反映着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方法论状况上的两种主要倾向之间的对立：第一种倾向是方法论一元论的主张，即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是普适的准则，既适合于自然科学，也同样适合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只是研究对象、研究工具与研究精度的差异，而在基本的理论推理原则上并无差别。另一种倾向是方法论的二元论乃至多元论，这种主张认为，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有着自己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方法论特质，因此，社会科学不可能也不应当在方法论上效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涉及方法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