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革命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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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人革命的“误会”信力建2012年07月13日　　“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地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地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瞿秋白《多余的话》 　　1935年6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执行死刑前，写下了这篇只在彻底剖析个人革命心路历程的文章。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把自己完全暴露在世人的注视之下，包括瞿秋白最难以启齿的思想隐秘。文中凸显了两种对立身份

2、（革命者与文人）对瞿秋白命运所造成的裂痕：他原无非是个爱读书的种子因俄文了得由此卷进了革命的漩涡，无法自拔。革命要求人必须果断坚定、绝情绝义、行动迅捷、追求实际；文人却处处体现了怀疑幻想、犹豫不绝、清高真挚、照本宣科。一辈子都周全于两者背离的瞿秋白不断以调和的方式面对世事的纷繁变化，最后只落得个身心俱失，不得不承认自己这样的文人参加革命只是一出名为“历史的误会”的“滑稽剧”。 　　瞿秋白在文章中宣称：“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亦或许瞿秋白从来就没有加入过所谓的“革命队伍”7。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中共六届四

3、中全会起，瞿秋白就已经失去中共中央领导职务，因为他从内心到行动都支持李立三不顾一切赌博式的城市暴动路线，客观上把刚处于回升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又推向了深渊。“左倾盲动”宣告瞿秋白的政治生命的终结，同时也宣告由中共文人确立的城市革命路线在中国的彻底完结。 　　以瞿秋白的失势为界限，往前看，从中共一大到六大，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都是文人，如：陈独秀、瞿秋白。以一大的代表为例，出席大会的13位代表，就其社会成分而言均属于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着当时全国的50多名党员，而这50多名党员也都是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代表来自工人阶级，更不要说代表

4、所谓的贫下农民。连开会选择的地点都一律选择在经济条件最好的大城市，其中上海最多。这样的选择完全符合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布情况以及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需要。更加符合的是“五四运动”以降的启蒙路数，必定是一群怀有理想的文人站在了思想的最前端，由他们掌握了救亡图存的秘籍，进而向广大非知识群体传播，而所有的革命活动都要围绕文人们的指令进行。往后看，到1949年夺取政权，决定中共所有前途命运的会议都是在穷乡僻野进行的，领导人则是一色的革命家，如：王明、毛泽东。不管他们是否真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也不管他们是否真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实际坚持“

5、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7的笑到了最后。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开怀大笑的中共一大代表只剩下毛泽东和董必武二人，革命道路何其残酷，能战胜残酷现实的自是比现实更残酷的革命者。 　　当革命真正进入“杀人放火”，甚至是“杀人不眨眼”的阶段时，岂是陈独秀、瞿秋白之辈能胜任的，陈独秀是没有心机的坦荡君子，瞿秋白更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所以，当瞿秋白在瑞金面对与工人群体完全迥异的农民党时，他意识到自己真的是“早就离开了”，亦或者他从来就不打算加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队伍。当

6、时中共领导的革命已经超大大出了瞿秋白的预想，在一个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的人心目中的革命显然不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子，瞿秋白曾在《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中说：“中国革命是由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的革命。”“中国只有一个革命：中国革命除非不胜利，要胜利便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武装暴动获得政权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中国革命势必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相连接，而在中国开辟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一句话表达了不妥协，不管情况怎么样，高潮低潮都要一往无前；第二句话认为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

7、导；第三句话是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不言而喻。而革命者对于革命的总结的核心要点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7，其潜台词要说的是苏联和中国都是普遍与具体的结合，你装老大可以，但是我用不着听你的；你喊你的，大不了我听不见。这不二法门连中国托派们事后都敬服不已。 　　由此可见，把启蒙与革命混为一谈的文人对于革命有多深的“误会”。误会的原因，瞿秋白也认识到一点：文人“他什么都懂的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什么都懂一点”，因此好辩，再加上推崇的又是斗争哲学，所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

8、就是内斗不止，派别、路线主义之争层出不穷，比如说：旅苏派与本地派之间，斯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之间，每个派别内又细化出很多小的派别。难怪陈独秀后来看到托洛茨基派内部不停的争吵，就意识到他们没有什么前途。而且斗争的胜利者往往又是栽赃嫁祸的高手，瞿秋白按照共产国际的指令就曾嫁祸过陈独秀，而他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