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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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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估“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之争——兼论中国儒学的前途-学术研究论文评估“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之争——兼论中国儒学的前途刘悦笛内容摘要从古至今,儒学者始终在心性与政治之间、内圣与外王之间做调和,只是心性与政治的偏重不同。未来的中国儒学之路,先不考虑“政治儒学”的可能成功与否,但就反思“心性儒学”的未来可能性,也许从宋儒到现代新儒家的理路都难以走得通,而梁漱溟作为“最后一个儒家”却开启一条可能之路,值得后人沿着他的方向继续走下去。“心性儒学”早已在西方形而上学大势没落中失去价值,而且全球价值也不能如此向高处求,而应回到人类“情
2、理结构”本身:从现实出发上,是道始于情;从生存高境上,乃孔颜乐处,也就是人与宇宙的和谐共振。这“执两”“用中”才是儒家的“普世智慧”。关键词心性儒学政治儒学大陆新儒家内圣外王作者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博士。(北京100732)今年1月24日,澎湃新闻刊发对学者李明辉的一则名为《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的访谈,竟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大陆儒学圈内学者的纷纷反击。这种回应说明,大陆的儒家们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共同体意识”。在梁漱溟、熊十力之后,儒家的主战场转到了移居港台的牟宗三、唐君毅那里,当然大陆还有冯友兰以自我改造方式
3、批儒后又返儒;而如今,更热闹的“儒家市场”就出现在大陆。这似乎谁也否定不了,但以大陆为社会根基的儒家们的真正成熟还需假以时日。“政治儒学”针对“心性儒学”:真的剑拔弩张吗“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有看上去那么剑拔弩张吗?事实也许并非如此。我们知道,新崛起的大陆儒家们大都是港台新儒家的“非人室弟子”,他们皆从牟宗三等人那里汲取养分以逃避僵化的中国哲学研究理路。有趣的是,在形成“自性”观点之后,却几乎没有牟派的直接追随者,这也许是大陆的特殊历史情境使然,而即使在韩国也有许多坚守门户之“牟派分子”。你可以直接追问这些身处大陆的儒家们,请
4、问你们反对“心性儒学”吗?大概他们都不会是心性的直接否定者,反而会认定,如没有心性的挺立,空余“政治儒学”的制度建构,那还称什么儒家?成什么儒学?且看蒋庆本人对李明辉的回应:“我并没有因为提倡‘政治儒学’而放弃心性儒学,更没有贬低心性儒学,只是这百年来心性儒学偏盛,三代新儒家都宗心性儒学,‘政治儒学’被国人遗忘,而中国又面临着政治合法性重建与改制立法的时代使命,所以这二十年多年来我才较多地强调‘政治儒学’……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相比,是更为重要的儒学传统,因为心性儒学是实现‘政治儒学’的前提条件。”…如此看来,大陆儒家们倡导“政
5、治儒学”,更好似某种权宜之计,从宗心性转而法政体,更与这个理应“改制立法”的时代相匹配。但这个时代所诉诸的“政治合法性”到底是什么尚且不论,心性的挺立作为“政治儒学”实现前提的理由,就在于中国式儒教宪政最终有赖于一代“儒士君子”,“只有善人才可能建立善制,儒士君子是善人,所以只有儒士君子才可能建立体现‘王道三重合法性’的善制”。不说这里有多少“文化决定论”的影子,但是其潜台词仍是:制度乃是人造,儒家政治的合法性终由儒者决定,而儒者必定受“心性儒学”的濡化而成。问题在于,既然诉诸于贤儒的道德操守,那么这操守如何化作政治实践及其制度的
6、呢?善人如何制出善政呢?其中介环节到底是什么呢?从历史来梳理,可以先给出个大体上的判断:一方面,“心性儒学”孕育了“政治儒学”,没有港台的心性儒学的滋育就没有儒学政治化的新构,这是毫无疑问的;另一方面,“政治儒学”发展了“心性儒学”,而且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纠偏式”的发展,因为三代儒家皆主攻心性,现在可以偏重政治了,从而反对将儒学封闭在所谓“生命心性”“个体存在”与“形上超越”的领域。尽管大陆一方指责港台新儒家疏于“儒学政治化”的建设,这大抵也不错;而台湾一方的李明辉则申辩说,港台新儒家也以政治哲学建构为要务之一,无论是张君劢的直接
7、政治践行还是牟宗三书斋内著就的“外王三书”,都体现了他们重视政治哲学建构,这也不无道理。关键并不在于双方争辩有没有致力于政治建构,抑或辩解是否早已关注到政治哲学,而在于双方都自觉与不自觉地陷入了“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二分法,心性与政治无疑变成了非此即彼的两极,但这种两极分化在原典儒家那里究竟存在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孔子那里绝没有如此分殊,即使到了孟荀那里也是如此,并不像蒋庆所描述的那般:孔子之后,孟子继承了王道思想,而荀子继承了礼制思想,董仲舒之集大成公羊学与汉代今文经学创造性地发展了孔子的政治儒学。实际上,孔子是否开创
8、了“政治儒学”就当存疑,孟子更有尽心之学,苟子也有化性之论,虽然“政治儒学”确在汉代得以成立,但是不是以公羊学为主脉值得商榷。蒋庆甚至认定,2000年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构架皆由公羊学建立,或者说皆由公羊学开出,公羊学由此可以“独当”外王儒学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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