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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中国犯罪率数据看罪因、罪行与刑罚的关系白建军摘要:为了更准确地厘清罪因、罪行与刑罚适用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中国19882007年20年间纵向,1998、2003、2007年内地31个省市(区)横向的犯罪率数据,同期同地十几项社会经济发展数据以及641个最高人民法院示范性案例数据进行交叉印证性考察,应该是比较稳妥的办法。结果证实,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因素对纵向和横向犯罪率的变化均构成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又影响着刑事司法当犯罪数量的增长在较大程度上是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时,刑罚资源将适度投入,而非机械地相应增长。这种不均衡背后蕴含着更加深刻的均衡。关键词:犯罪率经济因素刑罚适用作者白
2、建军,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100871)。一般认为,犯罪率持续上升,说明犯罪趋于严重,国家自然应该增加刑罚资源的投入,加大打击力度。20年来,中国犯罪率也呈上升趋势,平均每年增长10%以上,超过了不少时期全国GDP的增长。与之相应,也应该引发或将引发刑罚力度的提升。然而,一些案件(如众所周知的许霆案)由于存在明显特殊的犯罪原因,法院的最终量刑往往比较适度。于是,人们会问:现实世界中,这种罪出有因而得到宽宥的案件到底有多普遍?如果十分普遍,到底该怎样理解犯罪本身和法律规定对刑罚宽严的决定性作用?到底如何从理论上解释罪因罪行刑罚适用三者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
3、问题上,犯罪学与刑法学两个学科之间虽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犯罪学对犯罪原因、规律的研究已有许多成熟理论,刑法学对刑罚适用的研究更是宏大精深。然而两家之间一向缺少对话,基于自由选择和个人责任假定,刑法研究一般不会过多纠缠犯罪的社会原因;同理,基于自身的学科定位,犯罪学也不会越权研究刑罚的适用问题。这样一来,罪因罪行刑罚适用的关系便成为研究上的一个盲区。本文是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资助项目刑法与犯罪控制实验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根据意大利犯罪学家菲利的犯罪饱和法则(恩里科菲利:犯罪社会学,郭建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657页),
4、如果实际犯罪率远离理想犯罪率而逼近最低或最高犯罪率水平时,就引发相应的社会反应。(参见汪明亮:严打的理性评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689页)本文所用公开的原始犯罪统计数据,除文中另有注明外,均来源于中国法律年鉴社历年公开出版的中国法律年鉴。参见(2008)穗中法刑二重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144从中国犯罪率数据看罪因、罪行与刑罚的关系而这正是本研究的切入点。这个研究的直接意义是,为宏观刑事政策的宽严调整提供决策依据刑罚资源的投入到底如何在法律范围内考虑犯罪率数据的消长变化和犯罪规律的影响。基于有限的经验观察和对罪与罚之间水涨船高式常识性理解的
5、怀疑,本研究的理论假设是,动员刑罚而对犯罪做出反应的力度,与犯罪案件的多少之间不完全均衡、对应。国家刑罚资源的投入不完全取决于犯罪数量的消长,而与犯罪率的内在结构以及宏观犯罪原因有关。如果犯罪数量的增长在较大程度上是社会因素影响的结果,刑罚资源的投入不仅不会机械地相应增长,反而会受到严格控制。这种不均衡背后,应该蕴含着更加深刻的均衡。这个非均衡性假设意味着厘清以下三点。第一,犯罪的多少和犯罪的轻重是两个有关但不同的概念:犯罪总数的上升不一定等于严重犯罪的上升,犯罪的数量和质量都是反映犯罪问题的重要指标。第二,犯罪是悖德性的结果,也可能是宏观社会环境作用的结果。然而,微观上犯罪的恶害显而
6、易见,宏观上社会环境对犯罪的影响却时强时弱,人们不一定总能直接感觉到犯罪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关。第三,罪为因,刑为果,刑因罪而动,天经地义,法有明文。可刑罚适用者是否因罪出有因而对违法者从轻发落,刑法本身并无硬性规定。只要不超出法定刑幅度,刑罚资源的增减都无可厚非。总之,在本假设中,犯罪的数量质量如何、与宏观社会环境到底有无显著相关、刑法到底作何反应,都是不确定的。在大跨度时间空间范围内,对大样本经验现象进行观测,也许能证实这一假设,也许只能部分证实这一假设,也许什么也证实不了。为此,本研究以中国犯罪率的宏观数据代表犯罪本身的消长变化,用中国各种宏观经济数据代表社会经济条件,用官方司
7、法数据推算出的重刑率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样本数据代表刑罚适用状况。研究的检验逻辑是,如果能够观察到犯罪率的明显增长,又能够测量到犯罪率与各项社会经济数据之间的高度统计相关,而且同时观测到重刑率和样本数据中刑罚量的平均趋势得到适度控制,才意味着非均衡性假设可能成立。而这个假设如果得到证实,可能丰富甚至改变关于犯罪与刑法本身的某些常规理解。一、犯罪率:19882007为检验罪因、罪行与刑罚适用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在准确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