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框架下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

《公司治理框架下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南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公司治理框架下的会计政策选择研究姓名：李小云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企业管理指导教师：朱开悉20070501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财务信息的决策价值显著提高。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财务信息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市场经济的有序运作和健康发展，而会计政策选择则是影响企业财务信息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现代资本市场中，会计政策如此重要，以至于除非财务报告清楚地揭示编制财务报表所采用的重要会计政[01]策，否则使用者不能基于这些信息进行可靠的判断。会计政策选择在形式上表现为会计信息生成过程中的一种技术规范，实质则是与公司相关的各利益集团处理经济关系、协调经济矛盾、分配经济利益的一项重要措施。[02]会计政策选择是在一定的公司治理体系制约下进行的，二者是系统与环境的关系。具体而言，会计政策选择是企业剩余控制权的一种表现，也是企业寻租行为的一种途径。如何规范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行为，实现其从机会主义向效率的转变，成为会计理论研究的一大难题。近几年，我国上市公司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进行利润操纵的风波愈演愈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笔者认为,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体系的不完善。2007年开始在上市公司执行的新会计准则体系，在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抑制上市公司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进行利润操纵的措施的同时，也在很多方面赋予上市公司更大的会计政策选择余地。因此，如何从公司治理角度为新准则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至关重要。本文在比较目前国际上几种主要的公司治理模式下各自会计政策选择的特点之后，专门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现状和会计政策选择中存在的偏差进行了剖析，并在公司治理架构下提出了会计政策选择的政策建议。关键词：公司治理、内部权力结构、外部监控机制、会计政策选择、新会计准则i ResearchontheAccountingPolicyChoiceswithintheframeworkofCorporateGovernanceAbstractWithbuildingandperfectingofsocialismmarketeconomicsysteminourcountry,thedecision-makingvalueoffinancialinformationisbecomingmoreandmoreimportant.Inasense,thequalityoffinancialstatementhasadirectbearingonorderlyrunningandhealthilydevelopingofmarketeconomy，andaccountingpolicychoiceisanimportantfactorthatinfluencescorporatefinancialinformationquality.Inmoderncapitalmarket,accountingpolicyissoimportantthatuserscan’tmakedependablejudgmentsonthebasisoffinancialinformationunlessthefinancialstatementexpressesclearlytheimportantaccountingpoliciesusedwheneditingthefinancialstatement.Accountingpolicychoiceinformisatechno-criterionintheprocessofeditingaccountinginformation,butinessentialitisanimportantmeasurementthatcorporationanditsinterestgroupsdealwitheconomicrelationship,assortwitheconomiccontradiction,distributeeconomicbenefit.Accountingpolicychoosingisrestrictedtodefinitecorporategovernancesystem;theirrelationshipissystemandenvironment.Forspecificaspect,accountingpolicychoiceisnotonlyakindofexhibitionofresidualcontrolright,butalsoanapproachtorent-seeking.Howtostandardizeenterprise’sbehaviorofaccountingpolicychoiceinordertorealizethetransformationfromopportunismtoefficiencyhasbeenadifficultprobleminfieldofaccountingtheory.Inrecentyears,somelistedcompaniesinourcountrymanipulateprofitsbywayofaccountingpolicychoosing,andwhythishappened?Theauthorbelievesthattherootstockofthisbehavioristhefaultinessofcorporategovernancesystemoflistedcompaniesinourcountry.NewAccountingPrincipleSystemthathasbeenexecutedfrom2007ononehandii makesmanymeasurestoconstrainphenomenaofusingaccountingpolicytomanipulateprofit,andontheotherhanditendowslistedcompanieswithbigroomofchoosingaccountingpolicy.Therefore，itisveryimportantthathowtoprovideagoodrunningcircumstancefromthepointofcorporategovernancesystem.Aftercomparingtwotypicalcorporategovernancemodelsandtheircharacteristicsofaccountingpolicychoice,thispaperanalyzescorporategovernanceandaccountingpolicychoicestatusoflistedcompaniesinourcountry，andprovidessomepolicysuggestionsfromthepointofcorporategovernancethatcanhelpimproveaccountingpolicychoice.KeyWords：CorporateGovernance;InternalPowerStructure;ExternalControlmechanism;AccountingPolicyChoice；NewAccountingPrincipleSystemLiXiao-yun(EnterpriseManagement)Directedby:prof.ZhuKai-xiiii 第一章导论1.1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1.1.1选题背景西方会计学者经过深入的研究发现，会计政策选择是企业会计信息揭示的基础[01]，是财务会计理论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资本市场效率研究的重要命题。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了企业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的研究，近几年来对此问题的研究趋热，但系统性的研究很少，目前所见到的研究成果大多都零零散散地分布于会计政策选择的各个方面，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方法体系。随着我国公司化改革和证券市场的发展，以建立高质量会计准则为核心的会计改革使企业拥有了较大的会计政策选择权，提高会计政策选择的契约有效性，避免机会主义型的会计政策选择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我们知道，现代会计是在股份公司发展成熟后而逐步形成的，因此除了具备传统会计的一些基本特点外，还具有以对外提供财务报告为主的重要特征，因为内外部公司治理对管理层的约束需要获取充分的信息作保障。约束的有效性除取决于市场体系的完善外，还需要企业财务信息真实，如果财务信息提供者即管理当局操纵财务信息，公司治理机制就会失效，因此以公司治理为基础的会计政策选择就成了人们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很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努力并得出了一些有益的观点，如会计系统是在一定的治理结构下运行的，必然要受到所在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也就是说，财务会计与公司[02]治理结构是系统与环境的关系；会计政策选择是剩余控制权的一种表现，不同的公司治理环境下，由于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匹配程度不一致，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和随之产生的经济后果也不同，公司治理中的某些不足也为管理当局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提供了条件，如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雇佣和报酬契约，股东大会、董事会与经理[03]人员之间相互制约机制仍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等等。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包括一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的新会计准1 则体系，并规定上市公司从2007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新会计准则全面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并且给予了公司更大的自主权来调整其会计政策，更多地体现了和[05]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有关资产减值准备、存货计价方法等准则虽然降低了上市公司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进行利润操纵的空间，而有关公允价值计量、债务重组、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开发费用处理、借款费用资本化等准则却扩大了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上市公司仍然可能依据新准则，运用新的手段进行利润操纵，使会计信息质量受到损害。为了使上市公司能够合理运用新准则赋予的会计政策选择空间，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高质量会计信息，我们必须从制约会计政策选择效率的公司治理角度出发，通过完善上市公司的内部权力结构和外部监控机制,为新准则的执行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会计环境。本文尝试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公司治理角度对提高我国企业在新会计规范体系下的会计政策选择效率，并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以期为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思考。1.1.2研究意义在我国的股票市场急待完善、上市公司的素质急待提高、投资者的投资理念正在转变的今天，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对会计政策选择问题进行研究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需要。从总体上讲，本文的研究主题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具体而言,其意义有如下几点:其一是有助于完善我国的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建立起有助于股票市场健康发展的会计游戏规则；其二是有助于投资者获取能够准确判断公司素质的会计信息，提高投资决策的正确性；其三是有助于上市公司克服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做出有助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会计政策选择。值得说明的是，本文以上市公司作为具体论述对象，这是因为上市公司是所有企业形式中相对最为规范的一种，是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并且对其会计行为规范和会计信息披露的要求也最高；同时，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亟待加强包括会计准则在内的理论研究和法规建设，目前我国会计准则主要适用于上市公司，决定了2 我国会计政策选择适宜以上市公司为对象进行研究。1.2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1.2.1国外文献[06]、[08]（1）理论研究方面在西方国家，自1968年鲍尔和布朗(Ba11andBrown)就会计盈利与股票价格之①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之后，上市公司微观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的研究一直是会计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与会计政策选择相关的主要理论有以下三类：有效市场理论、契约动机理论和经济后果理论。①有效市场理论詹森（MichaelC.Jensen）将有效市场定义为：“如果市场上根据一组信息从事交[09]易而无法赚取经济利润，那么该市场是有效的”。有效市场理论中的市场效率并不是指市场的运作效率，而是强调市场的信息效率，即市场价格对信息及时、充分、准确的反映。有效市场理论认为，在次强式或强式股票市场上，市场能够无任何偏好地对包括会计程序变动在内的所有信息做出反应。税收是会计变动唯一可引起的现金流量效应。在没有税收的条件下，会计程序的变化不会影响股票价格。有效市场理论预测不论股票价格如何随着会计收益的变动而波动，最终的股票价格肯定是对股票未来价值的无偏倚计量。有效市场理论认为，由于信息交流，资本市场终会了解一家公司是否存在现金流动问题。一家公司绝不可能依靠会计作为欺诈手段，长期隐瞒现金流动问题。一旦为外界发现，次强式以上的股票市场就会对会计收益中隐含的未来现金流动问题做出大致正确的评估并通过当期股票价格反映出来。证券市场不会总是被会计收益引入歧途，而会做出对股票未来价值的不偏不倚的估计。甚至在某企业特定的会计程序不为外界所知时，有效的证券市场仍将对该企业运用的会计程序做出无偏见的预测，并对①会计政策选择具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会计政策选择是指政府或其授权的民间团体对会计处理方法做出的规范,其结果表现为会计法规及公认的会计准则;微观会计政策选择是指企业对会计处理方法进行的选择,仅限于宏观会计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本文拟从微观层面探讨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问题,并以宏观会计政策选择的结果作为政策依据.3 该会计程序将产生的未来预期收益做出不偏不倚的评估。②契约动机理论瓦茨和齐默尔曼（Watts&Zimmerman）在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中，针对规范研究的不足，将经济学的契约理论引入了会计研究中，以契约成本为核心，构建了现代的实证会计理论。他们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是通过对分红计划、债务契约和政治成[10]、[11]本的考察，推导出有关的三大假设：分红计划假设。在做出“管理人员在某个分红计划下的报酬随着报告收益的增加而增加”的假定之后，推导出该假设：若其它条件保持不变，实施分红计划的企业，其管理人员更有可能把报告收益由未来期间提前至本期确认。债务契约假设。在做出“企业越是与特定的基于会计数据的限制性契约条款联系紧密，企业经理人员便越有可能采用可增加当期收益的会计程序”的假定之后，推导出该假设：假定其它条件保持不变，企业的负债权益率愈高，企业的经理人员便愈有可能选择可将报告收益从未来期间转移至当期的会计程序。政治成本假设。在做出“大企业的政治敏感性和所承受的财富转移额（政治成本）均大于小企业”的假定之后，推导出该假设：在其它条件均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规模愈大，它的管理人员就愈有可能选择那些能够将当期收益递延到下期的会计程序。③经济后果理论史蒂芬·杰夫（StephenA.Zeff）在其1978年发表的一篇名为《‘经济后果’的兴起》的文章中将经济后果定义为：“会计报告对企业决策行为、政府、债权人所产[13]生的影响”。这个定义的本质在于，会计报告能够影响管理者和其他人员所做出的真实决策，而不仅仅是反映这些决策的结果。威廉姆·斯考特（Scotc,WR.）在其《财[04]务会计理论》一书中将经济后果定义为：“不论有效证券市场启示如何，会计政策选择能够影响企业价值”，即从本质上认为企业的会计政策及其变更确有影响。按照斯考特的观点，经济后果的出现源于“为何存在会计政策选择”这一问题。扼要地说，它源自企业签订的契约，特别是管理报酬契约和债务契约。假设会计政策选择会产生影响，企业所运用的特定会计政策及其时间分布和变更的实质，对投资者而言，是一项重要的信息来源。实际上，管理人员可运用会计政策选择这一内幕信息的可靠信号披露内幕信息，缓解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4 斯考特认为，会计政策及其变更影响到管理人员和投资者，甚至会引发政治家们的兴趣。他强调指出，这里的会计政策指的是任何会计政策，并非专指影响企业现金流量的那一些。许多重大的会计政策变更都与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相关，经济后果观与现实情况相符。总之，经济后果理论认为，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经济后果，虽然可能不影响企业现金流量，但却能够影响企业的价值及其股票价格。美国会计学会在1978年关于会计信息后果的委员会报告中指出，“社会和经济后果已经成为当今会计的中心问题”。可见，将经济后果引入到会计的研究当中是大势所趋，十分必要。以上是西方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外部环境、产生动因、经济后果等的代表性观点，会计政策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围绕这几个方面进行的假设验证，本文的研究也是以上述观点作为理论支撑的。（2）实证研究方面在实证研究方面，对会计政策选择所做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围绕着瓦茨和齐默尔曼所提出的三大假设做出的。[12]希利(Healy，1985)就分红计划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做了实证研究。他从美国《幸福》杂志第256期中选取了美国最大的94家工业企业作为样本，并追踪调查了每一家企业从1930年到1980年的情况，总共得到了1527组有效观察值。在这些观察值中，有1080项是只有下限而没有上限的分红计划，有447项是具有上下限的分红计划。希利的研究表明，若盈利额低于目标盈利下限或高于目标盈利上限，管理人员就有可能减少报告盈利；相反，如果盈利额在上下限之间波动，管理人员就可能试图增加盈利。希利的研究并没有推翻分红计划假设，他的意义就在于强调了分红计划的细节对判断分红计划对会计程序的影响具有很重要的作用。[14]斯威尼(Sweeney，1994)对债务契约假设进行了检验，她选取了1980年至1989年第一次违反债务契约条款的130家制造业公司作为样本公司，另外又选择相同规模的同行业130家未违约公司作为比较。斯威尼发现，违约的样本公司有53家在违约的前5年进行了自发性增加收益的会计政策变动，这比作为比较的样本公司要多得多，而且所引起的净收益平均波动也大很多，另外的77家公司则没有采取自发性的会计政策变更来增加收益。斯威尼还发现，违约样本公司还存在尽早采用增加收益的5 准则，延迟采用减少收益的准则的现象，而比较样本公司则没有这种行为。斯威尼认为，经理们对违约条款的反应是相当理性的，他们会考虑会计政策变更的成本，在会计政策可以变更的范围和所带来的违约成本的减少、维持现有政策导致的违反债务契约的违约成本、会计政策变更的成本之间进行权衡。总之，包括上述研究在内的西方学者所做的实证检验都不同程度地证明了契约动因理论的三大假设，这说明契约动因在解释经理人员会计政策选择问题上是具有很大说服力的。但是，同样需要注意的是，瓦茨和齐默尔曼所提出的三大假设是在机会主义观下针对经理人员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三大假设对其他的环境因素做了极大的抽象。事实上，任何公司都是处于一个特定环境中的，具体的环境因素，如投资者的态度、外部法规和机构监管等，都是会计政策选择中必须考虑的因素。1.2.2国内文献最近几年，会计政策选择问题逐渐受到我国学术界、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和实务工作者的重视。这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趋于成熟，与我国会计法规逐步完善以及国际化进程是密切相关的。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理论研究，近年来逐渐增多，其研究具有从一般性问题向具体问题深化的趋势。黄菊波、杨小舟在《试论会计政策》（1995）一文中对会计政策进行了分层次的定义，并讨论了宏观会计政策与微观会计政策的联系和区别、会计政策产生的原因以[07]及会计政策与财务政策和税收政策的协调问题。李瑞生、朱力在《论现代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1996）一文讨论了会计政策选[15]择的制约因素、选择会计政策的思路，以及选择会计政策必须处理好的几个关系。胡春元在《现代产权理论与会计政策选择》（1996）一文认为产权理论是会计政策选择的基础，现代会计产生于现代企业的代理关系，同时也必须服务于代理关系。作者还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立场进行了分类，并分析了影响会计政策的因素和企业会计[16]政策选择的行为规范。由此可见，我国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起步较晚，基本上处于对基本问题的探讨阶段，而且实证研究更是少得可怜，但是把契约动因理论运用到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6 中来已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最近几年相继有学者运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对契约动因进行了实证检验。吴星宇(1999)讨论了我国会计政策选择和会计利润的关系，希望检验我国上市公司的报酬契约假设。但是，由于当时我国会计政策可选择的范围很窄，也没有找到报酬契约合适的替代变量，研究讨论的对象也只是会计方法选择和企业利润间的关系，[17]没有对会计政策选择的根本动因进行实质性的研究。王跃堂（2000）通过对1998年上市公司三大减值准备（短期投资减值准备、存货跌价准备以及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的执行情况运用I-H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是由一些经济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不是西方会计政策选择研究中所谓的“三大假设”，而是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18]经营水平以及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监督。刘斌（2004）是近年来对会计政策选择研究较为深入的学者，他以1998-2002年间进行了各种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深沪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结合利用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所进行的收益平滑、巨额冲销以及政策诱导式利润操纵特征，检验了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信息噪音以及其短期和长期的市场反应。结果发现:(1)利用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巨额冲销和政策诱导式利润操纵行为均存在明显的信息噪音；(2)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短期市场反应和长期市场反应均为正；(3)我国投资者并不像无效应假说所假定的那样能“透过数字看出本质”，与无效应假说对应的机械性假说[19]得以证实。简言之，我国会计政策选择的理论研究不成体系，主要是就某一细小方面进行简单论述，而这些分析还主要是借鉴西方会计学、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成果，原创性的东西并不多；而实证研究则主要是基于西方关于会计政策选择契约动因的三大假设，对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数据进行分析，以此来验证这些假设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动机的解释能力并寻找其他可能的动机。7 1.3研究思路及结构安排1.3.1研究思路本文采取由基础理论向具体问题逐步推进的论述思路。首先，阐述了公司治理与会计政策选择的基础理论，然后就会计政策选择与公司治理的关系进行分析，将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置于公司治理的框架之中。在此基础上，比较了目前国际上几种主要的公司治理模式下各自会计政策选择的特点，为下文研究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体系下的会计政策选择提供借鉴和启发。最后，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特征及会计政策选择现状，并从公司治理角度对提高新会计准则体系下会计政策选择的效率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的逻辑结构如图1-1所示：第一章:导论第二章:公司治理与会计政策选择的基础理论分析第三章:典型公司治第四章:我国上市公第五章:公司治理框理模式下会计政策选司治理框架下的会计架下提高会计政策选择的比较政策选择现状择效率性的对策第六章:结论与展望图1-1本文的逻辑结构图8 1.3.2结构安排本文在借鉴中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会计政策选择的一般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对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问题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第一部分从一般企业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公司治理视角下会计政策选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作为下文分析的铺垫。其余几部分则是以上市公司这一现代企业制度比较健全的经济群体为研究对象，在借鉴国际上两种主要的公司治理模式下的会计政策选择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公司治理体系不健全导致了上市公司将会计政策选择作为操纵利润的手段之一，最后从公司治理角度讨论了在新会计准则体系下提高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效率性的政策建议。全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是导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对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及文章的框架结构进行简述，并介绍了本文用到的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点，使读者对本文有一个直观的了解。第二章是文章的理论基础部分，对文章涉及的主要概念进行界定，分析了公司治理的基本理论框架，再就本文研究的主体阐述了公司治理与会计政策选择的关系，这部分的内容是全文的理论铺垫。第三章讨论了不同治理模式下会计政策选择的特征，包括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导向型模式、德日为代表的网络导向型模式，比较了不同模式下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范围和具体特征，阐述了这两种公司治理模式下的会计政策选择对我国的借鉴意义。第四章讨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现状及由此导致在会计政策选择中的偏差，在介绍了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总体现状后，分析了我国会计法规赋予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以及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总体现状，特别分析了我国某些上市公司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进行利润操纵的问题。第五章分析了2006年新会计准则体系颁布后对上市公司未来会计政策选择的可能影响，并从公司治理角度探讨了如何为新准则的顺利实施提供环境保障，从而使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被用作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手段，并避免其沦为上市公司会计造假的工具。第六章是本文的结论与展望，主要对本文研究要点作了总结，提出主要研究结论9 及课题前景展望。总之，本文力求构建一个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视角下会计政策选择的分析框架，并对框架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实践经验和对策建议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以期对我国会计政策选择的未来发展能够有所裨益。1.4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1.4.1研究方法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一般的盈利性上市公司，目的是对公司治理和会计政策选择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集成和创新，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探索解决我国目前会计政策选择中存在问题的途径。方法的选择，要以研究目标、研究对象为根据，以顺利完成研究任务为宗旨。本论文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具体如下：（1）比较分析方法。这一分析方法是将两个或多个同类或相近的事物，按同一法则进行对比分析，寻找它们的相同点和差异点，并根据对比分析的结果来推测未知事物的性质和特征。（2）规范分析方法。根据研究的需要，本论文必然要把一定的价值判断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出研究的事物“应该是什么样”，并对事物的发展做出“好或坏”的判断。（3）辩证分析方法。这是贯穿全文研究过程的基本方法，即按照客观事物自身的运动与发展规律来认识事物的思维和分析方法。1.4.2创新之处会计政策选择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因此有许多方面有待于研究、创新。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力图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1）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研究会计政策选择问题比较切中要害。会计政策选择并不仅仅是一个会计技术问题，它背后隐藏的企业利益相关方利益分配的制度安排才是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的途径。本文正是在广泛阅读文献的基础上，在对我10 国会计政策选择现状有较清晰的了解后，决定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会计政策选择问题。（2）本文对国际上两种主要公司治理模式下的会计政策选择进行了比较分析，这不仅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会计政策选择和公司治理是系统与环境的关系，还对我国公司治理和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3）本文分析了2006新会计准则体系实施后对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可能影响，并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对规范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提出政策建议，使得本文的研究不限于一般的理论阐述，还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11 第二章公司治理与会计政策选择的基础理论2.1相关概念的讨论2.1.1公司治理的概念公司治理（CorporateGovernance）这一术语在20世纪80年代才正式出现在西方英文文献中，但其所研究的基本问题早已存在于经济与管理实践中。目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已基本达成共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以及由此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公司治理问题产生的根源。但是公司治理在理论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许多学者[28]、[29]、[30]从不同的视角对公司治理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英国牛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柯林·梅耶（CollinMayer）在他的《市场经济和过渡经济的企业治理机制》一文中，把公司治理定义为:“公司赖以代表和服务于它的投资者利益的一种组织安排。它包括从公司董事会到执行人员激励计划的一切东西。”科克伦（PhilipL.Corchran）和沃特克（StevenL.Wartick）在《公司治理——文献回顾》一文中指出：“公司治理问题包括在高级管理层、股东、董事会和其他的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具体问题。构成公司治理问题核心的是：（1）谁从公司决策/高级管理层的行动中受益；（2）谁应该从公司决策/高级管理层的行动中受益，当在‘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之间存在不一致时，一个公司的治理问题就会出现。”布莱尔（MargaretM.Blair）在《所有权与控制：面向21世纪的公司治理探索》一书中，将公司治理归纳为一种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的有机整合。她认为这一整合将决定上市公司可以做什么，谁来控制它们，这种控制是如何进行的，它们从事的活动所产生的风险与回报是如何分配的。钱颖一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用以支配若干在公司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投资者（股东和贷款人）、经理人员、职工之间的关系，并从这种联盟中实现经济利益。公司治理结构包括：（1）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权；（2）如何监督和评价董事会、经理人员和职工；（3）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一般而言，良好12 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利用这些制度安排的互补性质，并实现一种结构来降低代理成本。”林毅夫等人认为：“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所有者对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绩效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他们认为，公司治理结构中最基本的成分是通过竞争的市场所实现的间接控制或外部治理，而人们通常所关注或所定义的公司治理结构，实际指的是公司的直接控制或内部治理结构。后者虽然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与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相比，只是派生的制度安排。费方域在《企业的产权分析》中认为，公司治理概念应该是一个知识体系，可以用一系列互为补充的判断来加以说明：（1）公司治理的本质是一种关系合同，它以简约的方式规范公司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治理他们之间的交易，来实现公司节约交易成本的比较优势。（2）公司治理的功能是配置权、责、利。（3）公司治理的起因在产权分离，因为有了产权分离，才有了股东与管理层的关系，也才有了权力的分配和冲突，进而才有了协调他们之间关系的公司治理。（4）公司治理的形式有多种多样。比如，对应于外源融资的两种不同方式（保持距离型融资和控制导向型融资）有目标性治理方式和干预性治理方式；按照投资者行使权力的情况有外部体系和内部体系。从前面各位学者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公司治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它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不可能用只言片语就将其阐释清楚。而且，随着对公司治理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还可能会对公司治理赋予新的含义。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将不局限于公司治理的某一种定义，而是基于公司治理的一般运行框架，通过内部权力结构与外部监控机制、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将各种观点揉合在一起搭建讨论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的平台。2.1.2会计政策的概念（1）会计政策关于会计政策，几个权威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都曾进行过界定，用表2-1进行列示。比较这些定义，有利于我们正确把握会计政策的本质。通过列举上述几种会计政策的定义，可以看出会计政策主要是指企业根据特定主13 体的环境，为达到会计目标，在会计处理上所选择的最能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会计程序和会计方法。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对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进行了区分，但是实务中这两者往往难以进行清晰的划分，本文为了讨论方便就不对二者进行区分，并统一使用会计政策这一术语表示，这也是目前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的普遍做法。[24]、[25]表2-1几个权威机构对会计政策的定义国别机构及具体准则名称会计政策的定义及解释会计政策是企业在编制和呈报财务报表时所采用的特定原则、基础、惯例、规则和实务。鉴于国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布的第1际会计准则的广泛包容性，我们可以认为上述原国际号国际会计准则《财务报表的呈则、基础、惯例、规则和实务并非分别特指不同报》的对象。正如布莱克(Blake)所指出的“在过去，会计原则、实务、规则、惯例、方法和程序等一系列术语是可互换的。”将会计政策定义为“报告主体所遵循的会计原则《会计原则委员会意见书第22号美国以及应用这些原则的方法。”在美国，会计原则与——会计政策的披露》会计准则是同义词。将会计政策解释为“企业所选定并一贯遵循的特定会计基础”。这份准则将会计基础解释为“出于财务报表的目的，为将基本会计概念应用于财务交易和事项所采用的方法。这些方法对以下两项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SC)发布是必要的：确定收入和费用应计入哪些期间的损英国的第2号标准会计实务公告益表；确定那些重要的金额应当列示于资产负债(SSAP2)表”。基本会计概念则是“作为企业期间财务报表基础的主要基本假设”。这份准则列举的基本会计概念如下:持续经营、权责发生制、一致性和谨慎性。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中采财政部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用的原则、基础和会计处理方法。新定义使会计中国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政策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扩展，即包括会计的基更和会计差错更正》本假设、会计原则、记账基础、处理方法等。原定义只涉及具体会计原则和会计处理方法。（2）会计政策选择会计政策选择也称会计选择，是指在既定的可选择范围内（一般由各国的会计准则、相关经济法规等组成的会计规范体系所限定），根据特定主体的经营管理目标，对可供选择的会计原则、方法、程序进行定性、定量的比较分析，从而拟定会计政策14 [20]的过程。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包括初始选择，以及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所做的变更选择，是一个持续博弈的过程。这一过程还必须考虑企业会计政策的相对稳定性，这是保证会计信息可比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会计信息有用性的重要因素。现代契约理论认为，企业是理性主体之间的一组契约。契约要求每个主体都要向组织贡献资源——资本、技能、知识或信息，作为回报，允许每个主体从组织中取得利益。会计本身是它所帮助运作的契约组合的一部分，它取决于主体之间的讨价还价。[22]会计使契约得以运作，会计影响各个主体，而且是他们之间讨价还价的一个方面。企业会计政策是连接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的桥梁和纽带，它既受会计理论的指导和影响，又直接规范和制约企业会计实务，并对企业会计报表和资本市场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会计政策的选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贯穿于企业从会计确认到计量、记录、报告诸环节构成的整个会计过程，会计系统运行的过程其实就是会计政策选择的过程。企业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会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导致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不同的利益分配结果和投资决策行为，进而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结果。正如麦克尔·查特菲尔德(ChatfieldMichael)所说:“倘若使用了不恰当的会计方法，就可能将投资者[23]引入歧途，在资本市场上，资源就会被错误地配置”，所以企业各利益相关者都重视和关注会计政策的制定和选择问题。会计政策在形式上表现为会计系统运行的一组技术规范，本质上却是一种经济利益的博弈规则和利益分享的制度安排。为了满足各方面的利益要求，永远不可能把会计政策规定的详细到只有一种选择。因此，从本质上讲，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往往借助于企业各利益相关方对会计政策的选择来实现，形式多样的会计政策选择为不同利益相关者争取于己有利的“经济后果”和“政治利益”提供了可能。2.2公司治理的基础理论概述2.2.1公司治理问题的理论基石——企业契约理论现代企业理论将企业视为一系列契约的组合，企业的参与者以自己投入企业的要15 素进行交易，企业行为是企业内所有个体以及企业间博弈的结果。如果契约是完全的，那么，所有的决策都是在契约制订前的讨价还价时做出的，契约制订以后仅仅是执行契约的过程，签约人在契约完成以后依据契约的规定获取收入，对企业而言，即各种要素所有者获取属于自己的报酬，这是新古典企业理论可以得出的一个推论。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作为规范契约执行的制度性安排——公司治理。再者，如果契约的制订和执行是无成本的，那么即使契约是不完全的，契约制订以后，发生契约所没有做出规定的偶发性事件时，签约各方也可就此事件再谈判，修改契约以处理偶发性事件，[21]这时,公司治理仍然是不需要的。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制订和执行的契约却往往都是不完全的，也就是说，事前制订的契约总是存在遗漏或是有缺口的，或者，契约本身存在模棱两可和有歧异之处，总是需要不断进行再谈判和修正的。而且，不完全契约理论特别强调契约的制订和执行是有成本的。造成契约不完全的原因主要在于:其一，制订契约时的现实状况和制订契约后的未来事件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其二，签约人的有限理性和[26]机会主义。正是由于契约是不完全的，以及制订和执行契约是有成本的，这才使得对契约无法预料的事后偶发事件的决策权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公司治理成为必须。这样一种事后决策权，就是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Hart）所指的剩余控制权。“在不完全契约的世界，在无法详述偶然状态的情况下，为事后的决策分配权力是必需的。这一剩余权力既有意义也有价值,它的意义在于为事后的决策提供判断力，它的价值在[27]于这一判断力可以在剩余的讨价还价上被策略性地运用”。这一论断对公司治理的意义在于，简单地说，如果把公司治理看作一个决策活动，而这些决策在契约制订时没有明确设定，那么公司治理的制度性安排将决定其如何使用。2.2.2公司治理的一般运行框架一般来说，控制权(ControlRights)来源于所有权(Ownership)，但所有权并不一定导致控制权，更准确地说，所有权并不一定导致与其相对称的控制权。根据现代企业理论的观点，企业(公司是其中的一种形式)实质上是各要素所有者之间一系列契约16 的联结(nexusofcontract)，有关的要素所有者之所以参与企业、缔结契约，目的是为了分配企业经营所产生的利益，分配的依据来源于各要素对企业经营的最终成果做出了贡献，但所能得到的利益份额，却是由各要素所有者对企业控制权的强度所决定的，与所有权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控制权是至关重要的，成为各要素所有者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争夺的焦点，他们讨价还价所达成的最终协议，通过制度性安排相对固定[31]、[32]下来，就形成一套公司治理体系。这样的制度性安排主要有两种实现方式，其一是通过企业内部的层级式组织结构来分配公司的控制权，即内部权力结构；其二是[33]通过企业外部的市场机制来实现对公司的约束控制，即外部监控机制。（1）公司治理的内部权力结构一般而言，公司权力可以分为决策权、经营权和监督权，并分别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来分享这些权力。公司治理的内部权力结构的设立与相互关系可用图2-1表示:股东会由股份公司的股东组成，它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通过股东会行使自己的审议权和投票权，维护自己的法定权益。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掌握关系公司重大利益的决策权，如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等。从决策的动议、批准、执行和监督四个步骤来看，股东会拥有批准和监督的职能。但股东会在公司的日常经营业务中不得干涉公司其他权力机构的职权，对内股东会不直接介入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对外股东会不代表公司。在现代公司制度下，由于股东的高度分散化，使得股东通过股东会行使权力的成本很高，股东对公司经营者阶层的有效控制是通过董事会这一内部的委托权力机构，以及通过公司控制权市场这一外部机制来实现的。董事会是由股东在股东会上选举产生的，作为股东的代表对经理阶层进行监督和控制，并批准关系公司利益的重大决策。董事会与股东之间是一种信托关系,董事会作为股东的受托人，承担受托责任，负责托管股东的财产并对公司经理阶层的行为进行监督，以维护股东的利益。一旦董事会受托来经营公司，就成为公司的法定代表，正常情况下股东不得干涉董事会的工作。在公司的治理结构中，经理层是公司的经营者，和董事会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即董事会以经营管理知识、经验和能力为标准，选择和任命适合于公司的重要经理人员，而经理层作为董事会的代理人，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并接受董事17 会的监督。经理主要拥有决策过程的动议和执行的职能，以及主持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等多项权力。在影响公司运行的各方力量对比中，在公司内部，由于股东会和董事会作用机制的残缺，经理层实际拥有的权力比起单纯的法律规定更为强势，公司内部权力配置存在过[33]多地向经理层倾斜的现象，伯利和米恩斯（Berle&Means）称之为“经理革命”。监事会是专门用来行使监督权的公司内部机构，它一般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组成，董事、经理和财务人员不得兼任监事。作为监督机构，监事会享有监督董事会、经理层执行公司业务的权力以及审核公司财务状况的权力。监事会的产生旨在加强日益弱化的股东权力，用以平衡日益膨胀的董事和经理人员的权力，从而取得对股东利益保护的机能。（2）公司治理的外部监控机制公司治理的外部监控机制一般指证券市场、经理市场、产品市场等外部力量对企业管理行为的监督。外部治理是内部治理的补充，其作用在于使经营行为受到外界评价，迫使公司管理层自律和自我控制。通过这些市场上的各种价格信号，提供评判公司经营绩效的信息，以此评价公司经营者行为的优劣，并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实现对经营者的约束和控制，这种控制机制能否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市场机制本身的完善程度。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对公司股权结构的分配有决定作用，并进而影响整个公司治理结构。如果市场是有效的，那么股价会对有关公司的信息做出反应，18 管理层的不良行为就会导致股价下滑。这样，证券市场就给股东们提供了公司经营的相对清楚的信息。业绩不佳的公司就有可能招致股东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如小股东用脚投票，卖掉公司股票；大股东在股东大会中做出反应，改组公司管理层；甚至公司可能被收购，管理层将面临被更换的危险。在这种机制下，该公司管理层就被迫选择能够增加公司财富的决策。在现代企业两权分离的条件下，所有者拥有对经营者人选的决定权，可以聘用或解雇经营者，这一手段的运用是通过一个充分完善的经理市场的竞争而实现的。在市场竞争中被证明有能力和对出资者负责的经理人员，就会被高薪雇佣，且在经理市场上建立很好的声誉，从而提高其人力资本的价值；相反，那些经营业绩不好的经理人员薪金会降低甚至失业，他们在经理市场上的声誉也会降低，他们的人力资本价值就会贬值。由于经理人员所经营企业的业绩好坏与否决定了他们在经理市场上的价格和就业机会，因而经理人员会追求对出资者有利的经营和管理，以提高企业的获利水平和价值总额；同时，对卓越经营和管理的追求，使得经理人员在两权分离的条件下实现与出资者之间的激励相容，有助于解决代理人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润是企业最重要的经营目标。这样，各个企业的利润水平就会成为一个能够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充分信息指标。而企业的经营状况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又是由管理层的能力、责任心和经营行为决定的，出资者只要把单个企业的盈利水平与这个行业的平均利润水平相比照，就可以判断管理者是否称职。可见，充分竞争的产品市场有助于克服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为解决代理人问题提供了可靠的信息支持。在资本市场机制健全的情况下，企业的产品在产品市场上以及企业的经营者在经理市场上的表现，都能够有效地转化成资本市场对公司价值的评估，即股票价格上。根据资本市场有效性原理，企业的股票价格是有关企业经营状况所有信息的汇总表现，承担了重要的信息披露和信息传递功能，从而对公司治理形成有效的控制。这时，公司治理可以较多地倚重于外部的市场控制机制。反之，如果资本市场的机能存在缺陷，有效的公司治理只能更多地倚重于内部权力结构的完善了。总体来说，结合了外部市场控制的公司治理体系如图2-2所示:19 由此可见，公司治理是通过公司内部与外部一整套的制度安排来协调公司与其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从而达到更好地维护各方面利益的目的。因此，本文后面关于公司治理的论述均从内部结构与外部控制两方面展开，有时并不对二者进行严格划分。2.2.3公司治理的主要理论流派围绕公司治理的目标、公司治理如何影响公司的业绩以及公司治理的规则应该如[36]何变革等一系列问题，学者们逐渐在公司治理领域形成了三种主要的理论流派。（1）金融市场理论该理论认为，公司由股东所有，并且公司应该按照股东的利益来管理。公司的价值可以在金融市场得到体现，或者说最大化股票的价值即等同于最大化公司财富创造，其理论基础是有效市场理论，即股票价格完全由金融市场决定并有效地反映该公[34]司的所有信息。根据这一理论，金融市场能够比较有效地解决代理问题，特别是在校正公司扩张投资或建立公司帝国，以及校正公司管理层对股东的不负责任的行为等方面，这是因20 为有控制权市场存在，价值下降的公司将面临被收购的危险。但是，这一理论同时也承认，迫使不负责任的经理人员承担责任的主要机制——控制权市场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被摧毁或削弱了，因此该理论也提出了相关的公司治理改革措施，试图促使经理人员对股东的利益更负责任。（2）市场短视理论这一理论认为，金融市场是短视和缺乏忍耐性的，股东们并不了解什么是他们自身的长期利益，他们更看重短期收益。如果公司为了长期利益进行投资而降低本期的利润分配，则股东们通常会倾向于卖出股票或降价出售公司的股票。这一理论认为，来自金融市场的短期压力迫使公司管理层在很多情况下将精力集中在短期业绩上，并且牺牲了长期利益和竞争能力。基于以上观点，市场短视理论提出了与金融市场理论截然相反的公司治理改革措施，即当金融市场理论的主张者极力强调增加股东对公司的监督和控制时，市场短视理论则将改革方案集中在如何使经理人员从股东的压力中解放出来。例如，取消季度报告，使经理们摆脱长期固守在季度业绩上的状态；强制征收股票交易税，鼓励长期持有股票等。（3）利益相关者理论与金融市场理论和市场短视理论的分歧不同的是，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前两者的分歧首先体现在公司的目标上。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公司存在的目的不是单一地为股东提供回报，而必须同时为社会创造财富。这种观点认为，股东们实际上十分了解他们拥有资本的自我利益，但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同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最大化不一致。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公司治理改革的要点在于：不应把更多的权利和控制权交给股东，相反，公司管理层应从股东的压力中分离出来，将更多的权利交给[35]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其中，一个重要的改革方案是增加职工的所有权和职工对公司财产的控制权，赋予关键的利益相关者进入公司董事会的权利。21 2.3公司治理框架下会计政策的选择机制2.3.1会计政策选择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1）会计信息是企业契约有效履行的基础瓦茨和齐默尔曼（Watts&Zimmerman,1986）针对会计理论研究中存在的缺陷，①将经济学中的契约理论引入了会计研究，以契约成本为核心概念，构建了现代的实证会计理论。他们以契约观赋予会计数据以新的内涵:“那些有关产权和契约理论的文献认为，会计数据经常被用于各种契约的谈判、制订、履行及其监督，同时会计又是企业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契约常常包括对各方行为的限制，而这些限制是以[39]某些会计数据为条件的，因此产生了计算和报告这些数据的需要”。按照瓦茨的观点，会计在企业中有两个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会计是企业组织安排的一部分，即会计在分配决策权利，提供激励机制和限制管理者决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会计是企业和外部集团契约安排的一部分，如报酬契约和债务契约，会计在这些契约中的作用是降低契约成本。这两种作用概括起来讲，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会计是企业契约安排的一部分。契约的参与者在实现自己所持产权的过程中必须获得相应的信息，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会计信息，各自利益的要求差异体现的会计信息需求当然不一致，所以在契约中有必要对会计信息处理进行规范。[37]会计在企业契约中具体承担着五个方面的职能:①它计量各利益主体对企业的贡献；②它确定并支付每个主体的应得利益；③向参与者报告有关契约履行情况的信息；④向潜在的参与者提供信息，以便维护组织所赖以取得资源的各类要素市场的流动性；⑤提供共同知识那样的特定信息，以帮助降低协商交易成本。由此可见，会计系统首先是一个信息系统，股东控制权的行使，董事会的有效运作、银行与政府部门的监管及经理经营权的行使都依赖会计信息。同时，会计信息的进一步利用可以作为一种控制工具或手段，直接构成公司契约控制系统的一部分。（2）会计政策是计量企业剩余的一套规则①契约的签订、履行、变更都会发生成本，这些就是所谓的契约成本。22 企业剩余索取权是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公司治理结构客体的企业所有权首先表现为剩余索取权”（杨瑞龙，1997），剩余索取权要在利益各方进行分配，这种剩余索取权的分配也是一种合约安排。在剩余索取权的合约安排中，雇员、债权人、政府都可以获得企业的剩余。雇员可以通过拥有股票期权等方式，政府可以通过所得税方式分享企业剩余，而债权人获得企业剩余除了在破产接管的时候外，还有其他一些方式，比如在修改债务条件的债务重组中，会有一些类似于企业实现净利润超过一定数额则利率会有所提高的条款。只是，债权人一般被认为是风险规避者，以固定方式获得收益，索取剩余的情况非常少，所以企业正常的剩余索取权合约安排很少包括债权人在内。剩余索取权的合约安排也是一种不完备契约，初始合约安排中是不可能准确估计出剩余多少的，这种不完备性就要求利益各方的收益不可能都是固定支付，至少要有人承担最后的风险并索取剩余。那么一个与剩余索取权如何安排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剩余如何计量，剩余的计量规则是什么？这个问题甚至是剩余索取权合约安排的基础，因为如果企业连剩余都无法计算出来的话，那么剩余索取权的初始合约无法签订①或者即使能签订也无法执行。从会计的角度来讲，会计政策直接决定会计信息的生成；从治理结构的角度，会计政策就是这样一套计量企业剩余的规则，利润这一最常用的剩余标准就是会计核算的结果。会计政策决定了企业剩余的多少以及剩余的内容和形式，剩余的内容和形式的不同也会影响到剩余索取权的合约安排。会计上不同的存货计价方法、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等都会影响剩余索取权的实现，即使相同的初始数据，如果计量规则不同的话，那么算出来的剩余也是不同的。例如《金融时报》1993年9月23日报道，德国的戴姆勒——奔驰公司1993年上半年经营情况按德国的公认会计原则核算有1.68亿马克[38]的利润，而如果按美国的公认会计原则核算则是9.49亿马克的亏损。①谢德仁(2001)认为，在经济学中只讨论企业剩余的分享安排，往往将企业剩余的计量规则作为外生变量，讨论的前提是假定企业剩余是己知变量；而在实际的企业实践中，企业剩余的计量规则是十分重要和复杂的，将企业剩余的计量规则排斥在剩余索取权合约安排讨论之外的做法是非常轻率的。他将企业剩余的计量规则在实践中十分重要然而在理论上却被排斥在企业理论研究范围之外的现象称为企业剩余计量的悖论，并认为广义的企业理论应该将会计理论包括在内。23 （3）会计政策选择权是经营者的一种控制权会计作为企业内部一套正式的信息系统，有其自身的一套技术规范保证会计信息的生成。企业必须拥有一定程度的会计政策选择权，这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虽然在宏观上，政府通过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等形式对社会通用的会计处理规则做出规范，但是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和信息不对称的现实存在，政府不可能对所有的会计事项都做出规范，而必须就会计事项处理给予企业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微观上，企业在通用会计规则的指导下根据自身的特点来选择适合企业的会计政策，提供会计信息，至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权行使的恰当与否则由外部独立、客观的会计审计专家来监督和评价。第二，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经济后果。会计报告会影响管理者和其他人的实际决策，而非仅仅反映决策结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考虑，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不仅仅是纯技术性的，而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相互竞争的博弈过程。因此，为了平衡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害关系，缓解各集团对准则制定机构的抵制压力，放宽一般会计准则中某些经济业务会计处理的选择空间，赋予企业一定的会计政策选择权是必须的。会计信息的提供就是会计信息供求者之间成本收益比较之后博弈的结果，即不仅是企业会拥有一定程度的会计政策选择权，而且更具体的情况是，股东和债权人都不会成为会计信息的提供者，会计信息的提供者是管理当局或经理人员。由经营者提供会计信息有一定的优势：首先，经营者比其他人更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提供的会计信息可以做到更充分和更全面；其次，经营者对企业负有受托责任，会计信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这种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最后，由经营者提供会计信息，可以发挥专业优势并且不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会计信息与会计政策是密不可分的。会计信息由管理当局提供，相应地，会计政策选择权由管理当局行使。会计政策选择权在公司治理中，表现为经营者控制权的一部分。2.3.2利益相关方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会计政策选择其实就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博弈规则和制度安排，会计准则的24 制定过程和会计政策的选择过程是企业报告的编制者与相关经济利益集团博弈均衡[40]的结果。企业作为会计信息的生产和提供者，与政府、投资者、债权人、供应商、顾客及员工等相关利益主体构成博弈的一方和多方。出于利益和需求的动机，各方均[41]可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策略，从而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过程施加影响。（1）投资者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投资者作为企业的出资人，为企业运作提供了基础。投资者不仅是企业现有净资产的产权主体，也是企业增值资产的主要产权享有者。投资者要维护其产权，就必须确保其投入资本的安全，为此会计计量方法的选择应有助于资本保全。另外，投资者也希望将收益保留为资产状态。因为只要企业有收益，各相关利益主体都要参与分割，结果会减少企业现存资产数量。因而在会计政策选择上，投资者往往偏于保守。再者，由于资本交易或产权流动的对象是企业净资产及其潜在的获利能力，投资者在进行资本交易或者产权流动时，必然涉及到如何处理与其他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从出卖产权或让渡资本所有权的一方看，他们总是希望高估企业的净资产和获利能力，体现在会计政策选择上，他们偏好于选择激进的方法，这常常与他们在充当企业投资者时所做的选择相反；购买产权或获得资本的一方则总希望低估企业的净资产及其获利能力，而偏好选择保守的会计方法。（2）企业管理当局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企业管理当局作为企业运行的经营者，为企业运作提供管理要素，并成为企业资产保值和增值的关键所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导致所有者和管理当局之间存在潜在矛盾，加上会计信息市场的不完全竞争，管理当局就成为企业事实上的控制者，他们控制了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包括会计政策选择。首先，企业要从资本市场上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所需资金，就必须学会利用会计信息的披露来树立良好的财务形象。因此，企业管理当局的最佳选择通常就是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来影响会计信息的生成，以显示企业“稳中有升”的形象。其次，当投资者对经营者的激励计划与某一会计信息直接相关时，管理当局就会利用其独特的、对会计信息的垄断地位，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会计政策。再次，管理者被更换时，现任管理者往往偏好于提前使企业实现利润，而选择把成本和损失向以后期间递延的方法；相反，继任管理者为保证其以后的利益，则偏好于使企业留下潜在的收益，而不愿意有任何潜在的亏损递延。25 （3）债权人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债务契约中往往规定运用会计数据的条款，以防范经理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投资及融资决策。债务契约对股利分配的限制，对营运资金的规定，对企业发生的兼并、投资及增加债务的限定，均使用了会计数据，如流动资产、流动负债等。债务契约在大多数情况下运用公认会计原则计算会计数据，然而有时债务契约规定使用的会计方法与会计原则有所偏离。这种偏离程度在私募债务契约中比在公募债务契约中更为常见，原因是私募债务契约的再商议成本较低。由于债务契约以会计数据定义违约行为，经理人员将选择可增加资产或收入以及减少负债或费用的会计政策；如果在某种会计方法下将发生违约行为，经理人员将变更会计政策，以避免这种违约行为。（4）员工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员工为企业投入了生产要素，必须取得相应的回报。一般而言，员工最为关心的问题是这个回报的大小和保证程度，这也是员工对投入要素产权的一种体现——员工应当取得投入劳动的收益，并且有权利行使监督的职能。除了要求取得相应的收益外，人力资本专用性带来的进出企业的“壁垒”使得员工十分关心企业经营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在现实中，有不少的企业对员工给予了奖金和其他的长期激励手段，但是从数量上，这种奖励部分的比重仍然较小，员工的固定报酬还是占重要部分，企业的经营成果与员工收益的相关度比股东和经营者小。从自身利益考虑，员工比股东和经营者更希望企业以一种稳健和长期稳定的策略经营，在会计政策选择问题上，员工所持的是一种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希望企业的净收益能维持均衡，而非短期收益的最大化。（5）政府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政府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他们会通过制定包括会计准则在内的各种管制性规章，将社会财富的控制权转移到自己手中。政府[42]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①不对称损失函数。由于信息成本的存在，使得政府部门与投资者对因投资造成的损失的看法不一致。政府部门倾向于消除资产高估的会计政策，而不愿消除资产低估的会计政策。②潜在危机的影响。某些企业的报告盈利往往会引起政治家和管制人员的注意，他们会对报告盈利异常的公司采取管制措施。为避免这种潜在的危机，企业管理当局会选择减少收益的会计政策，因为较低的报告盈利会减少政府采取不利于公司的行为和增加政府对公司进行补贴的可能性。③税收和收费管制。税收和收费管制的存在使得企业管理当局在资产计价26 及损益期间确认的会计政策倾向于选择使税负最小化的会计政策，使收费管制有利于企业自身利益。2.3.3会计政策选择的公司治理效应分析企业拥有会计政策选择权是在现有的会计理论与制度框架下的必然产物，企业通过这一选择权的行使，可以降低订约成本，传递有关企业质量的信息，但亦为企业经理谋取私利留下了余地。70年代以来，以罗切斯特学派为代表的实证会计理论学者对会计政策选择问题作了大量的研究，从这些研究的文献来看，会计政策选择大致可[43]能带来以下两种效应:第一，会计政策选择有利于经理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目的；第二，会计政策选择能起到降低订约成本的作用，从而使企业的经营更富有效率。根据会计政策选择所带来的这两种不同效应，我们可以将会计政策选择分为机会主义型和有效契约型两种类型。现代企业普遍建立在委托代理关系的基础之上，为了解决“代理人问题”，需要对经营者的业绩进行考核。但是对于所有者而言，经营者的努力具有不可观察性，通常他们用会计收益作为考核经营者的依据。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营者为了实现报酬最大化的目标，会利用自己所能行使的会计政策选择权，通过会计上的应计制这一技术，将一些费用资本化或减少应预提的费用使企业出现更高的账面收益，从而给自己带来增加个人收益的可能，并且由于经营者和所有者之间的信息分布是不对称的，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难以被所有者发觉。但是，经营者为了谋取私利而滥用会计政策要受到相当多的约束:（1）利用应计制提高当期收益，即意味着以后的会计期间将出现收益水平的逆转，这样经营者以后期间的薪金收益会随之下降。故从整体上看，经营者靠此仅能因提早获得薪金而赚取货币时间价值的收益，但无法为经理带来大大超过正常水平的薪金收入。（2）在长期的实践中，股东可以预料到经营者可能为了自身的效用而损害其利益，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股东会将账面收益以外的其他变量引入经营者的报酬计划中，如期权等。这样经营者利用会计政策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动机将大大减少，因为由净收益所决定的收入仅占其总收入的小部分。（3）在竞争性的经理市场上，人们由于信息有限，27 不可能直接得知经理的实际工作能力，只能以经理过去的行为作为判断的标准，因而从长期看，经理为了保证其价值与收入的提高，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这导致了经理必须与股东进行合作，以改进自己在经理市场上的声誉并提高未来的收益。因此，经营者如果单纯从自身利益出发利用会计政策的选择来为自己谋利必须承担昂贵的机会成本，这样经营者就会更多地在顾及股东利益的前提下，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来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这时通常都会做出有效契约型会计政策选择。但有效契约型会计政策选择的存在要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为依托，充分竞争的经理市场、富有效率的资本市场、激励兼容的报酬计划、有效运作的接管市场以及完善的法律体系等一系列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范式都是良好经济环境的必要前提。总之，要想使会计政策选择充分发挥其效率性的功能，则必须做到上述几个方面的体制保障，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公司治理体系的完善来实现。28 第三章典型公司治理模式下的会计政策选择之比较3.1公司治理模式的划分关于世界范围内的公司治理模式，一种典型的分类是莫兰德（Moerland，1995）给出的“二分法”：一是以美、英等国家为代表的市场导向型（market-oriented）模式，二是以德、日等国为代表的网络导向型（network-oriented）模式。目前，关于公[44]、[45]司治理问题的研究也集中在这两种典型的公司治理模式孰优孰劣的讨论上。3.1.1公司治理模式形成的影响因素公司治理模式形成的原因错综复杂，大致可归结为三类，即经济发展因素、历史[02]文化因素、政府管制因素。（1）经济发展因素美国从建国开始，到二十世纪初即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而且在此之后的整个20世纪，美国始终保持着其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并通过较长时间的自由发展，美国形成了较少受政府、工会、管理机构或银行干预的高度发达的股票市场、借贷市场、经理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正因为有一个活跃的充分发展的市场体系存在，使其能对公司的CEO等各相关利益主体实行有效评价和监督，这构成了市场导向型公司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日本经济的发展与其它发达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经过漫长的市场经济进化而逐步取得的，而是在外界压力下通过变革达成的。在19世纪中叶，日本还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主义国家，而且即使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日本的企业仍然表现为家族控制。二战后，美国占领军要求解散财阀，实行民主化改革，而此时日本的整体实力很弱，企业的竞争能力较低，这样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便成为必然的选择，它不仅于企业的稳定发展有利，而且可以避免被兼并的厄运。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银行和企业为防止被国外投资者尤其是大企业29 兼并或收购，又建立了“互锁”型的交叉持股制度。（2）历史文化因素美国是一个高度个人主义化和奉行实用主义的国家，美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个体主义。美国人相信自我判断，决策是建立在准确的会计数据之上的，以功绩为基础的奖酬制度被认为是合适的。在企业文化理念上，美国传统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目标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利润意味着企业的成功。近年来，随着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地位的加强，传统理论受到抨击，许多企业逐渐转而注重人文因素，他们认为人员的稳定是企业正常发展的基础。事实上，这些变化仅体现了美国企业文化变迁过程中的演变趋势，美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仍然是个体主义，而这便是英美模式赖以生存的基础。日本公司治理的内部监控，与日本传统的历史文化紧密相关。日本文化是东方儒家文化和西方自由文化的杂交，她保留了儒家文化的许多优秀特点，又非常注意吸收西方文明的成果，再加上日本民族的武士道精神和来自内忧外患的压力，使日本民族谋求生存和发展的要求特别强烈，这样便形成了独特的日本文化。日本文化集中体现在一个“和”字上，意即和谐一致、团结协作，以求得全民族的发展，它是日本民族企业发展的最高目标和共同的价值观，为企业在振兴经济的过程中建立起有效的网络导向型公司治理模式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基础。（3）政府管制因素美国市场导向型公司治理模式的建立，受政府影响较其它模式要小。政府一般并不直接干预企业的活动，而是通过改变市场运行的参数间接地引导和影响企业的行为。一是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两大杠杆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二是通过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直接介入经济活动；三是在奉行自由公平的竞争原则下，对市场运行的机制进行管理，既确保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又确保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日本公司治理的内部监控模式，与实行市场经济的其他国家有很大的差异，关键就在于日本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二战后，日本实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财政金融以及行政指导等手段对企业进行直接和间接的干预。采用这些方式，一是可以使企业按照政府的意图进行运转；二是降低了企业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在六十年代，日本政府放松了外国投资者持有日本30 公司证券的规定，促使日本银行和企业建立了“互锁”型的交叉持股制度。在八十年代，日本政府向企业提供了多种优惠政策，如政府通过受其控制的金融机构在产业政策的范围内给予企业大力支持，实行低利率等，使企业融资以间接为主，直接为辅。3.1.2两种比较典型的公司治理模式[46]、[47]（1）市场导向型公司治理模式市场导向型公司治理模式，是指外部市场在公司治理中以大型、流通型资本市场为基本特征，公司的大部分股票都在交易所上市。其存在的具体环境是发达的金融市场、股权分散的开放型公司、活跃的公司控制权市场。美国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美国公司的治理重心放在了发达的市场监控上，即通过资本市场、产品市场、经理市场等在内的市场体系对经营者进行激励与约束。由于对经营者的监控以外部市场为主，所以称为市场导向型公司治理模式。公司控制权市场是美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指通过在股票市场上对“廉价”股票的收购，以达到接管某公司的目的。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存在，使得经理面临因经营不善，公司被接管而被解雇的可能。在经理作为专门职业存在的情况下，被解聘是其职业生涯的重大挫折。同时，这种机制也使得美国股票市场的“敌意接管”行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因此，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存在能够对经营者形成较强的约束。美国公司内部控制的中心问题是对经营者的激励和监督，通行的做法是以一定的价格售给经营者本公司的股票和给予未来购买股票的权利，即在签订契约时给予经营者在未来某一特定时期以契约价格购买一定数量公司股票的选择权。采取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是:股东的收益来自分红和股票增值，而分红的数量又影响到股票的增值。因此，证券市场上股票价格的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营绩效，如果经营者经营有方，公司绩效会显著改善，公司股票也会明显增值，拥有股票期权的经营者便可以从中获得丰厚的报酬。在监督方面是把外部董事引入专职仲裁者行列。一般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外部董事具有履行职责的积极性，且不会与经营者串通侵害股东的利益。[46]、[47]（2）网络导向型公司治理模式网络导向型公司治理模式是指股东、银行和内部经营者的流动在公司治理中起主31 要作用，这种模式以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为代表，日本和德国就是这种模式的代表。这些国家的资本流动性较弱，证券市场相对不活跃，大的银行机构在融资和监督公司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些国家公司治理的基本特征为:公司控制权集中持有；全能银行在融资和公司监控方面有实质性参与；董事会的作用较强；内部经营者的流动有独特作用。日本公司股权结构的主要特点:股权集中，法人相互持股普遍，通过这种交叉持股，日本公司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法人所有权网。拥有公司股权的主要是金融机构和实业公司，在金融机构中银行持股又占主导地位。一方面因为日本法律允许银行持有其他非金融公司不超过5%的股票；另一方面，银行一般持有与自己有交易关系的公司股份，其目的在于同该公司保持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以保证自己的长期发展和投资安全。日本公司的约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公司间相互持股而形成的相互约束，相互持股带来了公司的集团化，使相关公司产生紧密的相互依赖性，任何一家公司的①经营者都不允许关联公司的经营者在经营上玩忽职守。二是来自主银行(MainBank)的约束，主银行监督贯穿于公司监督的全过程，即事前、事中和事后都有来自主银行的监督。日本公司治理的激励机制主要在于其人事管理制度，日本公司的人事管理制度有两个基本特征:即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一个职业经理的成长过程也就是一个普通职员在公司中努力奋斗的过程。实质上，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不过是将劳动力市场内部化而已。表3—1列示了这两种公司治理模式的主要特点，目前并没有实证数据和理论分析说明哪一类业绩更优。帕特里克和博尔顿（Patrick&Bolton）等人通过对两种模式的对比研究后认为，两种模式都能很好地适应其运行的环境及公司的特点，在英美模式下，投资者要求更高的平均市场流动性、更低的控制管理者成本、校正管理失误的更高潜在利益和更低的二级市场交易费用；德日模式的要求则相反。实际上，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法制、文化、历史等环境①主银行是指公司的贷款总额中所占份额最大的银行32 的综合影响下长期演进的结果。同一种模式在不同的环境下可能有不同的作用，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司治理模式。比较这两类模式，进而取长补短，无疑是改进公司治理结构的必然选择。①表3-1两种典型的公司治理模式对比表治理模式主要特性市场导向型网络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宏观调控政府间接管理加行政指导证券市场是企业资金的主要来银行是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负资本结构源，负债率较低债率较高相对分散，单个法人持股比例受相对集中，法人相互持股的现象股权结构限制比较普遍决策方式偏向个体决策偏向集体决策监控方式外部监控内部监控董事会作用小相对较大内部对利益相关者关注一般较高治对经营者激励是主要问题不是主要问题理委员会的设置三大委员会（审计、提名、薪酬）有些公司有外敌意接管频率经常很少部银企关系无控制关系主银行控制治理证券市场作用很大不大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敌意接管金融市场的开放；政企和银企关面临的主要挑战频繁等等系的转型等等发展或变化趋势逐渐重视内部控制逐渐强化外部控制八十年代，美国公司在汽车、家用电器、机器人、半成品、计算器、复印机、钢铁和纺织品等市场上与德日公司竞争的失败，直接促使人们（尤其是美国）开始思考其深层次的原因。与日本“奉献的资本”（dedicatedcapital）引致的低资本成本不同，美国“流动的资本”（fluidcapital）而引致的高资本成本被认为是美国公司竞争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应对此负责的似乎是美国市场导向型的公司治理模式，此时似①引自肖海斌、刘斌的《公司治理模式：国际比较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经济论坛，2005年第21期。33 乎日德模式优于英美模式。但八十年代中后期，美国经济开始复苏，并在九十年代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持续增长，而几乎与此同时，日德经济增长却又不约而同地趋缓，日本更是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人们又更多地将原因归结为日德公司治理模式中主银行制[44]度的失败，这时候的结论又似乎变成了英美模式比日德模式有更多的优越性。总之，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都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暴露出各自的优势和不少的弊端，从而也都呈现出改革的迹象，发展的趋势是各种模式互相取长补短。对于中国[44]而言，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模式，应该努力向这几个方面发展：一是能与改革的经济发展和资本市场发展水平相适应；二是保证公司实现长期的稳定增长与发展；三是能保证公司所有者对公司的经营者进行有效的调控；四是能保证公司经营者具有独立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五是能够有效的运用激励和约束机制全面地调控所有者、经营者和公司职工的行为，并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性。3.2公司治理模式制约下的会计政策选择3.2.1市场导向型公司治理模式下的会计政策选择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使得公司外部的利益相关人特别强调会计信息的公开披露，强调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一方面，美国的立法机构对财务会计信息充分披露的要求，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明确要求公司对其情况做出真实和充分的揭示。另一方面，[48]公司外部利益相关人会利用各种方式对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施加影响。美国会计的特征是民间机构在制定会计准则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和所起的重要作用，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是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授权下，由会计职业团体或其它民间机构主持的。自30年代以来，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一直由民间机构主持，前后有三个机构承担过这项工作，即会计程序委员会(CommitteeOnAccountingProcedure，CAP)、会计原则委员会(AccountingPrincipalsBoard，APB)以及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inancialAccountingstandardsBoard，FASB)，前两个机构都是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49]所属的机构，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则是一个独立的专门机构。[50]美国模式强调“市场监控”的作用，同时注重投资者的利益。因此，在会计政34 策选择上也存在着“以市场和投资者利益为导向”的倾向。如美国存货的计价一般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这种方法中成本的计价有个别计价法、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等可以选用，但是后进先出法的应用比较普遍；在固定资产折旧方面，鼓励采用加速折旧法，以刺激投资。美国的税法对公司会计所反映的收入、成本、费用及企业收益的确定不发生直接影响，美国申报纳税所依据的公司所得，是在会计资料基础上经过调整而得出的。另外，会计报表注释是美国财务报表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会计报表的注释一般条目很多且篇幅很大。美国对会计报表注释非常重视，这与美国会计中的充分揭示原则相关，这种充分揭示主要是基于维护投资者利益，使投资者借助财务报告资料能对公司的过去、当前和未来情况，包括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和投资风险等情况进行分析、判断，从而优化投资决策。3.2.2网络导向型公司治理模式下的会计政策选择日本企业会计的目的主要有:明确企业管理人员的受托责任；计算股东的利润分配额及课税所得额；向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提供有助于投资决策的信息。在与日本会计关系密切的立法中，商法侧重于会计的第一个目的，证券交易法侧重于第三个目的，[48]税法侧重于第二个目的。尽管这三个法律对企业会计的目的各有侧重，但日本经济界所关心的是课税所得的计算；股东所关心的是能从企业分得多少股息；企业自身所关心的是对企业未来发展有影响的利润总额的高低。与此形成对比，日本的会计标准却没有充分注意到会计的第三个目的，即向外界提供有用的投资信息。在日本，银行对公司进行全方位监督，银行对企业的信息能够全面掌握，处于信息的“优势”地位，他们可以从例行的董事会或内部管理层获取所需的信息。因此，会计的第三个目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公司会计信息的需求不受重视，由于会计信息的公开程度不高，可能会使计政策选择的[49]中立性受到破坏。在日本，税法与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有直接的关系，这是因为会计准则和税务法规都是由政府制定的。为纳税而申报的公司收益额(包括总额及各项收入和支出额)必须经过股东大会通过，并以经各有关方面核准的正式财务报表为依据。由于税务会35 计与财务会计存在着这种密切关系，会计报表对公司损益和财务状况的反映必然会受[50]到税法的影响。而税法所提供的公司管理层主观判断的空间十分有限，如日本应收账款允许根据预计可能发生的坏账损失提取坏账准备，提取的数额要按税法规定的比率计算，而不是由企业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和资料选择一定的方法进行计算。3.3两种治理模式下的会计政策选择对我国的启示3.3.1两种公司治理模式下会计政策选择的评价美国模式强调“市场监控”的作用，同时注重投资者的利益。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公司外部的利益相关人特别强调会计信息的公开披露，强调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因此，在会计政策选择上也存在着“以市场和投资者利益为导向”的倾向。这一方面造成了美国会计政策在进行选择时，注重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同时具有灵活性。但另一方面，美国会计政策的这种导向直接导致公司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注不足，对公司的长期利益与价值重视不足的问题。日本民族的“团队主义”精神通过法人相互持股在经济上得到体现，众多可能产生冲突碰撞的利益团体，通过相互持股的方式结成了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取得了协调一致。这样，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结果体现了公司的长远价值和社会收益。然而这种公司治理意味着市场机制的影响不足，公司治理尤其是外部治理对财务报告的依赖较少，会计的独立性较低，每年的利润是公司内部相关利益人整合的结果，年度间均匀平稳的会计利润降低了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使得公司的外部相关利益人无法利用财务报告进行公司治理，抑制了资本市场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3.3.2两种公司治理模式下会计政策选择的启示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迅猛，各国公司为了适应这一趋势，不断调整自己的治理机制。作为国际性并购、外国投资及洲际合作等活动的结果，不同治理模式之间的影响日益增强。并且大的跨国公司的股票大多同时在世界重要的股票交易所上市，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相互碰撞和渗透。在这种大的经济背景下，英美模式36 和日德模式很可能将趋同为综合型公司治理模式。所谓综合型公司治理模式，是指内部权力结构和外部监控机制在同一个国家的公司治理中并重，不再有主辅之分。公司治理模式正呈现出从过去的两极控制主导型向两者并重型过渡，之所以有这样的趋势，是因为单纯的一极主导型公司治理都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全球经济一体化要求各国提供可比、透明的财务信息，促使各国减少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推动了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可降低各国企业开展国际经济事项的成本,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各国企业和经济的全球性发展。因此,制定全球通用会计准则并促进各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资本市场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财务信息质量的必然要求。我国在促进会计准则国际趋同问题上一直保持积极的态度,并提出了协调的策略以及实现的建议,就如何协调我国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在原则上达成了共识。2006年2月15日新会计、审计准则的发布则是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时也改变了我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范围。跨国公司治理模式正朝着综合型发展，我国公司治理的发展取向也无须单纯强调市场导向型或网络导向型模式，而应从两极入手。一方面健全和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提高公司的治理效率。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有赖于机构投资者的壮大，机构投资者的发展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公司的资本结构，极大地推动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发展和规范外部资本市场，进一步完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完善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可以增加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透明度，是影响公司行为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有利工具。将会计政策的选择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可以有效防止管理者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有助于提高会计政策选择的效率。37 第四章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框架下的会计政策选择4.1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现状分析4.1.1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有效性的标准通过前章对目前国际上两种典型的公司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我们知道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统一的公司治理标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一个国家公司治理结构的发生、发展，必然受到这个国家历史、文化、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而形成各自不同的特色。虽然不可能建立完全统一的公司治理体系,但这并不等于说公司治理就没有一致性的标准。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我们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考察一个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52]性：第一，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应尽可能对应，即拥有剩余索取权和承担风险的人应当拥有控制权；或者反之，拥有控制权的人应当承担风险。当然，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完全对应是不大可能的，否则就不存在代理问题。第二，经济的补偿收入应与企业的经营绩效挂钩而不应当是固定合同支付，也就是说经理应当承担一定的风险。最好的办法是让作为内部人的经理持有一定的股份，这样可以使经理的利益和外部股东的利益更好地一致起来。第三,资本提供者应当拥有选择和监督经理的权威。因为他们是根本的和最终的风险承担者，也只有他们才能选择好的经理或解雇差的经理，同时监督经理的表现。第四,最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应当是一种状态依存控制结构。这是因为，在一个合同不完备的世界里，只有状态依存控制才能使经营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达到最好的一致。第五，为了解决投资者的搭便车问题，应当让所有权适当集中于大股东手中。当控制权集中在少数投资者手中的时候，由于占有企业利益的大部分，他们比控制权分散在很多投资者手中时更容易采取一致行动。38 4.1.2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的突出问题（1）内部治理弱化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公司权力结构配置是确保公司正常经营和科学决策的重要手段。因此，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出现的种种偏差，其根源在于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不完善。从建立有效的制衡机制的角度来看，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主要[51]、[53]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股东大会功能的空壳化。股东大会是公司股东行使自己权利的场所，发挥好股东大会作用对改善公司法人治理，保护投资者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会议召开不规范，多数公司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徒有形式，缺乏可操作性；二是我国上市公司中绝大多数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股东大会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操纵的问题。股东大会功能的空壳化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股票市场的发展和股权高度分散化格局的出现，使得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东往往是成千上万，对于大量的中小股东来说，“搭便车”心理和对“参与成本”的考虑使他们往往缺乏参与股东大会的热情；二是信息不对称导致中小股东在上市公司中往往处于无奈或无助的地位，对他们来说，最便捷、最有效的表达意见和行使权力的方式往往不是在股东大会上“用手投票”，而是在股票市场上“用脚投票”；三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和法人财产权的形成使公司的财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公司法人财产权的不可分割性，投资者随着购买了公司股票，他所拥有的对这部分财产的所有权就转换成了股权，股权是介于物权（所有权）与债权（请求权）之间的一种新的财产权，是一种由积极的权力向消极的权力转化的财产权力，即经济学中所说的“剩余索取权”。其二，公司运作中的内部人控制。内部人控制是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特征之一。由于缺乏有效地监督和控制内部人的机制，包括控股股东和公司管理层在内的内部人通常保持着对公司的超强控制，极易出现偏离公司最佳利益而追求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败德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当控股股东为私人或企业时，内部人控制往往与家族企业现象结合在一起；当控股股东为国家时，内部人控制往往又与政企不分现象伴随在一起。由于国家股股东权39 利的执行机制不健全，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所谓“超强控制”，即政府在行政上对企业管理层干预较多，导致政企不分，企业目标政治化，企业难以有效地按市场规律运作；二是所谓“超弱控制”，部分国有股东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股东对企业经理层的监督流于形式，形成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其后果都将使股东包括国有股东的最终利益受到损害，公司的长远发展受到威胁。与内部人控制并肩而行的是关键人控制，控股股东通过选派自己的“关键人”来谋取某些不正当利益，导致本应由上市公司享有的剩余收益和长远利益演化为控股股东的“租金”和“内部控制人”的短期利益。关键人大权独揽，且常常集控制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于一身。控股股东通过不正当的关联交易、强制上市公司为自己出具担保、抽逃上市公司资金、私分上市公司财产等办法“掏空”上市公司等。内部人控制和关键人控制导致公司决策和公司运作以内部人和关键人为中心，内部人能够轻易地控制和操纵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使其变成缺乏效力、徒具形式的“橡皮图章”，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机构中形成内部人控制的完整网络和“一股独霸”的治理格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扭曲了股份经济和上市公司的内在机制，从而极易出现偏离公司最佳利益而追求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败德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其三，经营者激励机制不合理。现代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为解决公司治理问题提供了三个有效的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机制与决策机制，通过这三种机制促使经营者努力工作，降低代理成本、避免偷懒、机会主义等道德风险行为。其中，激励机制是通过报酬激励、声誉激励和解聘激励等促使代理人采取适当的行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委托人的效用。激励的核心是将经理对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转化为对公司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够使企业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一致起来，使前者能够努力实现公司所有者利益即公司市场价值的最大化；而不是单纯追求公司的短期利益，其目的是吸引最佳的经营人才且最大程度地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防范偷懒、机会主义等道德风险。中国上市公司的薪酬结构比较单一，经营者的报酬安排方面没有充分考虑经营者个人的利益，不能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起到足够的激励作用。再加上，我国上市公司的经理人员大多是有行政级别的干部，领取稳定的工资和与业绩不挂钩的奖金，享40 受规定的待遇，可以进行随意的“在职消费”，其收入与个人努力及公司业绩没有紧密的关系，从道理上讲，他们没有必要拼命工作。虽然有些公司尝试年薪制和持股制度，但没有确定一个合理的年薪报酬机制和有效的股权激励机制。总体上看，上市公司经理的正式激励强度太弱，不与市场接轨，个人收入和公司业绩之间未建立规范的联系。不少企业经理人由于薪酬的结构不合理，其利益不能通过透明的机制来保证，因而在经营企业时他们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的追求，往往偏离公司利润最大化目标。在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由于约束与监督机制的不健全，经理人在进行重大决策时，往往是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决策，为自己牟取私利，明显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如成立关联企业，转移上市公司的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业绩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经理人员的素质和“良心发现”，[31]或者依赖于控股股东的开明程度。（2）外部治理缺失外部治理是内部治理的补充，其作用在于使公司的经营行为受到外界评价，迫使公司的管理层进行自律和自我控制。我国证券市场处于发展和创新阶段，外部机制的[53]、[54]建立与培养存在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①其一，控制权市场对公司的监控作用非常有限。在美国,主流观点认为公司控制权市场是约束管理者和降低代理成本的最有效形式,对于它的研究也最为广泛和深入。控制权市场的存在,使得经营者面临着丧失公司控制权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危险成为现实,经营者就必须抑制道德风险行为,尽力为公司的利益最大化而工作,以赢取良好的经营效果并进而获取多数股东的信任与支持。我国目前控制权市场竞争不足，使得以财务为基础、仅有短期效应的报表重组在公司并购过程中能够大行其道，而具有长期效应的实质性的战略重组在数量上极为有限。股权市场分割，非流通股的协议转让成为公司控制权转移的主要途径，加剧了公司并购过程中收购者与公司股东之间的利益差异，收购者往往借助并购追逐公司控制权的私人收益。一股独大和大部分股票不流通，使得只持有少数股权的公众投资者难以获得上市公司控制权，也难以对上市公司的运作与发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其二，缺乏有效的职业经理人选拔市场。完善的经理市场可以自动分辨公司经营①所谓控制权市场，是指公司实际控制权的转移和交易市场。41 者人力资本的高低，人力资本强的经营者就会受到聘任，而人力资本弱的经营者就会被市场所淘汰，从而经理市场的存在会对现任经营者构成压力。整体来看，我国上市公司尚无法就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进行市场化的“融智”活动。首先，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没有形成一套完善有效的针对职业经理人阶层的测评和选择机制。其次，社会信任的缺失和普遍存在于职业经理人阶层的道德风险和信任危机问题是我国上市公司同社会人力资本难以顺利结合的另一重要障碍。最后，我国上市公司还没有形成针对职业经理人的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成为制约职业经理人顺利进入上市公司从事管理，特别是从事高层管理的根本障碍。其三，产品市场无法对内部人形成破产压力。公司经营的最重要途径是通过产品或服务在市场上被消费者接受来实现的,在一个产品极为丰富的市场环境下,市场的竞争往往会促使公司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完善公司的治理机制。竞争性的产品市场通过消费者的“货币选票”传递关于产品质量，进而关于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经营业绩的有效信息。如果公司主要产品缺乏竞争力，就会影响公司的业绩，董事会就会罢免现任经理。目前，我国的产品市场竞争机制仍然很不健全。首先，由于体制的原因，仍然存在很多垄断行业，这些垄断行业一般企业根本无法涉足，竞争非常不充分；其次，地方保护主义猖獗，使得国内产品市场竞争极端混乱和不合理，严重阻碍了竞争机制的形成；最后，大量的投机商利用法律不健全或政策的漏洞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对我国的产品市场形成很大冲击。4.2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总体状况4.2.1我国会计准则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规定会计准则作为一种不完全的规范合约，它的制定不是纯技术性的，而是各个利益相关方之间多次博弈的结果。在会计准则制定的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都想使准则对自己更有利。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本身也是博弈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它也有自己的效用函数，其效用主要表现在准则制定上的垄断权与权威性。因此，准则制定机构为了自己效用函42 数的最大化，为了利益相关方之间求得平衡和使交易费用最小化，就必须以放宽准则中对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选择空间为代价，即赋予企业一定的会计政策选择权。同时，由于各企业的具体情况不一，准则不可能事无巨细制定得很完备，势必要留下一定的余地，即在统一性的同时还需要一定的灵活性，通常对同一会计事项的处理有多种备选的会计处理方法，而这些并存的会计处理方法就是会计政策选择的对象。此外，会计准则与会计实践之间还存在一定的时滞，即会计准则的规定常常落后于会计实践的发展和经济行为的创新，因而在实践中常会出现会计处理“无法可依”的现象，这也为会计政策的选择提供了空间。具体到我国的会计准则体系，企业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过程中有哪些会计政策选择余地呢？笔者在这里以2006新会计准则体系为依据作了一个粗略的归纳，如表4-1所示。由于会计政策选择的余地太多，几乎每一项具体业务的会计处理过程中都会涉及到职业判断，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只罗列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项目。会计准则规定了一些基本原则，企业遵循这些原则就可以更好地对其经济业务进行会计处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但是这些原则本身也只可对经济事项进行定性判断，从而为会计政策选择留有余地。如重要性原则，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的会计核算应当遵循重要性原则的要求，在会计核算过程中，对交易或事项应当区别其重要程度采取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那么，什么是重要事项,怎样才算重要事项?重要程度的判断缺乏一个明确的标准，这就只能依靠管理者的主观判断，从而为管理者提供了会计政策选择的余地。再如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它是指企业的会计核算应当按照交易或事项的实质进行，而不应仅仅按照它们的法律形式作为会计核算的依据。但是由于经济业务的日益复杂，怎样判断交易事项的经济实质，明显为管理者提供了判断的机会，增加了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我国企业的会计核算过程中可供选择的会计处理方法有很多，列举如下:长期投资的核算方法，如，长期股权投资是采用成本法还是权益法核算，长期债权投资的溢折价摊销是采用直线法还是实际利率法；存货的计价方法，如，存货发出计价是采用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或其他所允许的方法；收入的确认方法，如，建造合同是按照完成合同法确认收入，还是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外币折算的处理方法，如，外币报表折算是采用现行汇率法，还是采用时态法等；所得税的处理43 方法，如，所得税是采用应付税款法，还是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借款费用的核算方法，如，借款费用是资本化，还是费用化。[57]表4-1我国会计准则中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项目需判断或选择的“点”或“域”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交易事项的经济实质重要性原则交易事项的重要程度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资产减值程度的确定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个别计价法等坏账准备计提方法余额百分比法、账龄分析法、赊销百分比法等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平均年限法、双倍余额法、年数总合法、工作量法收入确认的时点风险和报酬转移的情况或有事项基本确定、很可能、可能、很小可能的划分标准借款费用的资本化开始和停止资本化时点的确定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可变现净值的取得债务重组重组条件及价格的确定非货币性交易公允价值的取得所得税的处理方法应付税款法、纳税影响法（递延法、债务法）外汇业务中的折算汇率期初汇率、期末汇率、平均汇率总之，可供选择的会计政策非常多，这就为管理者留下了很多可发挥的空间。至于最终会选择什么样的会计政策或会计政策组合，这是利益相关方相互博弈的结果。针对各项具体的经济业务，管理者会选择哪种具体的会计政策不属于本文讨论的重点范畴。4.2.2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不足之处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会计规范体系赋予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是比较大的，这在客观上有助于上市公司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但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治[58]理体系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会计政策选择也呈现出以下特征和不足:44 （1）政策选择动机上，存在机会主义倾向适度的会计政策选择可以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促进企业效率的提高。但我国许多上市公司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存在着机会主义倾向，如为了规避管制、降低税负、粉饰业绩、操纵股价等目的而进行的政策选择。机会主义型会计政策选择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实现管理当局等个别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其以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代价，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也无法使资本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2）政策选择行为上，随意性比较大许多上市公司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和科学的选择程序，会计政策选择的随意性较大，造成部分会计信息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如随意确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比例，随意伸缩合并会计报表的范围，随意改变存货计价方法等。（3）政策选择效果上，没达到整体优化企业会计政策是一个系统，各项会计政策均应服务于企业的发展总目标。但是，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往往从单一动机进行会计政策选择，不注重会计政策组合的整体优化，政策目标与所选择的方法程序没有内在一致性，抵消了部分政策选择功能，从而根本无法评估政策效用。4.3上市公司假借会计政策选择调节利润的手法列举会计准则的制定者在制定会计准则时，从来没有想使会计准则成为刻板的教条，一些会计准则会有一定的灵活性，由企业根据自身的情况加以选择采用。但是，一些上市公司却利用会计政策给企业创新的空间，人为地调节成本和利润，其主要表现形式有:（1）随意变更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和折旧年限。一个企业可以使用的折旧方法有许多种，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年限在实际工作中也不可能达到准确估计，通常企业一般希望在资产负债表上的折旧速度慢一些，因为这能导致当期利润最高和资产净值最大。一些上市公司当效益不佳时，为了账面上的好看，往往把固定资产折旧方法从加速折旧法改为直线法，从年限平均法改为产量法或工作量法，以及将固定资产预计使45 用年限延长，如此可以达到降低本期成本，增加报告期利润和高估资产价值之效果。（2）随意改变资产减值准备提取金额。准则规定上市公司必须提取八项资产减值准备金，这是防范财务风险、稳健经营的重要措施。然而一些上市公司没有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可能发生的损失做出恰当的估计，资产减值准备金提取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有的甚至改变已实行的准备金计提方法。一些上市公司为了取得配股资格或避免摘牌，利用应收账款来调节利润，变更坏帐准备计提方法，由备抵法转为直接转销法，由帐龄分析法转为余额百分比法，应做减值准备而未做，不计提或少计提坏帐准备，虚增利润高估资产，致使应收账款的高龄化日趋严重。（3）随意变更存货计价方法。存货计价方法不仅对资产负债表上的存货项目，而且对产品销售成本进而对当期利润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存货计价方法有多种选择，哪种计价方法更好一些，是后进先出法，还是先进先出法，或是其它方法，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事实上，采用哪种存货计价方法，以及是否改变存货计价方法大多是根据企业的需要决定的。例如，某上市公司将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由原来的加权平均法改为先进先出法，公司的毛利因此由上年的17.6%上升到本年的18.9%，由于销售毛利率的变化使公司当年的主业利润增加了2474万元。（4）随意变更收入确认原则。具体会计准则对收入的实现提出了“四个基本条件”，与原来的行业会计制度相比更加严谨。但在实务中，上市公司提前确认收入的例子仍然很多，即在销售完成及货物起运之前或客户还有权取消订货或推迟购货的时候，先行确认销售收入，如在年末集中开具销售发票或将下年度销售的产品移作本年度，结转有关成本，计算实现收益。这样做帐，实际上很多货款无法收到，虚增当期利润，进而超前、超额分配。（5）推迟或提前确认本期费用。会计期间假设及应计制，使上市公司在对外报告过程中，通过操纵可自由控制的应计项目，使利润在不同的会计期间转移，这种随意操作在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摊销方面尤为突出。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按历史成本计价，然后分期摊销，摊销期限根据有效使用年限与法定寿命期孰短原则确定。但一些上市公司却没有按制度和准则办，如某上市公司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利润总额是346万元，仅为上年的15%，年末待摊费用余额高达2356万元，年末递延资产余额高达4720万元，两项合计占流动资产年末余额的15%以上。注册会46 计师出具的保留意见称，公司待摊费用、递延资产的摊销不符合有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影响了本年度经营成果的真实性。（6）利用或有负债做“业绩游戏”。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上市公司涉及的或有负债事项十分普遍，而且涉及金额巨大，一旦或有负债转化为实际负债，公司的财务风险将大大上升。在实际业务中，许多上市公司认为或有负债难以确认，因此，对或有负债事项的管理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也不按会计制度和具体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并充分披露，有的甚至在或有负债已经转化为实际负债的情况下，仍不登记、不核算，继续做“业绩游戏”。如某上市公司1998年涉及诉讼的债务金额高达8.4亿元，占公司总资产的40%，是公司净资产的3.5倍，庞大的涉讼债务虽然属于或有负债，却大大膨胀了公司的财务风险，不容推卸的连带责任已使公司的生产经营举步维艰。以上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上市公司“高度开发”会计政策的种种表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利用会计政策进行利润调节的目的，我国上市公司着眼于报告期有较高利润，即采取种种方法相应减少本期费用，增加本期账面利润；而外国上市公司则着眼于报告期利润最低和所得税最少，即提前确认损失、费用，储备利润以备应急之需。47 第五章公司治理框架下提高会计政策选择效率的对策5.1新准则对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可能影响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包括1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在内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并规定上市公司从2007年1月1日开始执行。新会计准则体系的发布实施，标志着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之间实现了实质性趋同，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提升中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中地位的非常重要的一步。新会计准则在适应会计实践发展、接轨国际会计准则的同时，也改变了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限度，从而影响着企业的利润管理行为。笔者在仔细研读新旧会计准则后发现，新准则在某些方面将会遏制上市公司的利润操纵行为，而有些准则可能扩大了上市公司利[62]润操纵的空间。5.1.1新准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遏制上市公司的利润操纵行为新会计准则充分考虑了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经济环境和会计环境，在若干具体准则中，较多地压缩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选择项目，限制了上市公司利润调节的空[60]、[61]间范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取消存货计价的后进先出法，使利用存货调节利润的手段失灵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对当期利润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存货的价格波动上，当存货价格处于上涨时期，采用后进先出法，将最高价格的材料入账，使当期成本费用上升，减少当期利润；采用先进先出法，将最低价格的材料入账，使当期成本费用下降，增加当期利润。若存货价格处于下降时期，则正好相反，即采用后进先出法减少成本，增加利润；采用先进先出法则增加成本，减少利润。新会计准则取消了“后进先出法”，这一核算方法的变动将使企业利用变更存货计价方法来调节当期利润水平的惯用手段不能再被使用，使所有企业的当期存货耗费，都是以实际的历史成本计价，而没有人为调节因素。48 （2）资产减值准备不可转回，堵住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的主渠道我国新准则并未顾及IAS36关于“资产减值可以转回”的规定，而是明确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此前我国相关会计准则允许资产减值准备转回的规定为上市公司提供了利润操纵空间。近年来八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备受上市公司青睐，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计提比例和计提数额关系到企业当年的盈利状况，甚至有可能直接扭转其趋势。通常情况下，部分上市公司在业绩较差时少提准备可以“润色”业绩，有的则在经营较好时多提准备，以便为随后的会计期间做好“业绩储备”，致使八项计提以其“灵活性”和“随意性”成为许多上市公司随心所欲的利润操纵手段。新准则的颁布实施将切断运用这一方法管理盈余的途径，有效地遏制利用减值准备作为“秘密储备”调节利润的情况。同时，如果上市公司抢在新准则实施前的2006年度大量冲回减值准备，则必须提出充分适当的证据表明原来计提减值准备的适当性，否则以前年度的计提就会被认定为滥用会计估计，应当按照会计差错处理，转回的减值准备不能作为2006年度的利润。（3）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以账面价值作为会计处理基础，以避免利润操纵目前我国企业的合并大部分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根据现行准则规定，合并对价形式上是按双方认可的公允价值来确认，而实质上人为操纵因素过多地干扰了公允价值的客观性，使得上市公司通过合并重组一夜暴富，甩掉亏损帽子的事例屡见不鲜。新《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规定，合并方在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资产和负债，应当按照合并日资产在被合并方的账面价值计量。合并方取得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合并对价的差额，应当调整资本公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企业利润操纵行为，提高了上市公司利润的可信度。5.1.2新准则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扩大上市公司的利润操纵空间新会计准则全面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并且给予公司更大的自主权来调整其会计政策，更多地体现了和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因此，有关资产减值准备等准则虽然降低了利润操纵空间，而有关公允价值计量、债务重组、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开发费用处理、借款费用资本化等准则却扩大了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的空间。在这种情49 [60]、[61]况下，一些公司仍然可能依据新准则，运用新的手段来对公司利润进行调节。（1）新债务重组准则和非货币性交易准则将给上市公司重新带来高额利润新《债务重组》准则改变了“一刀切”的规定，将原先因债权人让步而导致债务人被豁免或者少偿还的负债计入资本公积的做法，改为将债务重组收益计入营业外收入，对于实物抵债业务，引进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公允价值与重组后债务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这一会计准则对一些高负债公司利用债务重组蓄意包装利润预留了空间，因为中国的银行多为国有控股银行，能否豁免债务常常取决于地方政府一句话。再则，一些关联方还可以通过一面豁免债务、一面做高业绩来操纵股价，搞内幕交易、包装利润比较容易，结果越是债台高筑，越是利润丰厚。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也规定，以非货币性资产换入的资产应当以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再次运用了公允价值来计量，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这一交换将再次产生利润。例如一家商贸公司决定以账面价值为100万元、公允价值为200万元的库存商品，换入另一家公司账面价值为150万元，公允价值为200万元的房屋。该商贸公司对换入资产采用公允价值200万元计价，则给商贸公司带来了100万元利润。此外，对于公允价值的确认也是一个操纵点。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允价值比较容易确认，但是在市场不充分的情况下，如何确认公允价值则是一个难题，“公允价值”是否能确保公允值得考虑。（2）无形资产开发费用处理以及摊销期、摊销方法的改变，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变更等，为上市公司的利润操纵开了方便之门现行《无形资产》准则将无形资产研发支出全部计入管理费用，新《无形资产》准则将企业的研发过程划分成两个阶段，并允许开发支出予以资本化，即将开发支出归入无形资产中定期进行摊销，和以前全部计入管理费用相比，大大降低了对当期利润的冲击。然而却给上市公司的利润操纵另开一片蓝天，原因是新准则虽然对公司的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定义进行了区分，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无形资产研发业务的复杂性、风险性，将很难明确划分研究和开发两个阶段。因此，公司如何划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也就决定了研发支出费用化和资本化的分界点，从而达到操纵利润的目的。另外，新准则对无形资产的摊销不再仅仅局限于直线法，并且摊销年限也不50 再固定。因此，上市公司可能会通过调节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或方法来进行利润操纵。通过减少摊销年限和加速摊销来降低公司的利润，或者以相反的手法来提高利润，达到利润操纵的目的。类似地，新《固定资产》准则关于调整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等规定，也为上市公司的利润操纵大开方便之门。新《固定资产》准则第十九条规定：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使用寿命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的，应当调整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净残值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的，应当调整预计净残值；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预期实现方式有重大改变的，应当改变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固定资产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的改变应当作为会计估计变更。这就是说，每年末注册会计师在对上市公司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方法及预计净残值进行审计的时候，公司只要找到证据表明其固定资产使用寿命等与原先估计有差异，就可以进行会计估计变更，对利润进行调整，从而达到利润操纵的目的。（3）借款费用资本化范围的扩大为上市公司利润操纵另辟蹊径新《借款费用》准则最大的变化，一是扩大了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资产范围：原来仅为固定资产，现在包括固定资产、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达到可销售状态的存货、投资性房地产和无形资产等；二是扩大了可予资本化的借款范围：原来仅为专门借款，现在包括专门借款和一般借款。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范围扩大给上市公司利用借款费用进行利润操纵指引了道路。根据规定，如果相关资产的购建或生产占用了专项借款之外的一般借款，被占用的一般借款的利息支出允许计入资产，这样公司可以在一般借款的利息支出和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上调节当期盈余。例如，公司如欲提升业绩，需要扩大利息资本化的范围，则可以采用一定的手段使专项借款之外的一般借款的利息支出符合计入资产的要求，另一方面，将已完工的固定资产长期作为在建工程核算，这样既延长了利息支出计入资产的时间，又减少了折旧的计提，从而达到增加当期盈余的目的。相反如公司欲隐藏利润，则又可能将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利息调整为一般借款利息，以扩大当期财务费用来降低公司业绩，达到减少盈余的目的。我们必须看到，新准则重在使会计信息更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济实质，强调有利51 于利益相关者的决策之用。但是，会计准则的修改本身并不能完全消除企业的机会主义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在全面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后，企业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根据经济预期的改变调整会计政策，由此引发的监管使命依然任重道远。必须强调的是，会计准则毕竟只是一个生产会计信息的技术规范，它只能告诉我们“该如何办”，而在实际工作中究竟怎么办是企业中“人”的职责。对会计准则的恶意误用属于准则实施中“人”的问题，从大的方面讲是上市公司治理生态的问题，不能归咎于准则本身。对于准则实施中“人”的问题，我们要通过加强市场监管、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投资者甄别会计信息的能力等系统工程来解决。5.2提高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效率性的对策新会计准则是顺应我国经济快速市场化和国际化需要而诞生的，其目标是使会计信息更加可靠、更加相关，在新准则的运用过程中，我们应该坚决制止对会计政策的恶意使用而导致的财富分配不公。为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证会计政策选择的效率性，就必须完善公司治理体系，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针对我国当前公司治理与会计政策选择的现状，我们应立足解决好以下几方面的问题:5.2.1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体系我国上市公司滥用会计政策选择权，随意操纵会计数据的事实，不仅证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而且也说明我国在证券市场等方面也存在不少弊端。这就是说，我国上市公司产生的种种问题，不仅仅是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缺陷造成的，而且也与公司外部监控机制的系统失灵密切相关，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体系必须多管齐下。[62]、[63]（1）深化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分置是指上市公司的一部分股份上市流通，另一部分暂不上市流通，这一现象为我国股市所特有，是在诸多历史原因下形成的。股权分置造成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极不合理、不规范，表现为：上市公司股权被人为地割裂为非流通股和流通股，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约为三分之二，并且通常处于控股地位。其结果是，同股52 不同权，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容易产生一股独大、甚至一股独霸现象，使流通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2005年9月4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公布了《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大规模的股改工作由此正式启动，其目的是改变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利益取向不一致的公司治理状况，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提供制度基础。如今，历经一年多时间的股改进程已接近尾声，这将极大地推动证券市场的发展，大大降低上市公[62]司的治理成本，主要体现在：（1）抑制一股独大结构下的大股东权力滥用；（2）非流通股东和流通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形成公司治理的共同利益基础；（3）有利于建立和完善管理层的激励和约束机制；（4）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更为活跃，投资者可以分享更多的并购溢价和市场机会；（5）为股东积极治理的兴起创造条件；（6）企业将获得与国际标准趋同的公司治理溢价。股权分置改革后，要想从根本上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实现股权分置改革的预期效果，公司治理还必须做好以下几点，以配合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进行。其一，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和透明性提出了更大的挑战，要求上市公司披露信息应更加全面、及时、真实、合法。因此，应构建可操作性更强的信息披露责任机制，强化上市公司管理层披露信息的有关责任，提高独立董事在公司决策机制中的决策和监督职能，充分发挥审计等社会中介对披露信息的监督作用，加大对虚假信息披露的监管处罚力度，制定有效的股东诉讼制度和赔偿制度，以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其二，加强上市公司的制度创新。现阶段上市公司质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市制度和股市运作机制效率的缺乏，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一些问题的产生将促使上市公司必须加快自身的制度创新力度，要建立市场导向理念，要重视公司的战略决策、产品研发、提升管理水平，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创新，不断完善经营管理者的考核与选拔机制，努力提高公司的市场适应力。同时，上市公司的一些入市制度也要创新，在股市运作方面要实现股票交易制度、融资条件、并购重组等制度上的创新，以优化资本市场环境，促进股改后新股发行机制的建立。[55]（2）引入CMF治理机制CMF(CorporateMonitoringFirm,即公司监控机构)是近年来西方学者提出的一53 种新的公司外部控制形式,它类似于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属于盈利性的社会中介机构,但它不是对公司的事后监控,而是过程监控。CMF的基本任务是:为客户企业提供董事提名服务,并负责监督提名董事的决策控制表现。CMF机制的安排使董事提名权由公司内部向外部转移,并力图实现对公司各董事会成员的激励约束相容。CMF机制的运作过程是:存在多家相互竞争的CMF,它们的营运表现定期地在公开的媒体公布；客户公司的广大股东可以方便地了解各家CMF的真实情况,并在年度股东大会中提名2-10家的候选CMF,再由股东投票选出一家CMF,为避免某家CMF与拥有公司股①权的管理层串谋操纵选举结果,可采用偏好投票法；由选出的CMF负责向股东大会提名董事,经股东选举确认或直接进入董事会；CMF有责任对自己提名的董事进行监控,判断其表现并在下年度股东大会为股东提供董事会工作评价报告。CMF作为社会中介机构,可为多家客户公司提供长期服务,它的一举一动将接受社会舆论的监督与评判。从其长远利益来讲,它总是希望能依靠准确的用人判断与高度的独立性来赢得声誉,以获得更多的客户,达到满意的盈利水平。作为一项公司控制机制的创新,它的优点在于:首先,CMF与股东之间是一种长期委托代理关系，由CMF代表股东对被监管公司的各项重大运营事宜进行监督管理,由CMF代表全体股东在股东大会中行使投票表决权，从而使股东的权利真正得以行使。其次,CMF制度可以彻底解决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性,CMF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由被监管公司支付CMF服务费,也就意味着由全体股东支付费用；同时,由于CMF提升公司治理效率而增加的利润同样由全体股东分享,这就避免了长期困扰股东的成本与收益不对称性问题。第三,CMF有利于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董事提名不再由内部人控制,CMF虽然可以听取经理人员的建议,但它必须凭借自身从多渠道掌握的信息和丰富的经验做出最后的判断,并要对自己的选择承担风险责任,因此它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内部人的不合理干预。[64]（3）改进经营者的薪酬计划严格地讲，完整的经理薪酬计划包括薪酬理念与薪酬目标、薪酬战略、薪酬包（paypackage）等组成部分。薪酬理念与薪酬目标是指企业发放薪酬的指导思想、想要达①例如:十家候选CMF中有九家是占股权75%的股东支持的,但票源分散，而另一家CMF是拥有25%投票权的经理人员所持有的，为防止经理人员操纵结果,采用每个投票人按其偏好将所有候选CMF排序打分的方法选举,再根据各CMF的总得分决定公司最终的选择。54 到的目标。薪酬战略和薪酬包是指企业按照发放薪酬的指导思想，用以实现薪酬目标的具体手段。薪酬战略包括制定薪酬计划的相关组织建设（如薪酬委员会的建立）和具体的制定原则；薪酬包则是指薪酬的具体组成部分、发放原则。上市公司制定经理薪酬计划时要对以上方面作全盘考虑，具体来讲应该树立以下观念：（1）薪酬计划应与企业的经营战略保持一致；（2）坚持“为业绩付酬”的薪酬理念；（3）薪酬计划应与业绩评价系统保持一致；（4）薪酬计划的收益要大于成本。目前，许多上市公司开始尝试股票期权的薪酬计划，但是我们对此保持谨慎的态度。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限制了股权激励作用的充分发挥，缺乏真正的经理市场，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很差，难以寻觅股权激励的股份来源，没有相应的公司法、会计、税收等法律法规支持等，尤其是企业的治理不健全。在目前，股权激励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并不在于它本身提供的激励，而在于它为经营者构建的远景，在于给经营者一个信号——要为长期业绩付酬、要提高报酬业绩敏感度，在于为以后规范的股权激励铺平道路。所以，企业如果想现在变革经理薪酬计划，股权激励应当慎行。如果企业能够承担股权激励带来的变数，可以作有益的尝试；如果企业寄希望于通过股权激励马上改变企业所处的窘态，就大错特错了。总之，我国现阶段的股权激励只能锦上添花，难于雪中送炭。其实不一定非要采用股权激励的方式来进行长期激励，薪酬包中其他部分具体手段的变化组合也可达到此目的，长期激励的手段并非只有股权激励，基于会计业绩的长期激励同样可以达到拉近股东与经营者利益的目的。[49]（4）健全外部市场监控机制我国上市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烙印，有其固有的制度性缺陷。要克服这些缺陷，就必须实现外部治理机制创新，必须完善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和职业经理人市场，通过外部治理机制的优化来推进我国上市公司的良性发展。在培育竞争性的控制权市场方面，最终的办法是打破公司控制权的国家垄断，使公司控制权市场化。在我国，实现公司控制权市场化的根本在于国家让出其控制权，让市场上那些愿意通过公司控制权来施展其管理才能的企业家购买，引进公司控制权的市场竞争机制。另外，控制权市场要发挥作用，还必须有经理人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与之相辅相成。因为经理层作为公司的实际管理者，行使着处置公司财产、管理55 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实际职能，若没有充分效率的经理人市场机制，很容易产生经营权的垄断并导致内部人控制，衍生经营者道德风险问题。此外，控制权交易必须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为这一机制的有效运作创造公正有效的法制环境。在经理人市场治理机制的优化方面，关键是要通过体制改革和价格机制的作用，使职业经理人逐步市场化、职业化，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①引进职业经理人的公开选聘制度。职业经理人和实物资本不是简单的雇佣关系，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都是利益相关者，要采取各种措施淡化这种雇佣关系，运用股权激励等方式，鼓励职业经理人成为企业的所有者，以企业所有者的心态来经营企业，同时建立完善的约束机制约束职业经理人的经营行为。②建设职业经理人资质测试和认证体系。在职业经理人进入市场前，职业经理市场的中介机构会对职业经理人的从业资格进行审查，看其是否具备担当相应的企业管理工作的条件。在验证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所具有的各种学历学位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之后，职业经理人市场通过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还要对入场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进行职业标准测试。这样既可以确保入场的职业经理人的综合素质达到企业要求，也可以突出职业经理人市场的自身特色。③完善经理人市场的竞争机制。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企业主为获得满意的职业经理人，必须不断改善用人机制，创造一种能吸引、留住职业经理的条件。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职业经理人市场服务机构也应处于竞争之中。他们以其优质的服务、适宜的服务费用等去竞争服务对象，树立社会信誉，提高知名度，从而给职业经理人市场带来活力，使职业经理人市场服务机构更健全，服务更周到，管理更完善。在培育充分竞争的产品市场方面，要消除企业的进入退出壁垒，打破地区分割。首先，除了涉及国家安全和自然垄断的行业外，一般产品市场应向所有企业放开；其次，对于低效亏损、应当被淘汰的股份制国有企业应当让其及时退出，否则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整个国有经济的效率提高；最后，还应当破除地方保护和地区封锁，建立统一的全国性大市场。当然,我们也不能对外部因素对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过分夸大,毕竟公司治理的内部因素是内因,外部因素只是影响公司治理的外因,内因决定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决定公司治理好坏的最终标准还是来源于公司的内部因素,期望仅仅通过外部因素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去加强公司治理就会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56 5.2.2构建高质量的会计准则体系以会计准则为核心的会计规范对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现实的约束性，会计政策选择是规范与自由对立统一的产物。一般来说，不管上市公司出于何种动机，它也应在会计规范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选择，除非会计规范中尚未做出规定。因而会计规范本身完善与否是会影响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鉴于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投机性强以及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现象严重的情况，应加快完善以会计准则为主的会计规范体系，并根据出现的问题及时对新准则体系加以修订和补充。2006年我国颁布了新的会计准则体系并于2007年1月1日首先在上市公司执行，新准则不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会计准则要经过政府与上市公司“多次博弈”才能逐步完善起来，一次博弈过程的完成，会计准则便暂时达到“纳什均衡”状态。但随着环境的变化，政府和上市公司又会开始新一轮的博弈，其结果又达到新的“纳什均衡”。这样，会计准则经过多次博弈不断完善，“纳什均衡”的均衡点就会不断地由[25]低层次向高层次逼近。（1）理顺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模式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模式类似于原则基础，近年来也出现了“郑百文”、“银广厦”等会计造假事件，那么中国是否要继续走这条路呢?以目前的情况来说，我们的条件是不成熟的。首先，我们还没有建成一个完善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要制定一个原则导向的会计准则体系，势必要求会计和审计人员能根据广泛的原则来处理经济业务，如FASB所说，必须有一个完整、内在一致和明晰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但至今我们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还远远没有完善。再次，目前报表编制者和注册会计师还不具备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所需要的专业判断水平。我国会计人员总体素质不高，在现有的1200多万会计人员中，中专以上学历的只占47%，而且缺少高层次的会计人才。会计人员是会计活动的主体，会计信息是会计人员对会计要素进行确认与计量后生成的，因而免不了要对客观经济活动的一些不确定性因素进行估计、判断与推理，不同素质的会计人员进行的估计、判断与推理往往导致不同的结果，一些素质较差的会计人员即使遵循了会计原则的要求，但57 由于其认识水平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使计量出的会计数据脱离实际情况，使会计信息出现失真。最后，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不利于监管机构对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进行监管，也不利于解决由于财务报告引起的法律纠纷。由于原则基础的准则要求更多地运用职业判断，就有可能即使进行忠实的职业判断也会对类似的交易和事项产生不同的解释，这就使得监管机构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来衡量会计人员行为的对错。但是，以原则为基础的会计准则体系是国际趋势，美国也在安然事件之后对其规[25]则基础的会计准则模式进行了修正。所以，我们不仅不能放弃原则基础，还要制定更多的准则，继续完善我们的准则体系。当然，准则制定模式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要与具体国情相结合，在当前情况下我国采用偏向原则的准则制定模式，并增加对准则的细化解释，无疑是现实的选择。[65]（2）增强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广泛代表性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广泛代表性，对于保证会计准则的公平性、适用性以及协调、兼顾社会各方利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现行会计准则制定模式的代表性不足主要体现在其所代表的利益主体单一，即由财政部制定会计准则，仅仅代表了政府机构以及基于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势必使会计准则产生侧重于国有资本而忽视其他利益主体的特点，不利于建立各种成分经济主体公平竞争的环境。因此，应该扩大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人员的来源渠道，广泛吸收来自学术界、实务界等各利益集团的代表，改变目前政府官员“一统天下”的局面。会计准则制定人员的广泛代表性，既是会计准则桥梁地位的要求，也是由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性所决定的。[65]（3）加强会计准则制定过程的公开性在制定准则的过程中还应有一套严格的程序，确保其能充分地吸收、采纳各方意见。我国也有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类似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也是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对会计准则制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重要渠道，但其人数和代表性尚有欠缺，制定过程的公开性不足。虽然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也要经过计划、研究、起草、征求意见等四个阶段，但除了最后的征求意见阶段社会公众能够看到准则的征求意见稿以外，前三个阶段都存在公开性不足甚至不公开的状况。这必将导致企业管理当局影响会计准则制定的主要方式是事后的利润操纵，这一现象使得会计准则制定表现为58 “救火式”。笔者认为，加强准则制定过程的公开性可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参与方应广泛，增补一些来自社会不同部门、具有制定准则所需要的相关知识的人员到准则制定机构中去，其作用应进行协调；其次，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完善准则制定反馈意见交流机制，使准则具有科学性和操作性。5.2.3严格遵循会计政策选择的基本原则从上段分析可知，新会计准则体系的不确定性有很大的提高，这一方面增强了其适用范围和操作灵活性，另一方面则对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要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公司的持续发展，避免遭受法律的制裁，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这里有必要重申会计政策选择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对上市公[66]司在执行新准则中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进行有效规范。（1）目标导向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务会计的目标就在于以通用财务报表的形式为财务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关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有用信息，以便他们进行投资、信贷和类似决策。同时，反映企业管理当局经营管理责任的履行情况。会计政策作为企业生成财务信息的基本方针，当然应当体现企业财务会计的目标。从当代实证会计的研究成果来看，遵从会计目标来选择会计政策也符合有效契约型的会计政策选择精神。尽管机会主义型的会计政策选择问题在实务中较难避免，但我们总是可以通过会计准则的完善，对会计职业的规范管理和加强审计监督以及强化企业法人治理来尽可能缩小其作用范围。（2）一致性原则。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各国的会计规范一般都规定企业会计政策一经选定不得随意变更，如FASB对一致性的定义就是“从一期到另一期会计政策和程序的不变性”。我国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也规定，“企业采用的会计政策，在每一会计期间和前后各期应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但是，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变更会计政策：“①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变更；②会计政策变更能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因此，会计政策的选择，实际上应当是一个持续优化的过程，贯穿于企业整个经营活动的始终。59 （3）稳健性原则。从技术的角度讲，稳健性原则要求企业选择会产生最坏直接后果的会计政策处理企业经济业务，即不预计任何可能的收益，但预计一切可能的损失，以及“如有可疑，立即注销”。这一原则要求企业管理当局在选择会计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活动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减少虚增利润、高估资产的可能性，以提高企业会计报表的可信性及增强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4）成本效益原则。为了使企业披露的会计政策能够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应当考虑选择会计政策的潜在成本和效益。由于会计政策具有经济后果，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会导致经济利益和分配格局的调整，某项会计政策选择可能给某一利益相关者带来了效益，同时可能要以另一利益相关者付出成本为代价。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应站在利益相关者的立场上，权衡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整体成本与效益而非某一方的利益得失，也不能只考虑某一会计政策、方法是否绝对最优，而是应考虑该政策、方法①是否具有帕累托改进效应。（6）适度超前原则。会计政策可选择空间的确定是一个会计理论指导会计实践的具体过程。作为一种理论，应当具有一定的适度超前性，它不仅应该能够解释会计实务，而且还要能预测未来的趋势。过于符合现实情况的准则是经不起太长时间考验的，它只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具有指导意义,而且这种指导性也是不完全的，不能深入地指导和预期会计实务工作的发展、进步。会计政策的可选择空间既要符合现实国情，同时又要考虑到国情的发展趋势，使准则能在相对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因而在理论上要具有适度超前性。（6）充分披露原则。企业会计政策特别是重要会计政策的选择与变更改变了财务报告的编报基础，对会计信息影响巨大，所以企业要做到充分披露。美国著名会计学家埃尔登·S·亨德里克森(EldonSHendriksen)认为，企业财务报告的充分披露应[15]包括三项标准:①揭示的适当性，指会计报表至少要揭示不至于令决策者产生误解的信息；②揭示的公正性，即会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不偏袒于任何一个报表阅读者和使用者；③揭示的充分性，指在报表中要尽量包括所有与决策相关的重要信息。①帕累托改进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60 第六章结论与展望我国对会计政策选择这一课题的研究时间还不长，但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以准则为核心的会计规范体系的建立，研究该问题的重要性必将日益凸现，并将成为新世纪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选择从公司治理这一视角对会计政策选择问题进行研究，其着眼点在于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种种不规范行为产生的根源是公司治理体系不够完善。（1）本文分析了公司治理与会计政策选择的关系，对目前国际上两种主要的公司治理模式下各自会计政策选择的特点进行了比较，分析了这两种主流公司治理模式下的会计政策选择对我国的借鉴意义。（2）在对我国会计政策选择具体分析部分，本文选择以上市公司作为会计政策选择的主体，因为上市公司是我国目前所有企业形式中管理最为规范的一种，其公司治理水平最高，会计信息披露最为详尽，且具有可观察性。在介绍了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总体现状后，分析了我国会计法规赋予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以及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总体现状，特别分析了我国某些上市公司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进行利润操纵的问题。（3）2007年1月1日起我国上市公司开始执行新会计准则体系，新准则体系在遏制上市公司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进行利润操纵方面采取了诸多应对措施，但同时也赋予上市公司更大的会计政策选择空间。因此，为使新会计准则体系的规范作用得到发挥，并避免其再次成为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的工具，必须尽快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在公司治理生态上为新准则的顺利实施提供保障，本文可视为对这一问题的一点思考成果。会计政策的选择直接作用于会计信息，会计信息又是公司治理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公司治理机制又对会计政策的选择有一定的约束力，对会计信息质量施加影响。61 因此，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实现会计政策的选择从机会主义到效率的转变，保证会计政策的选择以公允性为导向，从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体现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上市公司选择会计政策会产生一些不经济、非效率的行为和效果，有其消极的一面。但随着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当具备了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备的会计规范体系和有效的外部约束机制后，上市公司拥有的会计政策选择权就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范式。62 参考文献[01]刘泉军.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探悉[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4（2）:95-99.[02]李姝.基于公司治理的会计政策选择[J].会计研究，2003（7）:24-27.[03]席彦群.论寻租理论与会计政策选择[J].管理世界，2003（5）:139-140.[04]WilliamR.Scott.FinancialAccountingTheory[M].PrenticeHall,1997.[05]李成全.浅析我国新会计准则的背景、特点及必然性[J].会计之友，2006（12X）:69-70.[06]陈龙.会计政策选择的若干理论问题探讨.不悔论文网,2005-8-24.[07]黄菊波,杨小舟.试论会计政策[J].会计研究,1995（11）:1-5.[08]张昌任.企业与资本市场的会计研究[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09]JensenM.C.,W.H.Meckling.CantheCorporationSurvive？[J].FinancialAnalystsJournal，1978（1）.[10]罗斯·L·瓦茨,杰罗尔德·L·齐默尔曼著.陈少华等译.实证会计理论[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11]WattsR.andJ.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M],PrenticeHall,1986.[12]HealyP.TheImpactofBonusSchemesontheSelectionofAccountingPrinciples.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cs[J],1985（1）.[13]黄文锋.论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3(3):55-58.[14]Sweeney,A.P.Debt-CovenantViolationsandManagers’AccountingResponses.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cs,1994（5）.[15]李瑞生,朱力.论现代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J].会计研究，1996（8）:41-43.[16]胡春元.现代产权理论与会计政策选择[J].财经问题研究，1996（2）:35-39.[17]吴星宇.中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证研究：中国的分红计划假设检验[D].上海财经大学，1999.[18]王跃唐.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基于沪深股市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00（12）:31-40.[19]刘斌等.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市场反应研究[J].经济科学，2004（4）:55-62.[20]王运传.会计政策选择研究及其评析[J].财会通讯，2006（2）:72-77.63 [21]王中信，杨得明.契约视角下会计政策的选择.审计研究，2006（1）:48-52.[22]林彬.论不确定性会计[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23]蒋义宏,魏刚.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与财务问题研究[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24]张跃进,张耘.会计政策及其选择[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25]刘小年，吴联生.会计规则的制定目标：信息中立还是经济后果.会计研究，2004（6）:11-16.[26]PerteroveChristensen.AccountingPoliciesinAgencieswithMoralHazardandRenegotiation.JournalofAccountingResearch,2002（9）.[27]ZeffS.A.TheRiseofEconomicConsequences[J].TheJournalofAccounting,December1978:56-63.[28]巴泽尔著.费方域译.产权的经济分析[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29]Defond,MarkL.andJamesJiambalvo.DebtCovenantViolationandManipulationofAccrual.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cs,1994（17）.[30]李维安.公司治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31]MichaleJensonandWilliamMeckling.TheoryoftheFirm:ManagerialBehavior,AgencyCostsandCapitalStructure.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976（3）.[32]（美）布莱尔.所有权与控制——面向21世纪的公司治理探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3]杨旭东.公司治理的内部结构与外部控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34]WilliamU.Parfer.AccountingSubjectivityandEarningsManagement:APreparerPerspective[J].AccountingHorizon,2000（3）.[35]RobertBushman.Financialaccountinginformation,organizationalcomplexityandcorporategovernancesystems.JournalofAccounting&Economics,2004.[36]北京市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组编.公司治理结构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37]孟卫东.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有效性的标准及其实现途径[J].商业研究，2003（9）:56-57.[38]Larcker,D.TheAssociationBetweenPerformancePlanAdoptionandCorporateCapitalInvestment[J].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cs5（April1983）.[39]WattsR.andJ.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AtenYearPerspective[J].theAccounting64 Review,January1990:131-156[40]Gordon,M.J.Postulates,PrinciplesandResearchinAccounting[J].AccountingReview39（April1964）.[41]侯希玉.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影响因素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6（11S）：74-76.[42]余浩虹.审计之困惑：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J].财会月刊，2005（27）：36.[43]DhaliwalD.andG.SalamonandE.Smith.Theeffectsofownercensusmanagementcontrolonthechoiceofaccountingmethods[J].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cs,1982(4).[44]曹廷求.近二十年围绕公司治理的主要争议及其启示[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0(3)：59-61.[45]杨胜刚.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模式及国际比较[J].国际金融研究,2001(9)：59-63.[46]肖海斌、刘斌.公司治理模式：国际比较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J].经济论坛，2005（21）：65-67.[47]郑开焰.会计政策选择的客观性和效率性分析[J].中国科技信息，2005（22）：62-63.[48]林钟高,章铁生.公司治理与公司会计[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49]杨成文.论会计政策选择目标[J].会计研究，2005（9）：8-13.[50]Ball,R.J.ChangesinAccountingTechniquesandStockPrices.EmpiricalResearchinAccounting:SelectedStudies1972[J].SupplementtoVol.10ofJournalofAccountingResearch（1972）.[51]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中国公司治理报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52]申香化.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学分析与治理创新[J].经济体制改革，2005（3）：17-21[53]冯根福.中国公司治理基本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经济学家,2006(3)：13-20.[54]BaruchLev.OntheUsefulnessofEarningsandEarning’sResearch:LessonsandDirectionsfromTwoDecadesofEmpiricalResearch[J].JournalofAccountingResearch,Vol.27supplement1989.[55]陈建新.美国CMF制度与中国公司治理制度创新[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4（2）：85-88.[56]KatherineSchipper.Principle-basedAccountingStandards[J].AccountingHorizons,March2003.[57]王文彬等.企业会计政策选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58]彭爱群,孔玉生.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思考[J].特区经济，2005（10）111-112.[59]OliverHart.IncompleteContractsandtheTheoryoftheFirm.JournalofLaw,Economicand65 Organization,Vol.4,1099.[60]翁守明.公允价值在新会计准则中的应用文献综述[J].会计之友，2006（8）：72-73.[61]王君彩，王保平．盈亏走向：基于实行新会计准则影响的全景透视[J]．中国总会计师，2006（6）:59-62．[62]巴曙松，陈良华．股权分置改革与公司治理[J]．理论动态，2005（30）:14-21.[63]孙逊．关于股权分置改革问题的思考[J]．税务与经济，2006（5）:27-29.[64]杨洪常．经理薪酬：美国公司治理改革的重要方面[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6（9）:29-33.[65]张一贞,郭箭.经济后果观对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启示[J].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05（6）：21-23.[66]曲晓辉,齐平茹.论会计政策的选择原则[J].会计研究，1999（2）:19-25.66 发表论文(1)李小云．基于会计政策选择的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南华大学学报，2006（3）．(2)李小云.公允价值：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计量属性的最佳选择[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6（5）.67 公司治理框架下的会计政策选择研究作者：李小云学位授予单位：南华大学被引用次数：1次本文读者也读过(10条)1.陈晓坤.刘龙才从公司治理视角看会计政策选择[期刊论文]-水利经济2006,24(1)2.张鸿雁基于公司治理的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研究[学位论文]20073.刘淑芬基于公司治理的会计政策选择研究[期刊论文]-商场现代化2010(27)4.赵国强浅议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政策选择[期刊论文]-经济师2006(3)5.部莉珺.BULi-jun基于公司治理的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期刊论文]-物流科技2008,31(12)6.徐昊.从进秀公司治理视角下的会计政策选择问题初探[期刊论文]-现代商业2007(23)7.李一帆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变更与公司治理的研究综述[期刊论文]-致富时代(下半月)2010(3)8.王玉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研究[学位论文]20079.吴昊我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研究[学位论文]200410.王宁基于公司治理的会计政策选择研究[学位论文]2007引证文献(1条)1.柳彩琼,柳卉,房玉硕,张进我国钢铁行业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研究[期刊论文]-商业经济2010(14)引用本文格式：李小云公司治理框架下的会计政策选择研究[学位论文]硕士2007