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代治腐文化谈企业廉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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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明代治腐文化谈企业廉政建设摘要：以法治腐的传统，我国自古有之，尤以明代''重典治吏”文化最富特色，为此，笔者从探析明代治腐文化角度出发，以史为鉴，学习借鉴传统文化思想中可取之处，从而为现代企业廉政建设提供有益、具有建设性的思路，推进新时期廉政建设。关键词：治腐文化；廉政建设中图分类号：D26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9-00-01一、明代治腐文化简介明建之初，太祖朱元璋为清除前朝腐败风气，尽快恢复社会秩序，确立了重典治国的基本策略，严厉打击官吏贪污腐化，从而使得吏风大为改观，日趋清廉，具体而言，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2、1•立法严密，设置详尽。朱元璋视法律为“防民之具，辅治之术①”，为此，历经三十年修订制定《大明律》、《明大诰》等条例作为惩治官吏贪赃犯罪的主要依据。其制定法典不仅数量众多，立法也极其严密②。就同一腐败行为，不仅规定量刑标准，同时还拾遗补缺，细化规定不同情形，概括了可能发生的一切犯赃行为，堵塞了法律漏洞，保证各类腐败行为都能为法律所涵盖。2.制度制约，全面监督。除完备的法律制度外，明朝还建立了严厉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在中央建立了“都察院”“六科”中央监察机关，设地方“提刑按擦使”监察机构，同时还增设“巡按御史”“特务网络”等监察机构。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建

3、立“民拿害民官”的举报制度，赋予平民阶层捉拿贪官的权利，打击贪官污吏。数套监察系统并存，各个阶层相互制约，组成一个非常严密的监察网络。3•严惩贪吏，遏止腐败。明代治腐文化以严惩贪官污吏而著称，不仅刑法种类繁多，处罚野蛮残酷，甚至出现了"剥皮擅草”之类极刑，最大限度发挥了刑罚的威慑力，将重典制度推到一个全所未有的严厉程度③，同时，在贯彻落实中,也严格执法，对贪贿案件深挖深查，毫不留情，并一改以往“刑不上大夫”古训，即使是高官功臣也毫不宽宥④。二、明代治腐文化对现代企业的借鉴意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目前反腐倡廉的今天，我们可以从明代“重典治吏”文化中

4、受到一些启示、借鉴和反思。1.重典治腐举措的积极意义。明初治腐举措，对于廓清吏治、缓和阶级矛盾起到积极作用，在重典和酷刑措施下，官吏不敢纵肆，一时吏治日趋清明，官场风气逐渐好转，对此，《明史》赞誉称：“吏治有两汉遗风，且驾唐宋之上⑤”。赞誉虽过分，但重典治吏作为腐败治理的有效举措，仍应给予肯定。目前企业廉政建设多偏向于构建以文化建设为核心的廉政体系，注重通过评价认同、价值取向、人文引导角度解决信仰缺失和价值缺位问题，从而巩固廉政思想道德基础，逐步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社会思想根源，但从人的普遍本性上讲，廉政是一种被动的社会行为，虽可通过道德教育等举措培养

5、廉政意识,但在现代经济中,面对金钱、美女等实际利益的现实诱惑，内化的信仰总显得抽象而空洞，缺乏实际的约束力。因此，更实现廉政需要有惩戒这种外在力量制约人的本能欲望。以惩戒遏止人的腐败本能，从而放弃腐败行为，强化廉政信仰⑥。2.重典治腐举措的局限性。明政坛清廉局面仅昙花一现，腐败屡禁不止，后期起腐败有甚前朝。究其原因，一是在于封建专制中集权专制，君主凌驾于制度之上；二是惩罚失度，严刑峻法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官员的主动性；三是重惩罚，轻预防，一味使用峻法惩罚腐败、用监察制度发掘腐败现象，却缺乏研究腐败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历史经验告诫我们，治理腐败，首先应

6、杜绝人治因素，从制度上加强制度的监督；其次应立足于民主和法治，才能保证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走向成功。朱元璋"重典治吏"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证明了这一点。对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就已经指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因此，现代企业廉政建设也应以教育为基础，以法制为保证，以监督为关键，搭建起支撑廉政建设的三根支柱。三、明代治腐文化与企业现有廉政建设对接综上所述，在现代企业廉政建设中，我们应借鉴传统文化，在企业内部设立、健全纪律管理规定、民主

7、决策制度，辅以透明公开的奖惩模式，加大对于腐败行为的党纪、政纪、法律责任追究，在员工中树立对于产生对廉政的敬畏，从而树立起廉政的信仰基础。具体而言，可通过以下举措进行落实：1•细化管理，设立健全纪律规范。邓小平同志早在南巡谈话时，就指出反腐败“还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为严惩腐败行为，在国家法律层面，国家制定了《刑法》、《公务员暂行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禁令⑦来进行反腐败，全面建立了法治反腐的立法体系。具体在企业，也应建立完善的内部法律反腐败惩罚制度,根据国家《刑法》

8、、《公务员暂行条例》、《国企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规定》等法律法规，结合自身企业特点建立简明、清晰、针对性强，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