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话语转向及其现代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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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学的话语转向及其现代命运2013-06-0319:43:02作者导读：本文是我于2010年写的一篇长达45000字的长文《中国史观与中国现代性问题——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现代转型的思想路径》中的一节，该文原发表于邓正来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12月冬季号。现单独抽出来在“共识网”上重新发表，是基于如下考虑：中国自戊戌维新以来，社会思想冲突主要集中于西方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传统主义这三大思潮之间，而唱主角的是西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最后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近三十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重新崛起和中国传统主义思潮的再次复兴

2、，居于正统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日趋丧失其对学术领域和公共话语领域的影响，沦为“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谱系中有待重新改造的思想资源。儒学作为中国传统主义思潮中的核心部分，自新儒学倡导“儒学第三期”发展以来，一直试图成为中国的核心话语和改革的新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在“中国模式”崛起之后，儒学的复兴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性转换，而且力图成为足以和西方主流思想并驾齐驱的话语力量。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秋风的“宪政儒学”和蒋庆的“政治儒学”，前者试图从西周封建制和汉代经学中挖掘出中国的宪政资源；后者则试图恢复儒教的国教地位，以所谓“庶民院”、“通儒院”和“国体院”三位一体打造中

3、国新的国体和政体。儒学的现代命运会是以这样的方式展开吗？本文对儒学话语转向的分析，首先是基于对新儒学关于“儒学三期论”的质疑，这种质疑如果成立，当下有关“宪政儒学”和“政治儒学”的宏大叙事，均是无源之水。20世纪初叶，中国的现代国家转型面临着异常复杂的世界局面，这一时期的欧洲，陷入在前所未有的动荡和分化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原先在中国人视野中呈现为一个整体的西方世界，被西方自我施行的暴力强行地分裂为不同的国家阵营；以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为首的协约国对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的胜利，并没有从根源上终结战争，相反却酝酿着下一次更大规模战争的到来；

4、而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胜利，则为世界历史开拓了一条根本区别于西方制度模式的新的社会发展路径。欧洲范围内不同国家、思想和制度的剧烈冲撞，不仅改写了欧洲历史，使得欧洲人开始重新思考和反省自启蒙时代以来理性主义的一系列基本观念，而且也为中国重新审视和估量传统思想资源在现代社会转型中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作为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核心的儒学，是随着帝国的崩溃而丧失了它作为帝国意识形态的制度基础，并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持续拷问中日渐丧失其合法性和正当性。五四运动被普遍看作是一个彻底反传统的思想运动，在科学和民主的共同旗帜下兴起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虽然最后分道扬镳，但这

5、并不妨碍它们对儒学形成共同的批判性立场，它们对儒学的现代命运得出了差不多完全相同的看法：儒学作为一个旧时代和旧制度的思想遗产，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进程中只能被抛弃或被根本改造。儒学的现代命运其实就是中国的命运，当西方现代性的各种方案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时，尤其是当现代化的发源地——欧洲——也面临着它自身难以克服的诸多问题时，儒学的复兴并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足以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形成对话性关系的思潮，也就毫不奇怪了。戊戌维新时期的思想领袖如梁启超严复等人，是最早引领中国自由主义风气之先的人物，但到了民国初年，却都程度不同地从原来“西化”的立场重新转向了中国

6、传统文化和思想。梁启超写于1920年的《欧游心影录》，是这个思想转向的标志性著作，他通过对战后欧洲的考察，从某种程度上提前回应了罗素稍后在中国发表的一个见解：欧洲已经陷入在万劫不复的境地中。梁启超从欧洲的危机中看到的不仅是“世界末日”和“文明灭绝”的征兆，而且在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期待中看到了中国“新文明再造之前途”，他把中国文化的复兴看作是“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1]梁漱溟在1921年发表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是继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之后，中国传统主义思潮在现代语境中的首次系统展开。这部著作的主题在以后的岁月中被反复提到，证明了它的重要性。梁漱溟不是仅

7、仅从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出发，试图在西方化的浪潮中重新建构起中国的文化认同，他的着眼点在于建立起一种文明比较和文化比较的历史观。他在人类文化谱系中划分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这三个不同文化路向，是基于对不同文化生成特质及其前途的认识。他在中国文化遭致诸多非议命运难卜的时刻，勇敢地预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2]列文森在他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这本重要著作中，对民国初期中国传统思想的重新崛起颇不以为然，他写道：“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推迟或排除了他们对如下问题的任何认识，即无论如何明智和富有见识，这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