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难题”与明代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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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玛窦难题"与明代海运l解扬万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意大利神甫利玛窦(一五五二——一六一o)乘坐明朝政府的马快船，从南京启程，由长江进入大运河，第一次抵达北京。在途中，他对这条当时作为主要南北运道的人工河道的存在和维系，颇有不解，认为“维持这条运河通航的费用—如一位数学家说—每年达到一百万两白银，这对欧洲人来说似乎是非常奇怪的，他们从地图上判断，人们可以采取一条既近而花费又少的从海上到北京的路线”。利玛窦的疑问，在如今熟悉中国西高东低、“大江东去”地貌的现代人看来，也不无道理更何况这位蹈海东来的传教西

2、人所处的是技术、设备均不足与现代社会媲美的明代中国。当代学者对利玛窦的疑问，有不同程度的敏感和角度各异的思考解答。研究中国明代漕运史的著名学者黄仁宇，就径引利氏自问之后的自答，说：“这(指海运北京之路)可能确实是真的，但害怕海洋和侵扰海岸的海盗，在中国人的心里是如此之根深蒂固，以致他们认为从海路向朝廷运送供应品会更危险得多。”(《明代的漕运》，37页。以下简称《漕运》)漕运还循此提出，中国在以农为本的治国思路下，将维护稳定视为超越发展和扩张的重要问题，将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置于末位。是故，漕运》将永乐十三

3、年(一四一五)终止明初海运，解释为“不过是这种孤立主义政策的发展表现”(((漕运》，227—228页)。依赖归纳法的解释和陈述，令(《漕运》的雏形——黄仁宇一九六四年提交给密歇根大学作为博士学位论文——得出了能令它最初的读者易于接受的结论。借助利玛窦的眼光，黄仁宇或许还从明代人的心理层面上回答了他于漕运》首章提出的“时代课题”：大运河有什么历史意义?相对于西欧科技的发45展和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变革，中国为什么完全错过了使人奋发的岁月?(《漕运》，l6页)如今的读者，也从中得便，认为明帝国统治心

4、态封闭、保守，行政运作迟缓、无序且低效。利玛窦据以提出其问题的，无疑是他当时所能拥有的中国的地形及海洋知识。若要细审利氏提问的角度和问题的到位程度，便须追问利氏何以能提出他的问题，及他凭借哪种知识，来自作答语。他的疑惑是全新的“世界眼光”，还是在中国本土的知识体系与知识背景下已屡经争执或久已沉寂的老旧话题?今人若径直信赖其答语，未免轻视了利氏当年自问的意义，也过于轻从于其以他者的眼光，对我人所做的评说与论断。樊铧在政治决策与明代海运(以下简称《海运》)中，便未轻取利氏说法与黄氏的评判。他认为，要如实且周

5、全地解答“利玛窦难题”，就要牵涉明代海运故实及相关知识被传衍至晚明和它被融汇更新并吸纳时事以再现的过程；此外，政治利益高度影响思想言行，也值得重视。诸种因素彼此纠葛，不光朝廷政治要被纳入考虑，沿海及运河沿岸的各种地方势力与社会情状，都需剥笋、拨雾，不容作鸟瞰式泛观，也不可忽视那些足以影响全局的细节。这便是此书意图从“当时国家的海洋活动和历史语境”中审视海运决策的初衷。如是，漕、海两运的实现技术及地理细部，明帝国的政治决策运作与思想争锋这一体两维的厚重帷幕，势将被悄然拉开。海洋在明代立国过程中，曾扮演重要

6、角色。元末群雄割据，互相利用海路交通，朱元璋也借海路展开征伐，在吴元年平定了泛海北通扩廓帖木儿的方国珍和福建的陈友定，其势正如他之前公布的用兵海上宣言所说：“吾舟师往来如入无人之境。”(海运》，35—36页)立国后，明帝国延续了元代的航海经验，保持了由浙江出海快速进入北方的重要海路，在经营辽东、外交朝鲜和备御倭寇的行动中，颇受其益。但明太祖在开启帝国海洋时代的同时，于经营辽东之初，就对便46捷有效的海运给国家带来的重负有着明确的认识。他很快以军队屯田和招商纳米中盐等具体措施“纾海运之劳”(《海运》，47

7、—50页)。但辽东屯田仍不能自食，于是洪武二十九年，进行了明太祖时代最大规模的海运。次年，太祖诏停明年辽东海运(Ⅸ海运》，55页)。这有在明太祖治内，始终保持着在海上对周边邻国的威慑的因素，也受他治理天下当舒缓民力的治国理念影响。从形式上看，活跃且有力的海洋活动被终止，主动进取确然转向内敛，但“这并不是消极放弃，而是积极防御”的政策和表现(《海运》，63页)。永乐皇帝登基后，承袭了利用海道向北方运送粮饷的方式，但是为“海陆兼运”，即除了继承海道，还利用了由淮河支流到河南，再由陆运进入卫河运道的另条运输通

8、道。永乐九年，受北征蒙古令馈运北京压力升级的影响，会通河在山东地方势力的促成下浚通使用，但海陆兼运的地位仍未动摇。直至永乐十三年，朝廷发现运河的运输优势明显，海运终被顺势放弃。对这一事件，海运》在梳理明成祖重建南北转运的过程中发现，朝廷殊少直接动议，朝廷上的讨论和议案决策，更多的是对来自地方的压力的响应((海运》，83页)。对明初开创海洋时代和废止海运之过程的理析，((海运》始终以兼采历史地理和政治史的二维视角展开。在分析中，对把握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