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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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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国时期钨砂走私现象探析内容提要钨砂走私作为一种特殊而又有重要影响的非法贸易行为,是民国时期走私问题研究的重要课题。钨砂走私现象伴随世界风云的急剧变幻与国民政府钨砂政策的变化,经历了民国时期的大部分岁月。与同时期其他走私现象相比,钨砂走私具有很大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钨砂走私花样繁多;私钨的来源、去向与走私路线均有一定的规律性;国民政府的钨砂统制政策造成了钨砂走私的盛行;钨砂走私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钨砂走私研究对于多角度认识民国社会,乃至探求百年来中国的社会特征与政治行为,有一定的意义。耸键词钨砂击私民国时期私钨钨砂统制“
2、特矿”贸易体系的分野与贸易管制的存在,以及由此产生的商品价值的地域差异,造就了非法的贸易行为一一走私。南京政府时期,随着行政权力对经济贸易活动的干预和管制的加强,走私活动相应地也愈演愈烈。到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的大举入侵并公开煽动与操纵对华走私,走私活动更趋于泛滥和失控。从更广阔的历史场景来看,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时期。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总是轮番或同时遭到革命与战争、内忧与外患的猛烈冲击;帝国主义侵略和在华半殖民地统治使国门长期形同虚设;中央政权始终无法完全统驭地方;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进一步下降;社会整体的道德水
3、平普遍低落……在这种社会历史环境下,走私活动不仅拥有广阔的生存与活动空间,而且还拥有为数众多的走私主体、支持者及源源不断的后备队伍。因此,民国时期走私问题的严重性大大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其涉及走私的物品之丰富,规模之巨大,持续时间之长,后果之严重,都堪称史无前例,钨砂走私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对于民国时期的走私问题,学者们早有关注,迄今也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①但检视这些成果,也存在着若干或隐或显的缺失。首先,研究者多从时空范畴来把握走私,或划分阶段,或限定区域,或二者并行。反映在既存的研究成果上,就是战前日本在华
4、北的走私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走私两类占很大比重,不在此----------------------------①主要论著有:郑会欣:《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对华北走私问題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姚会元:《华北走私是日本侵华总政策的经济先导》,《山西师大学报》第22卷第3期(1995年7月);孙准植:《战前日本在华北的走私活动》,台北,“国史馆”1997年版;袁成亮:《1936年日本在华北增兵、走私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第18卷第1期(2001年3月);杨家余:《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遏制华北走私活
5、动述论》,《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第7l一74页;唐凌:《抗战时期的特矿走私》,《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开发与掠夺一一抗战时期的中国矿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l一201页;齐春风:《抗战时期国统区与沦陷区间走私贸易述论》,《民国档案》1999年第1期、《中日经济战中的走私活动(1937—231945)》,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抗战时期日本对国统区毒品走私活动述评》,《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的走私活动》,《青海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抗战时期日本在港澳湾地区
6、的走私活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3卷第3期(2003年9月);齐春风、姜洪峰:《抗战时期国统区与沦陷区间的粮食走私活动》,《中国农史》2003年第4期;黄尊严:《1914—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非法贸易和走私活动》,《齐鲁学刊》1994年第6期;连心豪:《近代潮汕地区的走私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l期;齐春风:《1946—1948年间中国的走私贸易》,《中州学刊》1999年第2期、《评近代日本对华军火走私活动》,《安徽史学》2002年第3期;张晓辉:《略论民国中后期港粤边界的走私畸态(1930一194
7、9)》,《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两类的成果相对较少,立足于整个民国时期的少之又少。个别研究者虽然越出了阶段性的局限,却又囿于狭隘的地域如潮汕地区、港粤边界等。其次,研究者对走私对象的细分仍然不够。由于不同走私物品产生走私的原因、走私的规模、特点与影响等不尽相同或者大相径庭,因此有必要在研究中将走私的物品具体化。虽然在既存研究成果中,粮食、军火、毒品、特矿(即抗战前后的“特种矿产品”)等已经被细分出来得到研究,但在“特矿”之内,作为“特矿”之首①的钨与锑、锡、汞等其他特矿产生走私现象的原因、程度及影响等还有较大的差别
8、,进一步的区分仍有必要。再次,走私现象有进口走私与出口走私两个方向。现有研究成果虽无一明确以其中之一为对象,但从其题目与内容来看,实则无一不以进口走私活动为主要观察对象,其结论却往往包括出口走私在内。近代中国的走私绝大多数当然是进口走私,但由于进口走私与出口走私方向相反,其产生机制大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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